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在帝國主義侵華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戰爭的結局使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發生了質的變化。同時甲午戰爭也加速了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戰後，民族資產階級作為壹種社會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戰爭的結局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壹、甲午戰爭的結局確立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社會地位。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取得了在中國投資辦廠的特權，對華經濟侵略發生了質的變化，資本輸出成為主要形式。他們壹是通過政治性貸款和開辦銀行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二是展開對中國鐵路修築權、礦山開采權以及劃分勢力範圍的爭奪。帝國主義通過對中國經濟的掠奪和控制，進而操縱中國的政治，使中國社會迅速導向半殖民地化的境地。二、客觀上刺激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甲午戰後民族工業的發展同甲午戰爭的客觀刺激作用有很大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點首先，帝國主義的侵略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較戰前更大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其次，甲午戰爭的失敗，激起了中國人民反帝愛國情緒，同時也促使清政府對民族企業的政策做了調整，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三、喚起了近代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甲午戰爭之後，瓜分狂潮日漸激烈，“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中國社會的各階層都在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拯救民族的危亡，使中國的民族運動走向高漲，其主要表現為:壹是以下層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二是由民族資產階級上層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發端。甲午戰後的民族危機喚起了下層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也把剛剛興起的民族資產階級推上了政治舞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自覺地把民族獨立和社會革新的雙重任務擔負起來，促進了中國的民族運動向高層次發展，反映出中國的仁人誌士向西方先進文明學習以抗禦帝國主義侵略過程中歷史性的轉折。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提供了啟示。《馬關條約》的簽訂不僅刺激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維新運動，同時也推動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海外初步形成。
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了只改變經濟制度而不改變政治制度的長達30年“自強”、“求富”洋務
運動的失敗，是中國第壹次現代化的巨大挫折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以清政府慘敗而告結束。敗於“蕞爾小夷”的嚴峻現實，割地賠款的巨創深痛，給中國社會以全方位、深層次的巨大震蕩。於是，近代化的新陳代謝過程驟然加快，各種勢力集團演出了壹場場短暫而又壯烈的悲劇。洋務運動結束了，維新運動早產了，而頑固派的得誌和仇洋排外運動的勃發，使中國在本世紀初幾乎慘遭亡國之禍。壹時近代化的前途變得更為坎坷。如果說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話，甲午戰爭則使其近代化的進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視角重評甲午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重評戰後中國的歷史進程，並力圖從中總結教訓、經世致用。 壹、洋務運動的結束
甲午戰爭對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做了壹次總檢驗，結果表明“自強”、“求富”的目的遠未達到。今後中國的近代化應該如何深入呢？戰火甫熄，《馬關條約》墨跡未幹，光緒帝便宣示中外:“嗣後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壹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誌，勿騖虛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轉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戰爭史》，第487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務派的後起之秀張之洞更是壹口氣提出了九條建議:亟練陸軍、亟練海軍、亟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籲請修備儲材折》，見《張文襄公全集》，卷37，奏議37。》由上可見，戰後君臣都有把洋務運動進行下去的決心。
但是，甲午戰後的歷史上還存在洋務運動嗎？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維新潮流的興起表明時代重心已經轉移；其次，洋務派開始分裂、對立，難以形成壹支獨立的力量了；最後，洋務活動需要國家大量投資，而戰後清政府的財政已是山窮水盡。在這種情況下，甲午戰後，除了練兵以外，其他洋務活動的步伐驟然放慢。總之，洋務活動雖未完全停止，但已稱不上是“運動”了。
對於洋務運動的結束，史學界多認為是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正常環節。筆者則不以為然。因為這不是其自身發展、成熟的結果，而是突遭戰敗打擊使然。這就必然會對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產生不利影響。 （壹）戰後李鴻章壹蹶不振，洋務派分化、對立，使中國近代化失去了來自實權階層的推動力量。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實際組織者，甲午戰敗，他固然不能辭其咎，壹時成為眾矢之的，群議指責，“國人皆曰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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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4冊，第71頁。》其“壹生事業，掃地無余”《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10，第128～130頁。》。不久，朝廷將他從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調入內閣辦事，以削其權。李鴻章在這種情況下轉而茍安自保。洋務派的另壹關鍵人物、首倡“自強”的恭親王奕?則轉變為頑固派，成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張之洞雖雄心勃勃，但究屬孤立無援，加之和戰之際反對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鴻章勢如水火。可見此時洋務派已難以形成壹支團結壹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務派是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壹支強大的改革力量。他們擁有巨大的權勢和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這才使洋務運動得以沖破重重阻力開展起來。雖然洋務運動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維護清王朝的，但是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民用企業的設立、近代教育的開辦。清朝封建政權的性質開始有所轉變，洋務派的認識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此過程中，中國早期維新思想家成長起來，王韜、薛福成、鄭觀應、馬建忠等人與洋務派有著極深的關系；康有為、孫中山也對李鴻章寄予過厚望。甲午戰後，深入改革的呼聲不僅發自維新派，張之洞、劉坤壹、王文韶、盛宣懷等洋務人士也提出了變法要求。李鴻章也說過:“至於根本至計，尤在變法自強。”《《復欽差出使美國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牘》第31冊。》洋務派與維新派的變法要求，除了在“民權”、“議院”問題上有分歧外，基本壹致，雙方未嘗不可求同存異、互相溝通、互為奧援。但是雙方只有過短暫的溝通便分道揚鑣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戰後洋務派勢力大減，聲譽掃地，維新派不屑與其聯合，受其支配。在中國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實權階層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難行。假如維新運動獲得洋務派支持的話，改革可能會變得溫和壹些，步伐雖不至邁得太大，但會很穩健。總之，洋務派的失勢使中國近代化的發展面臨著更大的阻力。
（二）洋務運動的過早結束，削弱了中國近代化進壹步發展的物質基礎。洋務運動期間大規模艦隊的編練，大型企業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矚目。尤其是亞洲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建成時，西方稱之為比強兵勁旅更為可慮的“黃禍”。《《東方雜誌》第7期，第66頁。》但甲午戰後，由於財政上的原因，這種大規模的建設便停止了。
戰後洋務企業不僅不能發展，連原有的成果也難以保全。由於這些企業多是效益不佳，此時的清政府無力再承擔虧損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發布上諭，決定將民用工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東華續錄
從經濟體制的改革而言，這種承包具有進步意義，但結果卻不盡然，尤其是大型鋼鐵、礦務企業更是如此。因為，首先這是壹次國家資產的廉價大甩賣。由於重型企業受資本、經營條件的限制，壹般工商業者不敢問津，而清政府又急於甩包袱，所以條件壹降再降。例如投資達580多萬兩的漢陽鐵廠終於讓盛宣懷以100萬兩承包，又許其享有十年免稅權、產品專賣權等。《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第828—836頁。》又如貴州清溪鐵廠，國家投資30余萬兩，結果被道員陳明遠以3萬兩承包。不僅效益差的企業被清政府視為包袱，效益好的企業如開平煤礦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識丁的醇王府侍役張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異、經營不善，使重工業沒有得到發展。如盛氏接辦漢陽鐵廠後，雖享有種種特權，但工廠仍然虧損，該公司職員半數為其親戚黨羽，這些人營私舞弊，遠甚於官辦之時。不僅公司靠借債度日，1913年盛宣懷竟以該公司全部資產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萬日元，把中國最大的鋼鐵廠賣給了日人。《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第484—485頁。》陳明遠承辦青溪鐵廠後，也經營不善。《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第536頁。》至於原本效益較好的開平煤礦被張翼搞得負債累累，1990年以後，落入英國人之手。
由上可見，甲午戰敗和洋務運動的結束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化的壹次挫折。洋務成果雖不能說完全付之東流，但近代化賴以發展的基礎則變得更為薄弱了。在這種形勢下，年輕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