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1881-1940，廣西桂林人)，少年時期就讀於廣西體校，接受反臺傑出人士唐的勸告，開始接受西方科學文化的教育，認識到“不精研西學，中國不富強”。21歲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書時，就開始翻譯法國大革命史和代數。1903年進入日本西京帝國大學學習應用化學，期間翻譯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並擔任《新民叢報》主編。1907年轉德國，1911年回國，在柏林工業大學學習冶金。1913年冬，他再次前往德國，進入柏林農業大學學習農業科學，後來成為第壹個在德國獲得工程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
馬首先是壹位政治活動家。他的青少年時期，正是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深淵的時期。以康有為為首的知識分子感受到民族面臨的嚴重危機，主張變法和君主立憲，並進行不懈的宣傳。馬，16歲，有機會聽了康有為的演講，大開眼界，然後積極投身於各種改革運動。在維新派的改革活動屢遭失敗後，他逐漸認識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和非暴力的革命手段救不了中國，並在求學過程中廣泛接觸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和革命派，最終與康梁分道揚鑣，跟隨孫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從65438年到0905年，馬參與了“中國同盟會”的籌備工作，並成為其章程的起草人之壹。武昌起義後，他作為廣西代表出席臨時政府會議，參與起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1913參加“二次革命”，後參加“保民運動”，官至孫中山臨時政府秘書長、廣西省省長。
經過十年的風風雨雨和艱辛，馬毅然決定“永遠不再從事政治生活”。1924之後，他把壹生都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強調學習建設國家，培養身心並重的新壹代，以實現自己的科技救國、教育救國的理想。從那時起，直到1940去世，馬把他的民主思想、科技知識和行政經驗融入到他所投身的教育事業中，並形成了。作為教育家，馬和蔡元培積極參與改革中國封建教育制度的實踐，大力推廣歐洲教育，尤其是創辦近代歐洲高等教育的思想。
1924年，馬受聘為上海大夏大學首任校長，以其博學多才形成了濃厚的學術研究氛圍，吸引了作家郭沫若、戲劇家田漢等壹大批著名學者前來授課。從65438年到0925年，馬在師生的要求下五次出任北工大校長。他想方設法聘請專家學者當教授，還積極籌措資金充實機械、電機、紡織、化工四系的實驗室和實驗工廠，使理論學習和科學實驗緊密結合；1930年，應蔡元培之邀，馬出任上海中華公學校長。上任後整頓財政，擺脫積弊；擴大學校和增加書籍和設備的貸款；聘請更多的教授，調整院系，讓學生人數增加到1000人以上。
在馬擔任的眾多大學校長中，他在廣西大學任職時間最長，成就最多，最能體現他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1927年，廣西省主席黃提議創辦廣西大學，任命馬為籌備委員之壹兼校務主任。經過精心規劃，廣西大學坐落在梧州三角嘴的蝴蝶山:“交通便利，本省學生可順流而下，外國教授也可沿河直達”。1928年初，廣西大學開始基建，歷時半年。同年9月13日，開學典禮在廣西大學舉行，馬被任命為首任校長。廣西大學從農學院、理工學院、礦冶學院招收首批280名學生，為廣西培養了第壹批高層次人才。1929年，由於戰爭，學校事務停止。1931兩廣戰爭結束後，馬應邀回到廣西大學，出任校長。1936年，馬被廣西軍閥趕走，離開廣西大學。1939年，經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批準，省立廣西大學改為國立廣西大學。馬既往不咎，第三次擔任總裁，直至1940年8月因過度勞累去世。
作者:222.217.24。回復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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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西大學馬和
馬的創造性學習借鑒了歐洲高等教育的理念，結合中國文化教育的傳統背景，積極適應學校的經濟狀況，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思想和風格，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提倡“公德”教育，身心並重。
馬認為，大學對培養公民道德責無旁貸:“培養壹個國家的人民道德，除了教育，別無他法。教育者，重鑄社會的機器”；並把培養學生的“公德”放在首位，主張學生不僅要學好，更要先做好人。1932馬引用德國柏林大學校長費希德的話說“要治愈國家的病，唯壹的辦法就是實行新式教育。實施新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民的純粹意誌，從而塑造堅定、堅強、正直的品格，形成新的社會秩序。”從馬的辦學歷程可以看出，修正現有道德、建立全新公德、塑造公德人才是其德育培養過程中的主要理念。對於現有的道德標準，他認為中國傳統道德最缺乏的是“公德”，即為國家和社會著想的道德意識。所以在辦學中，強調學生通過各種形式培養這種對國家、對民族的“公德”。在1931廣西大學開學典禮上，他勉勵師生“努力把西大打造成全國名牌大學，以無愧於廣西省的長輩”；在他為廣西大學寫的校歌中，“保衛中國，發展廣西，是我們的根本宗旨。為國家犧牲，為人民工作是我們學習的目的。.....對內團結，對外抵抗，為祖國奮鬥到底”，充分體現了他塑造公德人才的內容和目的。
因為馬先後在日本和德國留學，而這兩個國家從17世紀開始就受到重商主義和重工業的影響，所以這兩個國家都非常尊重生產性勞動者。馬對此深有體會，多次指出孔子教育思想的最大弊端是輕視勞動，應加強生產勞動教育。他主張身體和大腦並重，使兩者相輔相成。為了兌現自己的辦學主張，除了在教學內容中設置勞動課外活動外，他還在學校發起了“鋤頭運動”，要求學生熱愛勞動，培養艱苦奮鬥的精神。
倡導科學教育，加強技術應用
馬在日本、德國留學期間，目睹了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比中國先進。調查了原因。他認為“西方以科學強國，我國無科學則亡”，“科學知識是20世紀的靈魂”，“自強的真正原因是智力進步和科學文明”。因此，馬集“德先生”與“賽先生”於壹身，非常重視對學生進行科學教育，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他鼓勵學生“為了從事生產而終身學習科學知識和技能”；“要生產，就要有科學知識，懂得更新生產力方法。他還要求學生“有壹個好的機會讓我們隨時隨地學習，不僅是在校期間，也包括假期，充分利用時間，努力學習”。
同樣，馬也極力主張加強當時中國的應用技術教育。他主張辦學宗旨是“立足於振興民族之根本，以實用教育為方針”，培養具有實用科學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學生。教育的根本意義在於改造公民，培養現代公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分析發展科學，尤其是理工科是最迫切的。
他本人在廣西大學首屆新生開學典禮上解釋說:“廣西是壹個經濟貧困、文化教育落後的省份。應該先辦實用科學，所以辦了理、工、農三個學院。今年先招收理學院的學生，從明年開始招收工科和農業的學生，為廣西的建設培養必要的人才。”馬是理工學院的院長，親自授課。
在處理科學與應用技術教育的關系時，馬主張兩者的有機結合:“學校應培養科學知識、工作技能和戰鬥技能。.....現在已經不是單純的學原理，更側重於實踐。讀死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未來，我們必須能夠工作，終身工作，並以新的方式改進我們的生產。”因此，他非常重視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和管理能力的培養。在擔任大夏大學校長期間，他給學生講授經濟管理方面的課程。在西大期間，他經常組織學生到工廠實習，不僅學習工藝操作，還學習車間管理、工廠技術管理和企業管理。
為了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馬十分重視圖書館和實驗室的建設。他認為“沒有充足的圖書資料和完善的儀器設備，壹所理工科大學是辦不好的”。廣西大學籌建之初，就開始為圖書館的建設選址，撥專款，派人到處買書，其中康有為就買了兩萬多冊。65438-0928，赴德國為廣西大學采購實驗儀器。1934去歐洲考察時，花了壹大筆錢買回壹批德國制造的化學儀器。當時的理工農的儀器不僅先進，而且非常齊全。他還建立了規章制度，配備了專職的圖書和實驗人員。1935年，馬成立植物研究所，成為廣西植物研究大規模收集和系統開展的開端；後來，廣西農業實驗場在柳州建立。這兩個機構的建立為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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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廣西大學馬和
創新傳統辦學模式，踐行現代大學的洪堡原則
作為馬留學的地方，德國是近代高等教育的發源地。19世紀初，威廉·馮·洪堡(william von humboldt)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科學研究也是高校主要任務的觀點，倡導高校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原則。洪堡通過他自己的柏林大學盡力實踐他的理論。柏林大學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歐洲教學水平和科研成果均領先的學校，成為巴黎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東京大學等世界各地大學的典範。她被公認為擁有2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現代大學最傑出的代表。馬兩次赴德留學六年，留學地點是柏林，洪堡原則就是在這裏提出的。同時，他的兩所學校柏林工業大學和柏林農業大學也是推廣洪堡教學與科學研究相結合原則的先驅。這些客觀因素使馬比其他人更有資格學習和深刻理解洪堡原則的精髓。從馬在擔任廣西大學和北京工業大學校長期間所制定的辦學方針來看，馬的確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壹樣，是洪堡思想在中國的旗手。在創辦廣西大學時，馬首先創辦了理學院、工學院和農學院。壹方面，他強調教師要教得好，學生要好學，搞好教學；同時要求教師進行科學研究，通過科學研究豐富教學內容。他實踐、創造條件，為學生和教師參與科研提供機會，並經常帶領學生和教師到工廠(包括他領導下的廣東、廣西硫酸廠)進行研究實習；組織生物系、林學系、農學系師生到十萬大山、花坪林區采集植物標本，研究森林群落。為了給師生創造科研場所，他在廣西大學和北京工業大學設立了實驗工廠，兩所大學都擔任校長，讓課堂理論知識通過科學實驗得到檢驗和更新。在他的倡導下，廣西大學的辦學使命始終遵循教學和科研兩條主線。兩條主線並駕齊驅，不僅使廣西大學的教學工作與時俱進，也為廣西地方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正如蔡元培對北大傳統辦學模式的改革在北方高校中聲名鵲起壹樣，由馬·洪堡原理主持的廣西大學在中國南方享有盛譽。在隨後的幾十年裏，與世界其他國家壹樣，洪堡原則逐漸被中國其他大學接受並實施。今天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把蔡元培視為中國西風東漸的旗手，而忽視馬的歷史貢獻，顯然有失公允。
兼容用現代理念用人治校。
馬始終認為，教師是學校教學和科研的主體，是辦學的根本。因此，他非常重視教師的選拔和任用。雖然有不同的學術觀點，但有專長的學者教授來校主持系裏的工作，教授主課，同時實行嚴格的篩選考核制度，獎優罰劣。他親身經歷了西方學術自由的影響，認識到包容性對學術和學校發展的重要性。所以在辦學上，他大力推行廣納賢才，兼容並蓄的用人策略。他在中國學院的時候，寧願冒著被辭退的風險，也不願意辭退壹個學術水平優秀、思想進步的教授。當時，冰松、朱經農、劉占恩、郭沫若、田漢等壹大批國內外著名學者在該校任教。他在擔任廣西大學校長時，多方招賢納士，加以利用。1935，廣西大學成立植物研究所。為了聘請時任國際植物學會副會長的中山大學著名教授陳煥庸擔任主任。馬吳均曾經參觀過這個小屋，並為他建了壹座別墅。除了陳煥庸，竺可楨，陳望道，千裏駒，李四光，費孝通，薛暮橋，王力，李達等。曾經是這個學校的教授或者兼職教授。廣西大學在馬任校長期間達到發展的頂峰；其良好的學術氛圍和名師雲集的師資水平在全國高校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馬認為，大學教師不僅要讀譯著獲取西方知識，更要有更多的年輕人到國外接受教育，直接接受西方科學知識。他借鑒早年留學的經驗，在沒有留學專項資金的情況下，開創性地有計劃、有步驟地采取了保留原工資、貸款留學的措施:留學生先向學校借費用，回國任教後逐步歸還，積累下來的資金再返還，資助後代出國留學。通過這筆留學基金的運作，馬資助了壹批中青年教師出國深造。回國後，這些教師成為廣西大學教學和科研的骨幹力量，在師資培養和學科建設方面對廣西大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馬借鑒歐洲現代教育管理理念，運用經濟學理論辦大學的例子很多。比如，他在1930任中國公學校長時，主動向上海聚星銀行貸款6萬元創辦學校，擴大學生規模，很快使學生人數達到1000多人；為了幫助那些努力學習的貧困學生，馬通過各種渠道籌集資金，在廣西大學設立了壹個困難基金來幫助貧困學生學習。此外，在大學裏設立了工讀生，對他們采取彈性學制，規定工讀生兼職，通過工作幫助學生。由於這兩項政策，廣西大學的許多學生完成了學業，這在當時的中國其他大學是沒有的。
馬壹生追求和實踐“教育救國”的理想和目標，從事高等教育事業數十年。他孜孜不倦地在歐洲傳播進步的民主科學思想，特別是在歐洲辦近代高等教育的思想，與蔡元培壹起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時至今日，其前瞻性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仍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創新人才的培養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