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壹篇題為《政府幹預市場經濟之我見》的論文

政府幹預市場經濟之我見隨著次貸危機的加劇，美國金融業陷入新壹輪風暴。美國最大的兩家抵押貸款融資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後，美國第三和第四大投資銀行美林和雷曼兄弟也陷入困境。前者被美國銀行收購，後者被迫申請破產保護。連續14個月，美國房市和金融業瘋狂投機引發的危機持續惡化，對世界金融穩定和全球經濟增長構成嚴重威脅。面對嚴峻的金融危機，美國財政部通過了700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從陷入困境的金融企業手中購買問題資產。在救助計劃獲得國會批準後，美國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承諾“迅速采取行動，實施新的權力，但也要註意方式方法”，並強調“透明度”將是貫穿整個過程的壹個重要因素。隨後，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和奧地利政府也推出了總額為1.3萬億歐元(約合1.8萬億美元)的銀行救助計劃。自去年夏天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隨著問題的惡化，各方面的反思越來越多，歐美龐大的金融救助計劃也將“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話題擺在了世人面前。追根溯源，要從價值規律說起。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的交換應以價值為基礎。價值規律的表現就是價格圍繞價值波動。當壹種商品的價格上漲時，生產者就會增加對這種商品生產的投資。導致這種商品供大於求，價格就會降低。生產者會減產，商品供大於求，價格又會上漲，等等。這個循環也是市場的自發調整。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價值規律。然而，市場監管有很大的缺陷: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後性。比如上面例子中的商品生產者，永遠無法通過調整價格背後的生產規模來賺錢，所以他們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也就是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拯救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當國民經濟過冷或過熱時，需要宏觀調控幹預，促使經濟向良性方向發展。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似乎是說國家幹預經濟，彌補市場失靈。因為羅斯福新政是在大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其實在此之前，資本主義世界已經經歷了多次經濟危機。但如果把情況移植到中國，解釋中國的情況就顯得太簡單了。因為中國沒有經歷壹個從自由資本主義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而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逐步開放市場。建國以來我們好像沒有經歷過大的經濟危機，只是聽說了市場失靈。恐怕這不是唯壹的原因。然而，政府並沒有幹預所有的經濟體。它只開發和管理了壹些國家不能交付給他人的重要資源，如石油、礦藏等關系到國家命脈的資源。我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政府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特別是在軍械和石油領域。如果國家不進行宏觀調控，後果不會像現在這麽樂觀。哪裏談得上人民的安定團結，社會的穩定？雖然我們的政府部門出現了壹些腐敗分子，但不能因此否定我們政府的決策。經濟行政權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可能腐敗，在幹預市場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更有可能腐敗，腐敗滋生的危害性可能越來越嚴重。廉政建設是壹項復雜的法律系統工程。為了預防和減少經濟行政權力腐敗，加強經濟行政機關廉政建設，政府幹預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化勢在必行。市場經濟雖然不是行政經濟、計劃經濟、審批經濟，但也絕不是自由放任、無法無天的經濟。市場也有盲目性和局限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甩手掌櫃，不能對即將到來的市場機制失靈、潛在的金融風險和經濟混亂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政府適度幹預市場經濟是必要的。政府是幹預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是經濟法最活躍的主體。因此，政府如何進行幹預才能順應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法治化的歷史潮流，達到適度、公平、高效的預期幹預效果，成為壹個重要的經濟和法律問題。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和法治既管企業，也管政府。換句話說，經濟法不僅要規範企業的經濟行為，還要規範政府代表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幹預。近年來，依法治企的呼聲日益高漲，企業要依法經營的認識趨於統壹。然而，在經濟管理中對法治的強調仍然有些黯然失色。在新壹屆中央政府剛剛上任，進行大刀闊斧的政府機構改革之初，強調政府依法行政，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幹預走向法治化，意義重大。總結多年來政府管理經濟的經驗教訓，指出要真正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政府必須率先垂範，做法治改革的推動者而不是抵制者。當然，這與“文革”中的全官、全民是不同的。顯然，如果政府本身不依法辦事，就難以避免行政權力的腐敗變質，就難以贏得企業和公眾的信任、尊重和配合，也就沒有資格要求企業和其他市場主體依法辦事。強調政府幹預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就是要把政府幹預市場經濟過程中的每壹個行政機關、行政行為(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行政環節都納入法治軌道。實現這壹目標後，經濟行政行為將完成以下轉變:從專制行政到法治行政，從專制行政到民主行政，從審批行政到監督行政，從壓制行政到促進行政，從卡管行政到服務行政，從警察行政到支付行政，從暗箱行政到公開行政，從低效行政到高效行政，從政府型行政到企業型行政。這對政府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為實現這壹改革目標，應出臺壹系列重大法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