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陽鐵廠是洋務運動的產兒，它的身上繼承了母體的所有重要基因。離開了洋務運動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我們無法理解漢陽鐵廠的生理特征；也只有深入細致地解剖漢陽鐵廠這類典型標本，我們才能深入、全面地認識洋務運動，從早期現代化嘗試中正確地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慈禧搖擺不定、朝令夕改晚清中國，張之洞創辦鐵廠是借“鐵路大爭論”取得勝利之機而獲得批準的，它的主導產品只是為鐵路提供鋼軌，只是鐵路的附屬物，它的命運與鐵路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壹起。在舉辦鐵路、創辦鋼鐵工業這樣的重大決策上，晚清政府先是對要不要建鐵路無人主持，然後又在準不準修津通鐵路上舉棋不定，好容易決定了修蘆漢路，不到幾個月又幡然變計，急煎煎地要修關東路；壹陣子好似要扶植張之洞，轉過頭來仍舊是倚重李鴻章；既責成張之洞建鐵廠造鋼軌於前，又同意李鴻章的關東路進口鋼軌於後；最後老佛爺六十大壽的慶典要緊，海軍、鐵路的經費都用於滿足那個老女人的窮奢極欲。漢陽鐵廠創辦的過程，使清政府沒有主見，沒有施政規劃，無力協調地方壹致行動，無力調動社會資源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創辦鋼鐵工業這樣艱巨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從它那裏得到有力的支持。洋務運動是封建專制體制下壹次引進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改革，舊的體制必然成為改革難以突破的桎梏。大清國的最高決策者慈禧，對於西方事物的容納是有選擇的。在她的心目中，不同的利益圈組成壹個層次分明的利益_，最核心的是她個人控制皇權的絕對權威，然後順次是皇族的利益、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等等。不能說她完全不考慮國家的利益，但顯然是放在較外圍的。這種利益層次性的差距，左右著她的決策取舍。她對洋務運動的支持，則以不影響封建王朝的統治為底線。修建鐵路的建議壹再被擱置，唯恐破壞了固有的社會秩序而引起群體性的騷亂不能說不是壹個重要的原因；放下蘆漢路先修關東路，與其說是保護國土，勿寧說是守護老祖宗的發祥地。張之洞、李鴻章的某些主張和他們創辦的洋務企業，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影響慈禧的決策，但他們都不可能觸犯慈禧的底線，李鴻章更善於利用慈禧的心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這種以封建統治集團利益為轉移的搖擺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朝令夕改，導致了洋務運動整體上的雜亂無序，極大地增加了實施的阻力，限制了引進資本主義文明的深度、廣度和效果。對於鐵廠來說，在施工期間便難以為繼，竣工之後又幾度斷炊，既先天不足，又後天失調。督撫各行其是、明爭暗鬥張之洞敢於獨立承擔創建鐵廠的大任，從好處說，是為國為民，勇於擔當。從不足處說，是書生意氣，缺乏經驗，對即將面臨的困難估計不足，憑借的是當時的體制下他可以支配的部份財力。在與太平軍作戰的過程中，督撫們掌握了地方軍、政、人、財的部份實權。清政府允許各省就地籌餉，自行核銷，戰後形成地方財政，在完成了對中央的解款後，督撫們可以對留存部份自行支配；為了分攤戰爭賠款和興辦洋務，還允許地方在壹定範圍內增加捐稅。張之洞主政湖北，利用這些權限使財政收入有了成倍的增長，其中，如新增捐稅23種年收入在100萬至200萬之間，這些都成為了湖北洋務事業的後盾。就漢陽鐵廠來說，官辦時期的投入，除戶部指定的200萬兩外，張之洞騰挪借墊的官款竟達380多萬兩，占全部資金的65.5%。為籌集這些資金，張之洞無疑是將湖廣總督、甚至是署理兩江總督可資利用的財政資源使用到了超越極限的境地。正因為如此，當鐵廠竣工後，還須100萬的生產流動資金時，便不是湖北壹省的機動財力所能承擔的，張之洞再也無能無力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往往直接而尖銳地突現在財政上，不幸的是張之洞與翁同_又積怨頗深。翁同掌管戶部，在財政支出上，實際執行的是以滿足皇族需索為前提、只節流而不開源的方針，除老佛爺外對誰都捂緊錢口袋。他又是站在保守的立場上反對洋務，並企圖將督撫們的財權收回到中央。當時他反對建鐵路，對慈禧、光緒“力言津通未宜開”；另壹位戶部尚書福錕答應了醇親王每年撥二百萬兩修鐵路，他“甚不謂然”。本來就對張之洞“糜費”素有成見，加之在廣東軍費報銷上結怨，種種因素匯集的結果，必然是在鐵廠經費上壹次次地對張之洞痛加駁斥。張在《致硯齋中堂》中壹再訴說“無如戶部成見已定，不肯發款”，“戶部必不發款，至於今日，羅掘已窮，再無生機”，便是指向翁同。更不幸的是張之洞同時又遭遇到另壹位首席總督李鴻章。兩人之間成見很深，尤其是在中法戰爭時勢如水火。李鴻章與張之洞是洋務運動晚期的兩大巨頭，同是中國鐵路事業的開創者，但在修哪條鐵路、如何修鐵路上意見完全不同。李壹直視張為“大言無實”的書生，不相信他能造出日本還造不出的鋼軌。李堅持要修津通路，後來又巧妙地把項目轉移到關東路，全力經營著北洋。其中既有對於鐵路建設主導權的爭奪，又有買軌還是造軌兩條路線的分歧，結果便是李牢牢地把持著鐵路經費，造軌的漢陽鐵廠始終無法染指。內有掌握財權的翁同_，外有把持鐵路經費的李鴻章，對於創辦鋼鐵工業這樣壹件大事，慈禧和光緒從來就沒有什麽主見，主管其事的海軍衙門、戶部、李鴻章和張之洞之間從來沒有真正達成過***識，於是漢陽鐵廠便成了張之洞踽踽獨行、不堪重負的苦難的十字架。以光緒中期的財政狀況，集全國之力，要把漢陽鐵廠辦好尚感困難，那裏容得如此四分五裂、明爭暗鬥？僅憑湖北壹省之力，焉能成事？中國鋼鐵工業的創辦是由於督撫各行其是；中國的鋼鐵工業不能集中全國力量興辦，也是由於督撫各行其是。飽受列強擠壓、危機重重對於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或工業化來說，貿易保護是抵禦市場強權、發展民族工業的盾牌。不幸的是，中國的工業化在它未開始起步之前，便失去了這個自衛的盾牌。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脅迫清政府把進出口海關稅則釘死在5%這樣世界罕見的極低水平上。結果造成了罕見的奇異現象：進口稅率低於出口稅率，對外貿易稅低於國內貿易稅，洋貨稅負低於土貨，洋商稅負低於華商。中國的稅則反而成為了保護外國商品和外國商人強而有力的武器。中國鋼鐵工業是在西方列強壟斷中國鋼鐵市場的嚴峻形勢下創辦的。洋務運動搞了三十多年，建立了許多兵工廠，卻都是無米之炊，作為槍械原料的鋼鐵卻要從國外進口。據《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記載，從1867年至1894年，進口鐵增加了10倍，鐵產區的作坊紛紛倒閉，洋鐵幾乎占據了中國的全部市場。張之洞在《籌設煉鐵廠折》中滿懷憂慮地指出，“以民間競用洋鐵，而土鐵遂至滯銷”，整個國家“惟事以銀易鐵，日引月長，其弊何所底止！”漢陽鐵廠的出現和存在，必然改變晚清中國鋼鐵市場原有的份額和比例，但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不可能根本改變市場由列強主宰的基本格局，漢陽鐵廠的產品在本國市場上必然要受排擠、打擊。初出茅廬的中國近代鋼鐵工業面對著挾有特權和質量、價格優勢的舶來品，要在市場上爭得壹席之地談何容易。據代魯《漢冶萍公司史研究》計算，直至1908-1911年間，中國國內鋼鐵市場的整體容量約為29萬余噸，其中漢陽鐵廠年均產量為12萬噸，除出口5萬余噸，在國內僅銷售7萬余噸，是每年進口鋼鐵22萬噸的三分之壹。漢陽鐵廠是為鐵路而興辦的，在機械工業等尚很弱小的環境中，鋼軌是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唯壹希望。然而中國鐵路這塊肥肉，正是列強各國激烈爭奪的焦點，既要以貸款取得高額利息，又要以鐵路器材贏得高額利潤。爭奪的結果，在借款修建的鐵路中，確知用漢陽鐵廠鋼軌的僅有保定至漢口、廣州至深圳、津浦路北段壹部分等少數工程。如孫寶琦所雲：“京奉路軌，舍漢廠五十余兩之軌而購英商七十余兩之軌，殊使華商氣短，愈令外人生心。”即使是購用漢軌，也還有許多周折，負責鐵廠銷售的王勛說：“京漢路購軌，均洋人主政，非我價最廉，無攬得之希望；即便攬得，亦必然多所挑剔，從未享優待權利。”列強中，日本對大冶鐵礦、漢陽鐵礦的傷害最為嚴重、致命。漢冶萍是歷屆日本內閣壹貫關註的對象，掠奪大冶礦石、控制漢冶萍是其外務大臣、大藏大臣、工商大臣協調壹致的行動，日本的近代鋼鐵工業賴大冶鐵礦石而得以創辦和發展。簡括地說，自1900年起，通過煤鐵互售合同，蓄意長期攫取大冶鐵礦的低磷優質礦石，造成漢陽鐵廠不得不自用高磷次等礦石；並以貸款為誘餌，逐步實現了對大冶鐵礦和漢陽鐵廠的長期控制，使之淪為對日提供生鐵和礦石的基地。壹方面被人釜底抽薪，壟斷了它的優質原料，壹方面在本國的市場上慘遭圍剿，被奪走了絕大部分份額。產銷兩頭遭到如此致命的重創，漢陽鐵廠還能有多少生機呢？中國鋼鐵工業初期的不幸命運，從外部因素來說，是列強用暴力分配世界市場的必然結果。原料供應受限、鐵廠先天不足焦炭供應遲遲未能解決，曾被普遍認為是張之洞辦鐵廠的三大失誤之壹。實事求是地看，造成漢廠焦炭供應困難的，既有張之洞的失誤，又有當時外部條件的制約。張的失誤在於未曾勘探鐵礦便先購置煉鋼設備；煤礦尚未確定便先確定廠址開始施工，違反了鋼鐵企業的基本建設程序。既暴露了他對此缺乏經驗、知識儲備不足，更反映了他在憂患意識驅使下輕率冒進、急於求成的思想傾向。保爾·芒圖在《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壹書中說：“在英國，煤藏豐富，煤的使用在十八世紀末已經是增多了，那裏創設的航路網有可能以很少的費用把煤運到各處，全國已經變成壹個特別宜於工業生長的享有優惠的世界。”可惜的是，壹百年後，在晚清中國的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三、四十年後，這樣宜於工業生長的環境仍然遙不可及，他所說的煤藏豐富、普遍開采、運輸便利三大要素，在創辦漢陽鐵廠時都不具備。晚清近代采煤業雖先於鋼鐵工業開發，但進展緩慢，收效甚微，壹支獨秀的開平煤礦距大冶鐵礦、漢陽鐵廠甚遠，需從天津經上海再入長江，長途轉運，成本大增；且冬季天津封港，無法行船。張之洞壹到湖北，便派出大量人員四出勘探煤鐵，遇到的仍然是手工開采的土煤窯的汪洋大海。先後用機器開采過幾個煤礦，都收效不佳，王三石已得煤不少而突被地下水淹沒；馬鞍山開采多年，煤質變化難測，最後結果卻是“灰多磺重”，不宜煉鋼。井下開采本身就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這些變故，究竟是外國技術人員判斷失誤、處理不當，還是礦體本身地質水文情況復雜、難以控制，我們無從分辨。對於當事者張之洞來說，這些變故都不是他可以事先預料的；更不是他能夠改變或防止的。即使張之洞再等兩三年建廠，這些外部環境也不可能有重大的變化，有些挫折恐怕也難以避免。經過盛宣懷、張之洞兩人交替在光緒三年、十六年、二十二年三次沿江勘探，均未發現長江沿岸距離鐵礦較近的地區有適宜煉鋼的煤炭資源，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最後盛宣懷決定開發萍鄉煤礦，仍然必須克服相距千裏，交通不便，運輸困難的障礙。鋼鐵工業的原料和產品，兩頭大進大出，必須靠交通運輸提供支撐。而在光緒十五年，黃河以南的大地上，既無鐵路，也沒有公路，航運落後，無力提供必要的支撐。建設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沈重負擔便落到了企業的頭上。要開礦必先大量投資修路，開平煤礦、利國驛煤礦、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無不遇到這個難題。開平煤礦先修運河，後又修鐵路，其中唐胥鐵路9.2公裏，第二期開平鐵路32.2公裏。而要把萍鄉的煤運到漢陽，先修萍鄉到安源的鐵路支線7.2公裏，1906年鐵路修到株州，全長90.5公裏，前後7年，耗資200多萬兩，這就不是壹個企業所能承擔的了。雖然如此，因粵漢鐵路遲遲未能修通，煤焦至株州後仍要用輪船或民船，經湘江、越洞庭、入長江才能到漢陽，仍然增加了鐵廠的成本，也影響了煤礦的發展。漢陽鐵廠的焦炭供應問題，不單純是壹個主觀決策的問題，實質上既受到探礦、開采技術水平的制約，又受到煤、鐵資源相距較遠的自然條件制約，更受到煤炭工業發展滯後、缺乏配套的交通基礎設施等經濟、社會條件的制約。從深層次上看，後發展國家在早期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家缺乏總體布局，各相關產業、部門不能協調發展、相互配合，僅僅靠鋼鐵工業孤軍奮戰，既開發礦藏，又建設鐵路，還要爭奪市場，四面受敵，必然要陷入難以突圍的困境。評判的另壹種視角歷來批評張之洞辦鐵廠的另壹個失誤是鐵廠的選址問題。漢陽既不產鐵也不出煤，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問題在於我們用什麽尺度和視角去評價張之洞的選址。所謂“就鐵”或“就煤”，並不是鐵廠布局唯我獨尊的金科玉律。把鐵廠選擇在煤礦和鐵礦之間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也不是在冶金史上沒有先例，同樣在冶金學中曾被列為布局法則之壹。如果我們不是僅僅從壹個企業的決策者來要求張之洞，不是僅僅固守多了壹段二百來裏水路運輸鐵礦石而增加了成本這壹罪狀，換壹個角度，從推進地區近代化和城市化的角度來審視，張之洞的功過就可能不壹樣了。漢口開埠與洋務運動同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產物。在洋務運動進行了三十年之後，湖北政壇仍是壹片沈寂。蘇雲峰認為“張之洞抵鄂之年，才是湖北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生重要變遷的起點。”我們更具體地說，湖北的工業化是由創辦漢陽鐵廠啟動的，它是關鍵的壹環。張之洞畢竟是湖廣總督而不僅僅是漢陽鐵廠的總辦。他是懷著“經營八表”、“締造先從江漢起”的宏圖來到湖北的。從《勘定煉鐵廠基暨開采煤鐵事宜折》所強調的漢陽有“六便”來看，鐵廠定點是他實現江漢崛起的第壹手棋，既考慮鐵廠，也考慮槍炮廠、布廠、學堂的需要和發展，還考慮到漢口的城市建設。也就是說，張之洞在考慮鐵廠的布局時，是與武漢的工業布局和城市建設聯系起來綜合考慮，盡管這種考慮此時還不成熟完善，但他的思路、出發點卻是明確的，無可置疑的。在張之洞抵鄂之時，漢口、武昌、漢陽是被長江和漢水分割開來的三個城鎮，各有統屬，分別管理著傳統的日常事務；壹旦涉及“洋務”，無論是經濟、外交、軍事、城市建設、社會治安和警察等，都要聽命於張之洞。整個晚清時期，在此起主導作用的都是湖廣總督官署及其所屬司道，武漢三鎮實際成了湖廣總督直接管轄的不成文的“洋務經濟特區”。原來以生產扣布和木排交易著稱的漢陽，由於鐵廠與槍炮廠聯袂到來，帶動了壹批民營機器制造、修理企業的誕生和發展，儼然成為以冶煉、制造為主的頗具規模的重工業業基地。因為有鐵廠存在，漢陽才會受到區域行政中心武昌的特別青睞，才不致被中部崛起的商業金融中心漢口所冷落；因為有鐵廠這個遠東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存在，漢陽才進入了國際媒體的視野，對它跟蹤報導；因為有鐵廠這個中國洋務運動的標誌性企業存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德國親王亨利這些重量級的國賓，才會特地繞到漢陽壹遊。漢陽為武漢贏得了國際聲譽，提高了武漢的國際地位。如果沒有鐵廠，漢陽哪有資格和漢口、武昌鼎足而三？在漢陽崛起的同時，張之洞在武昌先後創辦了著名的紡織四局等使武昌成為以紡織工業為主的輕工業基地；而在漢口這個人口密集的商業都會裏，率先創辦的主要是壹些生產民生日用消費品的民營輕工業企業。到辛亥革命前，三鎮工業已有120多家，三鎮工業各有側重、各具特色，武漢作為壹個地區初步形成了輕重工業協調發展，門類比較齊全，軍工、民用，官辦、官督商辦，民營、外資，結構多元的工業體系，壹躍而成為全國最早、最大的工業基地之壹，開創了武漢的工業近代化，為武漢的城市近代化奠定了基礎。鐵廠在漢陽興建，改變了漢陽地區的經濟功能和地位，密切了武漢三鎮之間的內在聯系，促進了武漢地區整體的近代化和城市化；如果它設在當時還是沿江小鎮黃石港當然也有帶動作用，但其幅射的範圍和能量與在九省通衢的武漢不能相比，是無可置疑的。漢陽鐵廠與湖南土鐵、蕪湖鋼等手工作坊毫無血緣聯系。這株工業幼苗，並不是在中華傳統封建社會的土壤中培育成長起來的，而是從西方移植過來。西方鋼鐵工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自有其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及外部環境。張之洞的悲劇在於，他是在晚清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宏觀或微觀環境尚未具備或基本不具備的形勢下創辦鐵廠的。雖然張之洞竭盡所能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宏觀環境和不可控制的因素是他無力改變的。這增加了這壹事業的艱巨性、復雜性、悲劇性，也埋伏下近代中國鋼鐵工業遭受重大挫折和衰敗的基因。另壹方面，漢陽鐵廠又代表著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新的人類文明，壹旦植入舊的社會結構，又必然成為壹種催化劑，產生壹系列的連鎖反映，不可抑制地促使原有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促進地區的近代化和城市化。來源：漢陽鐵廠與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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