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模式爆發自孟加拉國小額信貸的成功：在20世紀70年代，孟加拉國的著名經濟學家，穆罕穆德·尤努斯，創辦了孟加拉農業銀行格萊瑉（Grameen，意為鄉村）試驗分行，小額信貸模式開始逐步形成，後來這種小貸銀行在南亞地區普及開來，尤努斯也因為他對扶貧事業做出的貢獻，而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而各國為了復制這樣的模式，也紛紛出臺政策鼓勵面向貧困人口的小額借貸。比如印度政府就規定，銀行每在城市開三家分行，就必須開壹家農村分行；中國90年代也開始推廣小額貸款，到近年來面向小微企業的普惠金融等。但是，由於違約率高、針對性弱等問題，使得這些由政府發起針對窮人的信貸計劃效果並不是很好。這樣由傳統銀行執行對經濟調控的宏觀設計，並沒有真正的形成流量。
那麽尤努斯的小貸銀行是如何成功的呢？首先小貸銀行要求同壹社區內社會經濟地位相近的貧困人口在自願的基礎上組成貸款小組，相互幫助選擇項目，相互監督項目實施，相互承擔還貸責任。銀行根據借款人的需求發放無抵押的、短期的小額信貸。雖然小貸銀行收取的平均年利率高達25%，而且要求農戶每星期分期還款，但遠低於傳統高利貸高達70%左右的年利率。孟加拉國鄉村銀行在放貸的同時要求客戶開設儲蓄賬戶，存款金額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必須購買孟加拉國鄉村銀行的股份，從而成為銀行的股東。迄今銀行已經向大約660萬人貸款超過57億美元，其中97%的貸款人是婦女，已還款50億美元，還款率近99%。
與小貸銀行相對應的當地放債人經營著的“高利貸”也同樣成功。雖然有著遠高於小貸銀行3-4倍的利息，但相比其每周還款的限制，放債人允許更靈活的還債方式，比如先還利息慢慢還本金，更長時間的還款周期等。這就允許借款人可以進行回款更多但更慢的投資，或應對生病、上學等導致還款緩慢的突發事件。同時放債人與當地貧困人口的關系更為緊密，會為其生意出謀劃策，為小白提供寶貴的意見；關註借款人家裏有沒有發生什麽大事，並且保證在遇到“突發事件”時他可以馬上拿到錢。實際上正是這些日常的監督、教育甚至保障工作的成本，平攤到很小的借貸額度上時，才形成的高利貸，並非傳統金融學所認為的，由於違約概率更高而導致的高利息。
與傳統銀行的小額貸款相比，小貸銀行與當地放貸人才是在貧困人口中真正構建起“協作模式”的執行機構。 但也同樣因為兩者構建協作模式管理成本的區別，才導致了利息的高低之分，而非資本的善惡。善惡之心雖然在個例上有所影響，但在宏觀層面上形成的流量，更多是因為模式的效用。與之相反的就是傳統銀行粗曠式的管理辦法，未能有效構建起協作網絡，就必然導致極高的違約率進而失敗。
流量向何處去？
宏觀設計是對趨勢引導的底層邏輯，微觀形成的宏觀流量會對趨勢有所反應，但其宏觀結果並不壹定符合設計者的預期 ，就如同樣是小額貸款的業務，不同的執行者導致的不同結果。微觀與宏觀間存在協作模式構成的中觀網絡，現代社會學裏將此稱為社會網絡，鏈接不同的社會網絡的叫做“結構洞”，補充結構洞的執行者會獲得社會紅利（ 鏈接社會學知識 ）。
從產品學角度理解這件事，會發現如前文《 產品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所說，數字時代的互聯網產品，目前主要在解決的就是如何用數字手段完成物理世界協作的問題。在互聯網時代，產品與其背後所需要的支撐業務，就承擔著對協作模式、社會網絡等中觀視角進行執行的能力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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