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當的經濟政策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宏觀因素。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的次貸危機。美國信息技術(IT)泡沫破滅和“9·11”事件後，美聯儲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降至1%。在2002—2006年的4年裏，美國的金融機構發放了大量次級貸款，刺激了房地產泡沫。再後來，隨著美聯儲不斷加息，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了巨額不良資產。究其原因，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負有主要責任。即低利率持續了過長的時間，是導致房地產泡沫和次貸危機的重要宏觀因素。從財政政策上看，歐美等許多發達國家由於長期財政赤字積累了大量的國債余額，使得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均達到了不可持續的水平。所以，從整體來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穩健和適度，是維持宏觀經濟良好運行的壹個重要基礎。
監管不力或監管缺失是釀成金融危機的微觀原因。對美國而言，監管不力或監管缺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方面商業銀行發放了那麽多次級貸款，並產生了大量以此為基礎的衍生品，監管當局長期以來對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都沒有進行風險提示，另壹方面投資者過度相信評級機構，以為他們買的有抵押債券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級。由於對次貸產品的監管缺失，使得這種運營模式能夠持續很長時間。對於發放貸款的銀行和金融機構來說，他們也沒有壓力進行認真的貸款審查，因為他們知道貸款發放以後，能夠迅速而順利地將其以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形式賣出去，他們不再對這些貸款承擔責任。數次的買賣，就使得很多機構手裏都拿著有問題的資產，引起次貸危機的巨大風險由此形成。更可怕的是，這些債券的持有者不知道這些資產的問題到底有多大。壹旦風險暴露，市場恐慌性拋售就不可避免，系統性金融風暴驟然發生。
決策遲緩是導致金融危機傳導和蔓延的主觀因素。危機爆發後，由於美國財政、央行和監管當局沒有得到及時的授權，降低了危機救助的有效性。壹個重要的例證是像雷曼這樣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發生危機後沒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壹般而言，對於存款類機構，監管當局或者中央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對它的救助是有法可依的。但對雷曼這樣的非存款類機構，美國當局在救助的決策過程中產生了較大分歧，雷曼最終申請破產，造成市場的劇烈動蕩，引起危機大規模蔓延。還有壹個例子就是英國的北巖銀行，由於監管當局和最後貸款人的信息不對稱，對這壹銀行的整頓救助過程緩慢遲鈍，使危機向其他金融機構傳導，最終導致了更嚴重的問題和更大的損失。
主權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再度惡化的“加速器”。在危機救助中，大量的債務從金融市場和私人部門轉移到政府和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這是因為危機發生的時候，整個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應當說存在過度的杠桿化，有大量的債務。為解救危機，主要危機國家的財政提供了對金融機構的註資和援助資金，中央銀行也提供了巨額的流動性資金。因此，解救危機的過程實際成為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的過程、政府和中央銀行再杠桿化的過程。再杠桿化到了壹定程度，各主要發達國家都出現了財政赤字的大幅攀升，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當這壹比重過高時，市場對這些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產生懷疑，必然引起相關國債的價格下跌，而價格的大幅下降，進壹步造成政府償債能力下降，融資更為艱難，債務的還本付息更不可持續，主權債務危機由此形成。在壹定的條件下，主權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為了救市，政府和中央銀行承擔了大量的債務，幫助壹些機構渡過了難關，穩定了市場。但是，如果政府承擔大量債務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的話，實際上有可能誘發新壹輪的金融市場動蕩。背後的邏輯是：持有國債的主要機構是商業銀行，如果國債價格大幅下跌，它的資產質量就會受到影響，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流動性出現問題。
可以說，上述原因導致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和傳導，並最終拖累了實體經濟，在政府救助過程中又產生了主權債務危機，既有歷次金融危機的***同特點，又反映出了當前世界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這次危機也影響了中國金融經濟。我們要深刻剖析引發危機的原因，總結其教訓，深記啟示。
第壹，建立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實施富有彈性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危機告訴我們，各種政策工具要有彈性、留有余地，使得在關鍵時刻，政策有操作空間。宏觀政策具有彈性且有力，市場就會相信政策效用，形成穩定預期。如果政策工具已經用到捉襟見肘，當市場發生問題時，即使政府出手相助，市場也會質疑政策作用的有效性。就中國而言，目前的各種宏觀經濟政策，大都保持著彈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緊有度。在財政政策上，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與GDP的比率分別在2.8%和20%上下，均低於國際公認的3%和60%的警戒水平。從貨幣政策看，目前存款準備金率為17%，處於歷史較高水平；人民幣壹年期存款和貸款基準利率為2.25%和5.31%。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中國在未來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間，能夠從容應對危機。
第二，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制定，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加強金融監管。實際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的救助過程，是世界範圍內金融監管方式和立法過程的壹次深刻反思。眾所周知，美國1933年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反思和總結1929年大危機爆發和金融系統崩潰的經驗教訓的結果。60多年後，1999年克林頓總統簽署了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壹種否定。然而，不到10年，美國就發生了次貸危機，並引發了國際金融危機。今年7月21日，奧巴馬總統簽署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蘭克法案，則是對美國監管體制和立法的再次總結和反思。
目前，針對這次危機，世界各國都在進行總結和反思。特別是在應對危機中，二十國集團(G20)和其框架下的有關機構，如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監管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凝聚了各方面專家和各國有關官員，認真反思和總結危機的經驗教訓，力求制定壹整套金融監管的新標準和有效執行模式。可以說，在不久的將來，這些監管標準將會對世界金融產生影響。因此，面對新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規則的制定，特別要在國際金融監管新標準的制定中發揮應有作用。盡管這些標準並不是百分之百都適合中國，但是這些監管標準的主要原則和理念，對銀行、證券、保險領域的監管具有十分清晰的政策含義，最終都會體現到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和競爭力上，因而對未來中國金融改革和金融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在中國金融業現有的發展水平上，如果我們率先實現這些標準的原則和理念，將會大大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在金融發展上的差異，有利於加強國內金融安全。對此，我們要有充分認識，要有世界眼光。
第三，建立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預警機制和處置機制。這是加強金融監管的基礎性工作。經驗告訴我們，越是基礎性工作越要重視，才能防患於未然。當前，從中國金融監管實際出發，建立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預警和處置機制，應當註意幾個要點：壹是要在明確責任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好財政和中央銀行的作用；二是要重視發揮存款保險的積極作用，完善我國存款保險機制；三是要清晰界定金融損失的承擔者，從嚴防範道德風險；四是要加強國際合作。在現代社會裏，隨著金融市場的全球壹體化進程加快，金融風險的跨境傳染異常迅速。因此，在金融危機的預警和救助過程中，只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及時而有效地切斷金融風險的外部來源。
如何在應對危機沖擊中維護中國的戰略利益，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需要我們始終站在時代前列，謀求在原則問題上形成***識，有效建立新的國家發展優勢。
要充分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對中國是有利的。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受益者之壹。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擡頭，我們應當高度關註，並盡力遏制這種勢頭蔓延，為中國經濟發展爭取國際空間。在這個問題上，怎樣看待全球化，怎樣看待世界貿易組織(WTO)，怎樣看待國際遊戲規則，在國內始終存在著兩種看法，壹種是陰謀論的看法，另壹種是互利***贏、***同發展的看法。這確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事實是，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總政策，中國不但沒有垮掉，反而在改革開放中越來越強大。看來，以互利***贏、***同發展看待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是正確的，有利於我國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維護國家利益。
要充分認識到加快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對中國是有利的。對於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雖然從原則上來說已經形成了廣泛***識，但是大凡涉及到具體的實際問題，爭論還會發生。回顧改革開放歷程，國內對每壹個重大的改革開放舉措都有過激烈的辯論，這是很正常的。例如，當初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有壹些人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很多行業和產業可能會全軍覆沒。但事實證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這些年是中國經濟發展又好又快的時期，對外貿易量大幅增長，企業競爭力大幅提高，並沒有出現全軍覆沒的行業和產業。這也說明，中國經濟不怕市場競爭，中國人能夠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適應市場經濟並在競爭中發展壯大。
要充分認識到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對中國是有利的。在過去幾年中，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在二十國集團框架和各種國際標準委員會中的發言權有了大幅提高，這對我們是壹件好事。但值得引起重視的是，我們需要大量的國際型人才來應對這個局面。目前，很多國際組織非常希望中國人能做有關專門小組、技術小組、方案小組的牽頭人。在這些組織中，如果由中國人牽頭，可以方便地協調各方意見，然後拿出方案，解決相關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缺乏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因此，我們要不拘壹格降人才，積極應對面臨的國際挑戰。(作者：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