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人只要壹聽見新政，壹聽見變法，壹聽見改革就忙不叠的叫好，既然是新政，是改革變法，那當然就是站在歷史進步的壹面，是動搖封建秩序，是使社會向跟接近於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應該熱烈贊揚歌頌！而反對新政，反對改革變法的當然都是落後腐朽保守，應該猛烈批判。他們全然不動腦筋，不顧改革的實際內容究竟是什麽，反對新政變法改革者的理由又是什麽？他們根本不管自己的觀點和評價是否前後矛盾！！以這樣壹種想當然的態度去評價歷史，那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始終不得要領的。
進步先進，反動落後這些名詞，在他們的嘴巴裏完全失去了本身意義，成為他們給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亂貼標簽，亂扣帽子的法寶！
當不涉及所謂改革（尤其是失敗的改革）的時候，這些人所理解的進步與反動，開放與保守究竟是什麽含義？他們無壹例外的是把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幹預，對私人商業的管制和征稅作為反動保守落後的表現，而把國家放棄和削減對私人經濟活動的幹預管制，采取放任無為的政策作為先進開放的表現。
然而壹旦涉及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失敗的改革的評價，他們的判斷卻與他們壹貫持有的邏輯開始截然相反了，在他們那裏，壹切對中國歷史的評判都僅僅從屬於醜化中國歷史，矮化中國歷史的目的。既然贊成改革的力量失敗了，反對改革的力量成功了，那麽成功的力量當然就壹定是落後保守反動的力量，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在近代的落後挨打，就無法解釋為什麽中國社會停滯不前。正是出於這樣的思路，他們根本不去考察歷史事件的具體內容，就掄起批判的大棒，對某壹方的歷史人物拼命抨擊敲打，最後演出的不過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的滑稽劇
正因為如此,壹些人不問實際，不顧真實，把王安石改革說成是革新進步，把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壹概打成反動落後守舊。這是相當可笑的。實際上，如果按照他們壹貫的邏輯，王安石是站在皇帝的立場，也就是國家的立場上，通過增加對商人市民的控制盤剝讓國家從經濟發展中獲取利益，來增強國力，王安石才是反動落後保守，才是維護君主專制，用國家幹預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反動分子，而司馬光等人卻是站在平民的立場上，站在商人市民資產階級私有者的立場上，反對國家對私人經濟加強控制管理，反對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人為幹預，主張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市場自由主義，他們才是站在為資本主義發展掃除政治障礙，反對君主專制，反對個人獨裁，反對國家侵犯私有財產的先進立場上。
而現在的某些論者卻自相矛盾的完全顛倒了評價了，把王安石主張的國家加強對經濟的控制幹預，說成是推動商品經濟發展，似乎如果沒有這些國家幹預，商品經濟反而倒不發展了壹樣，把司馬光等人壹概打成了保守派落後派，封建地主制的維護者，封建專制的維護者，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維護自然經濟的頑固派，把王安石改革失敗說成是封建勢力過於強大，封建專制力量過去強大的結果，真不知道是從何說起!還以此說明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落後性，停滯性，保守性。看來在僵化的思想，陳腐的概念束縛之下，壹些人頭腦的混亂，真是可以達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自相矛盾的本領可以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也確實不得不令人佩服。
其實我們看看歷史當事人的對話，也就可以明白真實的情形究竟如何？“《宋史.司馬光傳》記載神宗時
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轉引自[240]p191）
這段話裏，國家財政困難，於是神宗召集大臣討論，司馬光的意思是救災需要節約開銷用度，應該從權貴和皇帝左右親近開始，而王安石的意見是，國用不足不是真的由於國家經濟不發展，依靠節約皇帝或貴人的生活開支，用節省下來的那點可憐的費用來勉強支撐，根本不是長久之計，最根本的是沒有得到善於管理國家財政的人。然後兩人展開爭論。
兩人最關鍵的是兩句對話
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
賦的本質是農業稅收，王安石說“不加賦而國用足”，顯然是說通過農業稅收以外的收入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顯然就是通過對私人商業活動控制和管理來增加收入。而司馬光的回答也是壹針見血的“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確實在生產力壹定的情況下，國家的財政收入多了，相應的民間私人工商業者利潤就少了，這是必然的。即便在現代也是如此，否則就不會有這麽多偷稅漏稅的行為!司馬光看來，通過增加農業稅以外的手段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危害比直接增加農業稅還要大！
很清楚從兩人立場看，司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業者的立場上，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而王安石則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站在皇帝的立場上。
所以在司馬光看來，應付財政困難，應對自然災害的辦法就是“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而王安石的辦法就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的控制管理，所謂“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然而某些人為了強奸歷史方便起見，可以任意歪曲歷史人物言論的真實含義，司馬光言論“公家之利，舍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則商賈流通” 被硬說成這是否定商品交換.
司馬光主張商業自由發展，反對國家對私人商業的幹預，到了這些人的嘴巴裏又變味了
司馬光說“彼商賈者誌於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幹預其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被說成是“跟豪強兼並之家壹鼻孔出氣”。（谷霽光）
最荒謬的是司馬光說“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很顯然，任何壹個理智正常的人都會明白司馬光這裏所說的民就是壹般意義上所理解的百姓平民，然而在某些人那裏，卻又無恥對“民”做了滿足他們心理需要的解釋，
谷霽光說“他的基本論點，乃是‘財不在官則在民(實即豪強)’”[241]
於是司馬光所謂的“民”就被這麽輕飄飄壹句“實即豪強”算是做了了結，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司馬光打成壹個下賤的毫無廉恥的權貴豪強走狗，但這樣許其說是研究歷史，不如說是強奸歷史更為妥當壹些。
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壹篇網文中的說法
“司馬光的幌子是“官不與民爭利”，實質上這個官是指朝廷，民是指權貴，意思是朝廷不要和權貴爭利。”[242]
其實這種邏輯我們並不陌生，看過壹些文革出版的中國思想史書籍，裏面提到孔子所謂的君子和小人，是怎麽解釋的，這些書告訴我們“君子”就是奴隸主，所謂“小人”就是奴隸，於是壹切對君子的歌頌贊美自然成了對奴隸主的歌頌贊美了，對小人的抨擊就是辱罵仇恨奴隸被壓迫者的鐵證，用這種手段來批判古人真是無往而不勝，比阿Q的精神勝利法還高明出幾分，任何古人都可以用這種方法輕松而省力的被鞭屍，不過喜歡采用這種手法來解釋歷史，來批判歷史人物的人，在暢快的同時也證明著自己的缺德而已
這種情況不是能力問題，思想水平問題，而是史德有問題，古人縱然已經安眠於墳墓中，不能為自己說話，但這樣扭曲作者原意，硬把作者沒有的觀點強加到他自己頭上，若不是昧了良心，也是做不出來的。
其實司馬光究竟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說法，是否如某些人所說的為權貴效勞鼓吹？看看當時壹般群眾對他的反應就可以明了，在《宋史.司馬光傳》中有這樣的記載
『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 “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以上記載或許有溢美之辭，但恐怕也並非憑空虛構
莫非在某些人看來，這裏“民遮道聚觀”，“天下之民”，“京師人罷市往吊”，“嶺南封州父老”，“長安石工安民”都是所謂的權貴，或者都是權貴走狗不成，難道蔡京等人反倒是打擊權貴豪強的英雄豪傑不成？真當別人都是傻瓜了！難道他們真以為自己的對歷史的肆意歪曲，任意篡改古人原意來迎合他們自己僵化猥劣的思想可以壹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
事實只能和他們的歪曲篡改相反，正因為司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業者立場，站在市民的立場，站在中小資產階級立場上說法，是他們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才得到這些人的愛戴擁護，所謂“京師人罷市往吊”，從罷市二字可看出，這些京師人就是在城市裏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市民，而“長安石工安民”顯然也是壹個平民手工業者。
我這裏不是要為司馬光平反，更不是要為司馬光張目來貶低王安石（事實上就我本人而言，更傾向於王安石，更贊同王安石的做法），而是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如果要保持某些人的邏輯壹致性起見，司馬光等人才是順應歷史潮流的進步的代表，開放的代表，是代表著新生的資產階級利益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是反對皇權專制的積極實踐者。而王安石則是完全站在皇帝的立場，國家的立場上，是站在阻礙私人工商業自由發展的立場上。
從我個人的觀點來說，首先無論貶低王安石還是貶低司馬光都是錯誤的，他們都是中國的文化培養出來的優秀傑出分子，都是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就具體當時情況而言，王安石的立場更有益。這並非是王安石代表進步，恰恰相反中國當時不是不夠進步，而是進步的過頭了，王安石變法就是把中國往回拉壹點，倒退壹點。而司馬光等人不是落後保守的代表，恰恰相反，他們本身就是進步的體現，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樣進步已經是過於超前了，有害而無益！打個比方，就如壹個人在前進的路上，這時候大地上有壹道長長的裂縫，無法繞行，這道裂縫闊兩三米左右，如果就直接站在那裏，立定跳遠肯定跳不過去，要摔進裂縫，但如果倒推個五十米，然後來個助跑沖刺，就可以跳過去，王安石的變法實質上就是要社會先倒退這五十米，然後通過助跑沖刺跳過這個裂縫。而司馬光等人就是不願意放棄已經獲得的進步，不願意倒退這五十米，就這麽直接往前走去。
評價這些歷史人物已經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不歪曲他們的思想和言論，才能有壹個公道，才是對古人應有的尊重，而不是對歷史人物亂扣帽子亂打棍子
有些人已經習慣於用二元對立論來看待評價歷史人物，在壹個歷史活動的對立的兩面中，必然有壹方是進步的革命的，另壹方則是落後的反動的，卻不知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去評價歷史，往往錯誤的離譜。事實上對立的兩面正是壹個事物發展到某壹個階段的產物，削除掉對立兩方中的任何壹方都不能說明這個事物的發展程度，對立的兩面本身就是進步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硬性把壹方打成落後保守，另壹方面戴上進步的高帽，本身就是極端愚蠢的思維方式的表現
公元1019年，司馬光出生在山西。兩年後，王安石出生在江西。兩人的背景極其相似：父親都曾任多處地方官，也都教出了早慧秀出的兒子--司馬光七歲砸缸救人，王安石自小過目不忘。司馬光20歲中進士第二名，王安石22歲中進士第四名。要論文學，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壹，司馬光則著有傳誦千古的《資治通鑒》。
司馬光素性儉樸，中進士也不按俗佩花，並以”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作為傳家警訓；王安石同樣不修邊幅，甚至連皇帝都看到過他身上的虱子。這兩人也都是公認難得的正直不阿，不求聞達做官，但求貢獻人間的賢良君子。
公元1068年，北宋公司的老板英宗病逝，時年20歲的神宗接任董事長，面對紛至沓來的內憂外患亟思有所作為，便起用時年48歲，英名遠播的王安石做總經理，大力支持他搞企業再造。
王安石在最高當局的支持下，提出了十項革新，大刀闊斧地從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改革。本來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是吃力不討好的事，當時朝中的名流重臣如司馬光、蘇軾、歐陽修、韓琦、文彥博等統統反對變法，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但王安石是壹代才子，文名久著，而且具有長期在各地為官的豐富行政經驗，加上奉公廉潔，壹身正氣，面對所有保守勢力的反對，這位”拗相公“以無比的膽量和氣魄答復：“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變法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壹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新法實施過程中的四項弊端。王安石秉持他壹貫剛正的氣質，只用了十分之壹的篇幅答復了司馬光的質詢，這便是有名的《答司馬諫議書》。這篇簡潔有力、有理有節的文章成了現代中學語文課本的教材，但從管理的觀點來看，卻是壹個典型“有溝無通”的例子——文字雖好，卻沒有引證足夠的事實，只是用抽象的言辭相互駁難，結果是誰也說服不了誰，徒然增加更多的意氣罷了。
收到答書不久，司馬光見新法勢在必行，便自請離京，搬到洛陽去寫他的《資治通鑒》，壹寫便是19年。
充滿改革激情的王安石想要證明他的政策，又無法得到當朝士大夫的支持，便只有起用壹些新銳政客來推行自己的主張。例如靠支持變法而得到賞識，後來卻和王安石翻臉的呂惠卿；頗富爭議，被列入宋史《奸臣傳》的章惇，乃至“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的鄧綰等。從此新舊兩黨形成了尖銳的政治對立，而且摻雜了偏狹的地域情結（新黨主將都是南方人，舊黨則多是北方人）。激烈的黨爭不但讓當世的變法難成，而且帶來長期無休的政治震蕩：
“王安石本人二起二落，前後擔任宰相8年左右，在1076年退隱南京。新法由別人接手續行。
“1085年，38歲的神宗去世，繼位的哲宗年方10歲，改年號”元佑“，由向來老成持重的高太後秉政，啟用司馬光出任宰相，立即廢除新法。盡管當時有些舊派大臣建議保留若幹成效良好的新法，但司馬光卻不為所動，壹概全廢，以至蘇東坡、範純仁等人跌足嘆息：“奈何又是壹位拗相公？！”
“1086年3月，壹生心血付諸東流的王安石去世。9月，他的老政敵司馬光也跟著去世，但這兩人所引發的爭議卻並未隨之入土，雙方的鬥爭仍不斷加溫升級。
“9年後高太後去世，被壓抑太久的年輕人哲宗親政，立刻恢復他父親的新政，不但啟用新黨，甚至還壹度考慮要挖司馬光的墳。
“1100年哲宗死，向太後再度撤銷新法，啟用舊黨韓忠彥為相。
“1103年徽宗再啟用新黨蔡京等，將司馬光等人貶為”元佑黨人“，刻”元佑黨籍碑“，將司馬光、蘇東坡這群”小人“的惡名昭告天下。同時下詔將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列於顏回、孟子之次，並追封為舒王。至此，王安石達到了宋朝給他尊榮的頂點，雖然這可能並不是他想要的。
“靖康之難後，南宋朝野多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罪於新黨，對王安石采取批判的態度。宋高宗說：“天下之亂生於安石。”理宗稱王安石為“萬世罪人”，並削去他的從祀牌位。
“南宋亡後的幾百年間，人們仍在爭論不休。極端反對者，如明朝的楊慎，稱王安石為”古今第壹小人“。支持者如清末民初的梁啟超，則又對王安石頌揚備至，列為中國歷史上六大政治家之壹。
假如讓現代企業經理人來票選，王安石和司馬光，究竟誰才是君子，誰又是奸佞小人呢？
忠與奸，是中國歷史上壹套太過簡化，卻又太被濫用的符號邏輯。將這樣的符號邏輯用在政策討論上，豈不是要強逼每壹位參與者都要劃清界限，自詡為忠而對方為奸？
歸根結底，這世界畢竟是模擬（Analog）的而非數字的0與1。人事的圖像壹如大自然，是全彩而非黑白。所謂”事未易察，理未易明“，壹旦用君子小人的符號邏輯來看待爭議，那就很容易形成偏狹的妳死我活的鬥爭，此所以明代高攀龍要說：“天下事，壞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君子亦能壞天下之大事，北宋的“王馬之爭”可謂典型。就現代企業來說，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壹些經驗教訓：
“防小人，也要防君子。
防小人，要靠清楚的遊戲規則：人誰無私？重點是要透過合理透明的遊戲規則來引導人們的自利心和組織利益掛鉤。
防君子，要靠穩健的企業文化。所謂”防君子“，當然不是否定公正無私，而是要避免誤入忠奸二元對立的心理陷阱。再說，小人、庸人能敗事毋需多言，但位高權重的”偏見君子“壹旦執拗對立起來，情況可能更糟。
“平常就要小心，避免組織成員因意氣用事而形成派系，黨同伐異。壹旦派系的苗頭隱現，要立即弭平。
“任何問題的處理，首先都要理清事實，用數字來讓偏見曝光。習慣搗漿糊的人不容其存在。
“擴大參與，引進不同的意見觀點。這方面《六頂思考帽》是很值得參考的做法。
才氣，才氣，有才就有氣。能幹的人不少都有脾氣，產生爭論是很自然的。唯有爭而不鬥，競而有節，才是我們所要的。企業中可以有各種人的分類，就是不能有”小人“這個類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