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殺害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嚇得他的老爸唐高祖李淵退居二線讓出了皇位，躲進大安宮當了太上皇。
為了得到實缺官職，捉錢令史們借貸情趣盎然，爭先恐後。唐太宗的高利貸業務，也就做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
當代人們對於褚遂良的熟識，並不是因為他做過唐太宗李世民的諫議大夫、中書令，而是因為他臨摹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是當代最著名的書法教材。除了這些，更加鮮為人知的是，褚遂良還曾反對唐太宗發放高利貸及組織官員下海經商，因而對大唐初期貨幣借貸活動產生過相當重大的影響。
鮮為人知的是，褚遂良還曾反對唐太宗發放高利貸及組織官員下海經商，因而對大唐初期貨幣借貸活動產生過相當重大的影響。
唐太宗貞觀之治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殺害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嚇得他的老爸唐高祖李淵退居二線讓出了皇位，躲進大安宮當了太上皇。於是，李世民登基稱帝，是為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開始了著名的貞觀之治。
在貞觀年間***計二十三年中，天下戰事頻繁，大唐軍隊東征西殺，所向無敵：貞觀三年，大唐軍隊打敗了東突厥;貞觀九年，大唐軍隊擊降吐谷渾;貞觀十四年，大唐軍隊消滅了高昌政權，將高昌的統治地區改編為西州;貞觀十八年，大唐軍隊消滅焉耆;貞觀十九年，唐太宗親征高麗無功而返;貞觀二十年，大唐軍隊擊滅漠北的薛延陀，招降原屬薛延陀的鐵勒諸部;貞觀二十壹年、二十二年，大唐軍隊兩次攻打高麗;貞觀二十二年，大唐軍隊攻破龜茲。
軍事上的節節勝利使大唐軍隊威震天下，壹時之間四夷賓服、外邦來朝，百官奏請唐太宗封禪泰山祭告天地。唐太宗好是高興，不料壹盆冷水潑下來，魏征出來告訴他，泰山已經去不得了：
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
由於戰爭造成人煙斷絕，即便是黃河流域的廣大富饒地區，也已經變為荒野，路途艱阻，供給匱乏，無法行走了。唐太宗無奈打消了封禪泰山的想法。
戰爭的損耗相當巨大，青壯年百姓都上了戰場，正常的生產早已停滯，即便能夠從遙遠的邊境或異國掠奪到生活物資，限於長途跋涉的運輸成本，這些物資也不可能運到國內使用了。當時社會物資大多已經投入軍事用途，全國上下壹貧如洗，百姓夜不閉戶，小偷們都歇了工，犯罪率下降至幾乎為零。
除了全國上下***同貧窮，百姓大量死於侵略異族的戰爭之外，唐太宗的王朝似乎是個完美的王朝：政治方面寬容大度、任賢納諫;文化方面開明進取、制樂修史;藝術方面推陳出新，詩歌、書法、舞蹈、繪畫等方面皆有極高的建樹;至於輿論宣傳工作，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太宗君臣們的英名，傳播四海，至今留下無數膾炙人口的故事。
在中國歷史上，貞觀年間最為貧窮，這個看法似乎成為後世人們的***識。直到北宋年間，人們要舉例說明壹個時代的貧窮狀況，還要以貞觀年間為典範。北宋年間，王安石要在京師流通折二錢，宋神宗擔心讓外國人知道，使外國人認為宋朝貧窮，瞧不起宋朝。王安石解釋說，貧窮並不丟人：
自古興王如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為恥？
朝廷發放高利貸從隋朝末年李淵起兵，至貞觀時期的對外戰爭，戰爭持續了三十多年，大唐王朝開支戰爭經費無數，財稅枯竭，只好賺壹點兒小錢補償壹下。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帶領朝廷發放高利貸，賺了壹點兒利息。
唐太宗發放高利貸的方法不是組織放貸公司，而是任命借錢主體。
唐太宗發放高利貸的方法不是組織放貸公司，而是任命借錢主體。先確定借錢主體，然後對其貸款，真可謂擴大金融業務的奇招妙術。老百姓是借不起錢的，或者說借了錢也是還不起的。唐太宗就組織各級官府衙門來借錢，每個衙門裏任命九名工作人員作為自然人借錢主體，官方職稱叫作捉錢令史。每個捉錢令史要從朝廷借取五萬文錢，每年向朝廷繳納利息四萬八千文錢，年利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這個利率水平恰好沒有突破前朝祖宗們關於取息不應超過本錢的道德標準，所以唐太宗的高利貸業務做得冠冕堂皇，心安理得。
為了鼓勵捉錢令史們還款付息的積極性，唐太宗將他們納入吏部候補，繳滿壹年的利息，就可以任命實缺官職。為了得到實缺官職，捉錢令史們借貸情趣盎然，爭先恐後。唐太宗的高利貸業務，也就做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
唐太宗發放高利貸的目的，不僅是賺點兒小錢，更重要的是當時文武百官沒有工資，各級官府衙門行政開支不足，朝廷發放高利貸所得的利息，就用於給百官發放工資，以及各級官府衙門的日常行政開支。
捉錢令史下海經商捉錢令史們從朝廷借到高利貸資金，就用來下海經商，追求利潤。這種經營方式，並非唐太宗所首創，而是興起於隋朝，被稱為公廨錢。
除了全國上下***同貧窮，百姓大量死於侵略異族的戰爭之外，唐太宗的王朝似乎是個完美的王朝。
廨是古代官署的總稱，公廨錢就是官員們從朝廷借來的本錢。官員們用公廨錢進行經營，所獲利潤用來解決生計問題，並補充官府衙門行政費用的不足，就形成了公廨錢經營方式。然而，公廨錢經營方式壹經產生，就成為壹個充滿爭議的事情。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工部尚書蘇孝慈批評有些官員使用公廨錢放貸，唯利是圖、煩擾百姓、敗損風俗，因此奏請朝廷限制公廨錢的用途。出於農本主義思想，蘇孝慈主張將公廨錢的用途限制在經營農業方面。開皇十七年，隋文帝詔令允許京師及各地衙署使用公廨錢在市場上交易買賣，以及在各處經營生意，唯不準使用公廨錢出借放貸收取利息。
到了唐朝，官員們的俸祿遠少於隋朝，京司和各地州縣都設置了公廨田，供應公私的花費。以後，各級官府衙門用度仍然不足，京城各司的衙署就設置了公廨本錢，交給番官們去做買賣，收取利息，充作衙門官員們的俸錢。
貞觀十二年，唐太宗取消了公廨本錢。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又恢復了公廨本錢，並將其規範化，加設了捉錢令史。
有了本錢和朝廷的指令，捉錢令史們就開始打著朝廷的旗號下海經商，與百姓交易。官員與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用壹句現代的法律語言來說，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百姓與官員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願，無奈官方勢大權重，百姓只得勉強順從。而且，捉錢令史們背負著朝廷的高利貸，不賺錢是不行的，必須交易，必須賺錢，有條件要做，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做。於是，強買強賣之風興起，商品經濟隨之愈加衰敗。
兇殘的捉錢令史借助朝廷政令的東風，可以從民間弄到許多錢;善良的捉錢令史不願從民間弄錢，就自掏腰包，繳足高利貸的利息，也可以補授實缺官職。於是，捉錢令史就成為做官的捷徑，引起知識分子官員們的強烈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