公眾以為“辱母案”的矛盾的背後凸現我國金融資源分配不公，如果中小企業也能像國企那樣可以從容不迫向銀行獲得 貸款 ，這些悲劇完全能避免，因此公眾思維的延伸以為這種悲劇的根子在於銀行的選擇性“捂款惜貸”普惠不足。
站在民眾角度看，可能很多人都有到銀行借款“碰壁”的經歷，似乎個人或者中小企業想在銀行申請沒有抵押的信用貸款的成功率都很渺茫，但從官方提供的貸款余額上看銀行貸款數額年年攀升，如果銀行不是選擇性貸款為什麽自己老是貸不到？自然使民眾聯想銀行的貸款不能普惠的原因壹定是被“關系”或者“潛規則”所替代。很少有人站在銀行角度來深層次裏想銀行為什麽不能普惠大眾。
那麽到底是什麽導致銀行不能給予廣泛的信貸授信？
因為社會存在著“二八定律”，就是財富會流到少數人手裏，20%的人占用80%的社會財富。換言之，就是銀行只要掌握20%的那些高凈值客戶就能很好生存，那麽剩下的大部分客戶對於銀行經營效率的提升其實幫助不大，有時反而成為銀行的“雞肋”。
銀行的櫃員為什麽會縮減？
因為銀行每多安排壹個櫃員為80%的低凈值客戶服務，銀行就可能要倒貼不少錢，銀行從低凈值客戶的頭上賺到的錢根本開銷不了櫃員的工資，這也是很多銀行砍掉櫃面使客戶排隊的原因。
當然貴賓客戶是不用排隊的，多有專門的貴賓通道有專人接待。就像普惠金融概念，喊了這麽多年，但現實就是難以推行，為什麽呢？因為銀行自身的商業化也要生存也要盈利也要賺錢，不可能把自己推向不利於自身發展的境地，所以銀行對客戶的選擇就是“帕累托最優”的選擇。
經濟學理論認為，在壹個自由選擇的體制中，社會各種人群是不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可以使整個社會的經濟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人們追求“帕累托最優”的過程其實是管理決策的過程，爭取最小的成本創造最大的效率和 收益 。
在企業和單位，企業壹般會優先保障自身員工的利益不受損害的基礎上追求企業最大收益。所以，除非是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都不可能來給那些社會資源少風險又極高的客戶來放款的。因此這個也是普惠金融至今也難如人意的原因。
打個比方，現在的農民普遍感覺到銀行可能拋棄了他們，筆者在基層銀行工作多年，也深知農村的那種困境。但感覺農村這種被拋棄的原因是農村集體土地的性質決定的，農民承包地的集體所有、固定財產的宅基地性質，導致農民根本沒有真正屬於自己能處置的那份財產，集體土地不是私有土地，銀行怎麽可能來收這種產權不明確的集體土地來做抵押品？盡管農民有宅基地，但法律規定農村宅基地只能在狹小的本集體範圍內流通，所以流通功能幾乎等於零。
再說我國二元結構使農村的發展權利受限制，加之農村教育資源落後，農民的經營管理認知能力的局限，多數人連銀行貸款合約都不壹定能看得懂，所以銀行更懷疑其經營掌控能力，授信條件的不符合可能使農民以為銀行在故意設置障礙把自己被排斥在授信條件之外，其實這個根子是壹些不合理的制度沒有給民眾壹個公平公正的起點。
銀行是追逐利潤的行當，就像商人，商人經營的是物品，銀行經營的貨幣，但道理是壹樣的，是商人就不可能拒絕賺錢，所以銀行也是不會拒絕賺錢的，只是銀行有特殊的要求，就是預先的風險控制，不像商人能壹手交錢壹手交貨，銀行是因為要提前把貨幣這種特殊商品交到客戶手裏，等壹段期限後，客戶還來本息，但這段期限內銀行的特殊商品也就是貨幣的安全怎麽來保障？所以銀行就會凸出擔保體系，來保證商品的安全系數。
當然銀行通過這種特殊商品來獲取了壹定利潤，所以保證這種提前交給客戶的貨幣能使到期履行合約就是銀行追求的終極目標，這個就使銀行壹定會註重借款客戶的信譽和擔保情況，可是現在的情況是，即使客戶信譽好，但由於擔保不足或者擔保的產品有先天缺陷，銀行為了自己利益不受損，壹定會使自己遠離風險，這個也是本能反應，無可指責的。
再回到山東暴力催債的案子中，“辱母案”中的於歡母親剛開始經營也是能從銀行借到錢的，只是後來國家去產能，於歡母親經營的鋼材產品屬於國家去產能計劃中的銀行禁止貸款的產業項目。
所以是經濟的宏觀調控使之出現經營困難並被迫向高利貸求助。再說當前經濟的不景氣，銀行對中小企業反應的冷淡，也是銀行為了資金的風險權重的考慮，以免自己也深陷其中，這個這個正是銀行壹種理性的表現。
如果銀行不理性，對經濟的打擊就不是那種高利貸個體的受害，而是全民都要被其裹挾，經濟的蕭條會使全國民眾利益受損。而高利貸表現的是市場不完善，經濟沖動帶來的不理性，所以國家應該打擊高利貸，恢復那種有秩序的理性經營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