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王莽生活比較勤儉樸素，為人態度恭敬，處事看重榜樣的作用。王莽雖出生在外戚豪門之家，姑母是漢元帝的皇後，但由於王莽的父親因病早死，未及列侯，所以王莽幼年時生活貧困。生活的艱辛使他養成了恭儉、樸素的性格，他比那些貴族子弟更了解下層人民的疾苦。永始元年，王莽被封為新都侯，與其他官吏的貪婪豪奪不同，王莽“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為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余”。（班固:《漢書·王莽傳》）他當上大司馬後“愈為儉約”，“賞賜邑錢悉以享士”。以至“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聞知其夫人，皆驚。” （班固:《漢書·王莽傳》）“每有水旱，莽輒素食。” （班固:《漢書·王莽傳》）
生活節儉是王莽壹貫的品質，他想為荒淫奢侈的公卿貴族們樹立壹個良好的榜樣，以挽救搖搖欲墜的西漢王朝。王莽由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所以過於看重教化的作用。王莽認為，只要統治階級以身作則，註意節儉，社會上的浮華風氣就會煙消雲散。尤其是平帝元年，王莽長安輔政後，“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班固:《漢書·王莽傳》）隨後，許多公卿處於各種動機，“皆慕效焉，凡獻田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班固:《漢書·王莽傳》）王莽“惡衣惡食，陋車駑馬”，（班固:《漢書·王莽傳》）連年獻田獻錢，救濟貧民；不僅如此，還力勸太後，“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班固:《漢書·王莽傳》）從而贏得朝野上下壹片歌功頌德。許多大臣聲稱：“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班固:《漢書·王莽傳》）王莽因此更加看重教化的作用。
王莽在改制中特別強調要敦教化，希望以此來改變崇尚奢華、揮霍無度的官場風氣。在地皇元年，他起用了節儉樸素的唐尊，讓他擔任太傅要職。唐尊認為“國虛民貧，咎在奢泰”，要挽救危亡，必須提倡節儉，這與王莽的觀點不謀而合。於是，穿小袖短衣，乘母馬拉的車，使用劣質陶器的唐尊就成了王莽推崇的表率。他讓唐尊用陶器盛著劣質的食物遍送公卿，企圖以此來感化他們，使新朝能弊絕風清。這種做法也未免太單純、幼稚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王莽不去考慮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企圖以教化的方式去挽救時弊，註定了改革的失敗。
二、王莽十分向往周代禮制並以其為藍本，力求尋找壹條擺脫社會危機的方案。王莽幼年生活的貧寒艱辛，使他養成了勤儉樸素、勤奮好學的品行。年輕時，他曾經向著名的儒學家陳參學習“禮經”，成為壹位徹底的儒學崇拜者，對儒學的崇拜達到了近乎癡迷的程度。在改制過程中，王莽泥古不化，企圖依照儒家經書《周禮》而實行改制，最終導致了改制的失敗。新朝建立後，王莽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處處引經據典。王莽從《詩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出發，認為“昔周二後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州以《禹貢》為九，爵以周氏有五”。（班固:《漢書·王莽傳》）王莽還不顧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恢復了西周時期的分封制，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營建東都，加劇了社會矛盾。
王莽壹向認為，“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馬成為宰輔後，“議論決斷，靡不據經”。新朝建立後，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把壹切政令、設施都搞的古色古香，壹部《周禮》幾乎是王莽改制的藍本。王莽是壹位儒家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對歷史上的儒家們所描繪的理想境界羨慕不已。為了解決土地的兼並問題，在建始元年，即公元9年，王莽下詔實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稱取法於《詩經》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詔書稱：“古者，設廬井八家，壹夫壹婦田百畝，什壹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壹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變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為封建土地國有制，企圖以此來遏止土地兼並。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經出現六七百年的漢末，要廢除土地私有，實行土地國有，實在是不切實際的空想！他的壹位叫區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諫他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已。……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實行。”事實上，“王田制”頒布不幾年，就因為遭到豪強大地主的反對而廢止了。正如壹位史家所說的，井田制“乃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
王莽還根據《詩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制定出壹套分封的方法：“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壹國，有眾萬戶，土方百裏。侯伯壹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裏。子男壹測，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裏。”在體現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已經確立二百多年後，王莽全面恢復分封制，用世襲的辦法代替選任制，其實是壹種歷史的倒退，無論如何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漢後，為了抑制富商大賈的過分盤剝，他頒布了五均六筦法，“《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兼並也”。（班固:《漢書·食貨誌》）可以看出，五均六筦也是根據《周禮》等舊典而成的。這套五均六筦法實際上是官營壹部分工商業，將民營的鹽、鐵、酒等大宗商業收由官家來做。這明顯是與商家大賈爭利，當然要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而稅山澤，又使在蝗蟲旱災之中指望山澤求生的百姓，沒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壹直反對此法。六筦之令行，“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上諫除六筦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筦法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又觸犯了富人與窮人的利益，這就使得改制沒有了社會基礎，失敗成了必然的結局。
在改制中，王莽認為“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認為“制度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袁枚:《通鑒紀事本末·王莽篡漢》）糾合壹幫公卿大夫、文人學士，根據《周禮》所記載的奴隸制國家的法典，制作出壹套新朝的禮樂制度。然而王莽對《周禮》的看法非常簡單，以為只要新朝在形式上具備了三代的條文命令，就可以實現三代的興盛局面，這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王莽事事尊從儒家禮教，“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三十七）而且拘泥與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對於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不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進其進壹步發展，甚至當農民起義的烈火快要燒到都城所在的關中時，他還在根據《周禮》的“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率群臣來到長安南郊，設壇向天哭訴，責問老天既讓他代漢而立，為什麽不助他滅賊。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動天地，他終於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被砍下腦袋，傳以示眾。“以復古為解放”（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是中國歷史的壹個特點，但像王莽這樣壹味迷古信古，竭盡全力復古者少之又少，他的壹言壹行都要從歷史古籍中找到依據，這就是泥古不化、發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應有的態度。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王莽是復古主義的犧牲品。
三、王莽個人比較虛浮，做事隨心所欲，肆意進行改革。王莽個人性格比較虛浮，好逞威風，博求虛名，輕於改作，但又對改制中遇到的困難估計不足，致使許多措施半途而廢，或者僅限於法令條文的頒布。在這方面，幣制改革與地名變更尤為突出。從居攝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間，王莽先後四次下詔改幣，五次重申改革貨幣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幣壹次。王莽改幣的主要目的是用貨幣貶值的方法，聚斂財富，結果是幣制改革壹次，王莽就實現壹次對人民財富的大掠奪，社會經濟就會出現壹次大混亂，以致於“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道”。（班固:《漢書·食貨誌》）如此頻繁、混亂、荒唐的幣制改革，在中國幣制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王莽還頻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區劃。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漢時諸侯王號曰“公”，據《周禮》設置了許多新官，並將漢時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稱全數改變，如改郡太守稱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禦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如此之類不勝枚舉。至於地名，也是從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長安曰常安，長樂宮曰常樂宮，未央宮曰壽成宮，前殿曰王路堂。地方郡縣改名更多，幾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壹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系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其號令變改皆此類也”。這種改制除增加記憶的麻煩以至帶來社會的不穩定之外，則無任何益處。這也是王莽失敗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間，王莽還屢次挑起對東北、西北、西南諸少數民族的戰爭。對匈奴曾幾度發兵，雖不曾出擊，屯邊吏卒數十萬，持續時間許多年，“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征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並州、平州尤甚”。擾攘天下，破壞邊境和好局面，改革在這種環境中進行，其結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間經常頒布壹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註重形式，對具體執行則不甚關心，更多精力用在討論修改條令的文辭優美與否、是否符合經典規範上。不斷修改條令實際上是不停地擾動民眾，給社會帶來不穩定。
四、王莽在改制過程中，濫用小人和過於自負。王莽代漢以前，由於他謙虛樸素的作風，使得他清名遠揚。不僅百姓稱贊他的清政廉潔，士大夫們也紛紛上書稱贊他的作為。就連皇帝、太後都對他贊不絕口。這樣的好名聲使王莽沈浸在壹片甜言蜜語中，使他在改制中過於自信，過於迷信儒家經典條文，以致於達到固執己見，剛愎自用，拒諫飾非的地步。王莽經常自以為他的法令條文都是完美無缺的，因此對忠言直諫者，常不能正確處理。如大司馬嚴尤上書，陳述對匈奴作戰的困難及不利條件，建議停止對匈奴的戰爭，集中力量鎮壓農民起義，結果被王莽貶去大司馬之職。當有使者如實報告農民起義的緣由是法令苛酷、剝削沈重時，王莽根本不信，認為是造謠，立即罷免了使者的官職。他叫大司馬司允費興去做荊州牧，問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費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管，稅山澤，妨奪民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郡，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裏，假貸犁牛種食，闊其稅賦，幾可以解釋安集”。王莽聽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荊州牧。去除苛政以蘇民困，這本是解民倒懸之舉，能幹的官吏才可以做得到，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為政者不知用人才，難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司馬光:《資治通鑒》三十八卷) 王莽後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馬奉承，苛薄寡恩的小人。地皇三年，進入關中的流民有幾十萬，王莽“乃置養膳官稟食之”，而辦事的官吏乘機將賑濟的糧米據為己有，致使“饑死者十七八”。王莽聽說城中饑饉，問負責此事的王業，業“乃市所買粱飯、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鹹如此。’” (司馬光:《資治通鑒》三十八卷) 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話。王莽派到各地督察鑄錢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賈出身，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班固:《漢書·食貨誌》）滿朝這種阿諛奉承，顛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權的倒臺不是必然的嗎？搞改革必須高度重視用人之道。事在人為，各項改革措施，最終都要通過人去貫徹實行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壞，又與用人是否得當直接相關。王莽的剛愎自用與所用非人造成改制的徹底失敗，教訓是深刻的。
總的看來，王莽代漢及改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王莽作為壹個徹底的儒家學者，作為壹代封建帝王，為鞏固新朝政權，頒布了壹系列措施，在許多方面還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性情狂躁、輕於改作，壹味慕古、不切實際，剛愎自用、所用非人，這些又最終導致其改制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