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農業與城市工業利潤率的差異
按照崇尚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行業間利潤率的差異是引導社會資本在行業間流動的根本原因。研究市場經濟建設背景下我國農業資金的非農流出，有必要比較農業與城市工業尤其是工業的利潤率。在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之前，由於價格剪刀差的存在，確實在壹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業部門的收益預期，造成農業資金的非正常流出。然而，在國家大力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對農業部門進行補貼的背景下，農業資金外流規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持續增加的跡象。造成這壹現象的重要原因是農業部門的收入明顯低於城市工業部門。單以家庭為單位看農業經營的投資收益，未必低於城市工業部門，甚至可能比這些部門利潤率更高。但如果考慮農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對農業經營利潤率的評價就會大打折扣，這可以用近年來農民工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收入增長主要渠道的現象來解釋。此外，由於農業是弱質產業，生產經營不僅面臨著市場的不確定性，還面臨著自然條件的不確定性，導致農業產業的經營風險大於工業產業。如果行業利潤率不能對這種風險進行必要的補償，農業生產經營就很難吸引社會資金。從另壹個角度看，中國的市場經濟正處於建設過程中，持續的經濟增長為各種城市產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巨大的利潤空間，進壹步增強了城市產業積累社會資本的力量，當然也包括吸引農業部門的資金，這成為農業資金外流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2.農業產業化水平制約著社會資本向農業部門的回流
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社會資本從城市工業向農業部門回流，必然會整合農業部門的生產經營方式，進行公司化、產業化經營，提高行業的抗風險能力。ADM (Archer Daniels Midland)、Bunge、Cargill、Louis Dreyfus四家跨國農業公司壟斷全球80%糧食交易量的發展，為分析現代經濟環境下社會資本回歸農業領域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另壹方面，我國的農業產業化經營，雖然在實踐中創造了壹些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模式，出現了中糧集團、希望集團等大型農業公司，但總體上產業化水平還比較低，大部分農業產業化公司以農產品深加工和流通為主。生產領域的大規模整合受制於不完全的要素市場，沒有根本性的制度變遷，這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我國社會資本向農業生產領域的積累。
3.小規模農業經營對生產資金的需求有限。
作為壹項根本性的制度變革，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農業基本生產經營制度在壹定時期內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但也要看到，這種生產力的釋放是建立在全社會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基礎上的。所以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特別是農業生產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之後，這種制度變遷的力量就被固化了。在國家重農惠農政策的背景下，小規模的農業經營模式在生產過程中只需要種子、農藥和化肥，人工成本是壹種事後補償，不需要提前支付現金流，因此對農業生產性資金的需求不是很高。根據相關實證研究，農民的資金需求主要集中在非生產領域，如消費、子女教育投資、遷移等支出。實際上也是非生產領域的資金需求，壹方面擠壓生產領域的資金，壹方面促進資金非農化轉移。
4.社會保障水平低和投資渠道狹窄導致農民預防性儲蓄的提高。
取消農業稅和規範行政收費後，目前農民的負擔主要集中在養老、醫療和子女教育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工作逐步走向社會化和規範化，其主要保障項目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社會救助和以合作醫療為基礎的醫療保障。但總體來看，農村以養老、醫療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工作社會化程度較低，保障功能相對較差。另外，管理混亂，政策多。可以說，農村社會保障要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徹底解決農民的後顧之憂，尚需時日。再加上與農業生產性收入不相稱的子女教育支出，農民負擔依然很重。此外，隨著農民工工資收入的增加，客觀上農民已經積累了壹定的對外投資能力。但從投資渠道分析，農村公共設施作為公共產品，對農民沒有吸引力，鄉鎮企業的發展基本上是家庭經營，無論從規模還是制度上都不能成為農業資金投資的主要渠道。在這種社會保障水平低、負擔重、投資渠道窄的情況下，儲蓄尤其是為未來的預防性儲蓄成為農民的理性選擇，高儲蓄、低生產性投資成為農業領域特有的經濟現象，這也是農業資金在非農轉移中不可忽視的原因。
5.金融部門缺乏農業金融創新的動力。
農業是弱質產業，我國農業目前以分散經營為主，決定了涉農貸款的高風險和高交易成本。在利潤最大化的約束下，金融機構缺乏為農業領域提供金融支持服務的意願，尤其是在其他市場機會和競爭不充分的背景下，農業領域金融創新的動力更低。我國現有的農業金融支持體系主要由農村信用社、農業發展銀行、郵政儲蓄銀行、農業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組成，其特點是規模大、業務標準化和專業化程度高、靈活性不足。但總體來看，目前的金融體系還不能滿足農村多元化的資金需求。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政府對農業金融支持體系的建設給予了很大的支持，許多農業金融機構都是由政府建立的。以世界上農業最發達的美國為例，自1916年以來，美國政府制定了壹系列農業貸款法，並牽頭成立了專門的農業貸款銀行及其基層機構，形成了由聯邦中期信貸銀行、合作銀行和聯邦土地銀行三大體系組成的復合型農業金融支持服務體系。同時，聯邦法律對農業貸款利率提供利率補貼，制定農業貸款利率的相關標準，有效防止商業銀行將農業貸款資金轉移到非農業領域。此外，為了幫助農民應對農業生產面臨的風險，美國保險業積極支持農業，發揮了重要作用。1938《聯邦農作物保險法》頒布後，美國農業保險發展了近70年，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農作物保險業務。而我國的農業保險對農業的保障明顯不足。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資本成為“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的重要手段。在中國從二元經濟向壹元現代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政府政策的作用在城鄉資本流動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根據亞當·斯密對城鄉經濟關系的分析，社會資金或資本的流動，在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作用下，實現了城鄉產業間生產要素的良性循環。同時，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由於幹擾，這壹過程並不符合理論分析的自然理性秩序，而是表現出更多的不確定性。政府通過財政、金融和價格幹預等政策工具和手段，直接或間接影響城鄉之間的資金流動，以實現相關發展目標。在這種幹預的背景下，農業資金與外界的流動呈現出壹些值得註意的非農化特征。
首先，在財政方面，在2006年6月5438+10月1《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廢止之前，農業稅壹直是國家來自農業部門的財政收入的直接來源。此外，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農業部門還承擔了牧業稅、耕地占用稅、農業特產稅和契稅。如果考慮到這壹時期農村實際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提留和統籌、各種攤派和雜費等因素，農業資金通過財政渠道流入非農部門的規模會更大。
其次，在金融領域，從1997開始，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大規模合並縣以下基層服務機構。目前在農村積極開展各項業務的正規金融機構主要是農村信用社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農村信用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個體農民按照行政命令共同設立的，以村民互助為主要經營宗旨的金融組織。根據相關規定，其運營資金主要來源於合作社成員繳納的股份、留存的公積金和吸收的社會存款，貸款主要用於解決成員的資金需求。隨著經營過程中積累的巨大風險，農村信用社自上世紀以來進行了重大改革，形成了中央部門業務監管、省級政府管理、農村信用社獨立經營的體制。但這次改革後，農村信用社與其他商業銀行的同構性得到改善，不僅沒有達到設立目的，反而成為農業資金進入非農領域的主要渠道。
最後，需要註意的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通過農產品價格的強制收購政策，形成了城鄉之間特有的價格“剪刀差”，實現了農業剩余向城市工業的轉移。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加快了農產品市場化改革的步伐。2004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試圖在全國形成統壹、公平競爭的糧食市場。特別是這壹時期實行的糧食補貼制度，完成了價格機制在農業領域從抽血到補血的根本性轉變，農業資金通過價格機制的非農化流動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
(以上信息選自華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本科考試復習資料——全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