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記者日前從相關渠道了解到，由於民間借貸市場需求異常旺盛，在江浙等沿海地區相當規模的銀行貸款並未實際流向用款企業，而是流向了利率更高的民間借貸市場。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日前舉行的銀監會三季度形勢分析會上以相當篇幅論及此事，並強調，相關商業銀行不得在貸後管理上忽視受托支付的要求，最終導致貸款資金流向無法監管。
“現在由於信貸需求旺盛，紛紛轉行從事高利貸業務，而放貸的資金很大壹部分來自銀行，是來自銀行給大型企業的貸款。（這些貸款）在浙江這些沿海地區都是低成本，（企業拿到）後放高利貸賺取巨額利息、利差，實際成為高利貸市場從銀行融資的平臺。壹些國有擔保公司，財務公司也利用國有銀行的資金，偷偷地放高利貸”劉明康在會上強調。
據悉，劉明康在三季度形勢分析會上對這部分資金流向規模的匡算口徑是“三萬億”，並稱包括浙江在內的全國各省均已展開排查。劉明康在會上強調，從上半年對商業銀行落實“三個辦法壹個指引”貸款新規的檢查結果來看，部分銀行采用受托支付走款的比重已經達到銀監會的要求，但仍有部分銀行在這壹方面推進乏力。“有些銀行受托支付的比重遠遠低於今年我們提出80%的基本要求，這就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包袱”劉明康在會上表示。
部分擔保行業人士對記者稱，東部沿海民間借貸盛行地區的資金借貸利率可以高到月息3%-5%左右，而且多數需求方是中小企業。“大企業資金比較富余，而且現在項目投資的空間並不大，壹些企業賬上的確有壹定的錢；小企業則貸不到款，特別是壹些加工型的小企業，資金很緊張。據我們了解，壹些擔保公司的確也在做壹部分民間借貸的事情，整個的市場需求非常大”壹位擔保行業資深人士稱。
這種資金供需不平衡給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套利空間。據記者了解，即便按壹年期基準利率上浮10%從銀行獲取貸款，企業的資金成本亦僅有7.2%左右，如若投入月息3%-5%（折成年息為36%-60%）的民間借貸市場，其每年的套利空間就達到30%-50%不等。相比較之下，這壹收益率已經高過相當部分企業的主業經營利潤率。
而對於生產企業而言，面對還未見曙光的宏觀環境，很難支撐起20%的高借貸成本。壹旦生產企業支撐不住，那些報表上的固定資產、應收賬款、存貨都難以變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有關規定，委托貸款的風險均由委托方承擔，也就是說，貸款企業逾期不還款的風險由委托公司自身承擔，銀行沒有義務返還貸款。
但是，上海證券分析師蔡鈞毅表示，上市公司進行委托貸款和委托理財要分兩面看。雖然發生了借貸關系，必然有違約風險存在。“但是在宏觀經濟不好的環境下，非要拿現金去投入主業，在宏觀需求低迷的時候再擴張產能，這也是很畸形的做法。”他提出，如果能夠在風險可控的範圍內(比如抵押品的評估性資產占貸款比例較高)進行貸款，是上市公司在經濟低迷時期，不失時機地做出的正確選擇。“當市場環境明朗後，用利息收入再進行行業的兼並收購，也不失為真正的好企業。”
2011年第三季度，關於溫州地區發生的民間借貸而引發的部分中小企業債務危機引人人註目。對此，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要求全省銀行業全面落實“三嚴五禁”，形成合力幫扶危困企業。 “三嚴”是指：嚴格規範貸款用途審查，做到“實貸實付”和“受托支付”，切斷“錢生錢”的源頭；嚴格落實利率風險定價機制，主動向企業讓利，對小企業貸款利率原則上不上浮；嚴格落實全省1000家中小企業信用貸款試點任務，改變單壹的抵押擔保信貸方式，積極探索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長效機制。
“中國式次貸危機”絕非危言聳聽 郭田勇教授認為，民間借貸有三點隱憂：首先，民間借貸投機性極強。隨著股市熱、房地產熱退去，投機性資金已大量湧入民間借貸。其次，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在民間借貸中存量非常大。沿海地區各省市已有大概三萬多億銀行資金進入民間借貸領域。第三，民間借貸資金去處成問題。大量的資金進入中小企業，但房地產領域絕脫不了幹系。杜健豪也補充說，有些民間借貸活躍的地區，其規模已經超過了銀行信貸，甚至是兩倍到三倍。 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下降，國家同時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增大。如果經濟繼續減速，房價下降，很有可能發生企業經濟效益不斷下滑，房地產商難以支撐，最終導致資金需求者無力還錢，資金鏈斷裂。而壹旦這種情況發生，大面積還款困難的風險將很有可能傳導到銀行，傳導到社會。因此，郭田勇認為，中國式次貸危機絕非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