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增長前景
日本面臨著世界上最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和財政問題。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26.7%，全球最高。預計到2060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數量將從峰值的1995減少壹半，為4418萬。不利的人口趨勢是日本近二十年經濟增長低迷的直接原因，也是未來日本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
人口問題也會加劇日本的財政困難。目前日本國債占GDP的比例高達250%，遠高於國際公認的90%的警戒線，甚至超過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雖然日本國債多由國內債權人持有，穩定性高，但財政不可持續性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樹不能長到天上去，債務占GDP的比例也不能無限上升。日本養老金的40%由政府承擔。隨著老齡化的加劇，財政收入將越來越難以支撐社會保障負擔的增加，政府債務和赤字將進壹步上升，對財政可持續性構成巨大挑戰。許多日本居民也意識到未來養老金可能會出現缺口，因此盡量減少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進而降低當前總需求，構成通縮壓力。
需求疲軟和企業投資不振是日本經濟的主要癥結。政策刺激效果有限，增長前景不容樂觀。日本近20年的通貨緊縮對居民和企業的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通縮環境下，居民延遲消費，而消費疲軟使得企業減少在國內的投資，更傾向於海外投資。
面對這壹困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2012年底上臺以來，實施了包括超寬松貨幣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壹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其中，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擴大財政預算和為企業減稅。雖然結構改革進展緩慢，但農業、電力和醫療行業也取得了進展。超寬松貨幣政策包括大規模資產購買(QQE)和負利率政策，這兩種政策都壓低了長期貸款利率和債券收益率，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
不過，總的來說，日本企業並不缺資金。相反，他們持有大量現金，半數上市公司甚至沒有任何貸款。負利率政策雖然提高了銀行的信貸投放意願，但難以帶動企業的投資和貸款需求回升，因此效果相對有限。雖然安倍經濟學實施後短期內經濟出現好轉跡象，失業率逐漸降低，房價止跌回升，但在過去壹年，日本經濟呈現下滑趨勢，通脹率再次陷入負值，加深了市場對日本增長前景的擔憂。日本官方預測經濟增速將長期在0- 0.5%之間，難以實現2%的通脹目標。低增長、低通脹將是未來的常態。
日本經驗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啟示
第壹，應盡快處理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政府應向銀行提供資金支持，以緩解銀行和企業去杠桿化給經濟帶來的壓力。企業債務和銀行不良貸款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重要隱患。日本在處理僵屍企業和銀行壞賬方面有著深刻的經驗和教訓。日本曾經面臨世界上最嚴重的企業債務問題。上世紀90年代末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私人部門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220%，企業違約風險迅速上升。
在監管的壓力下，銀行壹般會刻意隱瞞不良貸款率，通過貸款展期和“借新還舊”的方式來延緩風險的暴露，以改善經濟，使企業能夠償還貸款。由於拖延，政府錯過了前期以較低成本解決問題的機會。2001年，日本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8.4%，最終消耗了大量銀行自有資本核銷壞賬，導致日本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在2002年跌至3.3%的谷底，銀行信用創造嚴重萎縮。這也是2000年後日本經濟萎縮和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
90年代的中國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處。學者估計，我國企業債務占GDP的比重在130%-160%之間，在世界範圍內屬於非常高的水平，而且還在上升。壹方面反映了企業投資效率低下，大量僵屍企業借新債還舊債。另壹方面，這意味著違約風險的上升，甚至隱藏著系統性風險。
而銀行和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去淘汰僵屍企業，因為僵屍企業退出會暴露銀行的不良貸款，地方政府解決不了下崗職工安置問題，所以企業債務和銀行不良貸款問題繼續惡化。吸取日本的教訓，我國政府需要盡快正視銀行不良資產問題，對不良債權進行明確劃分。如果銀行體系本身難以消化不良資產，政府應及時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避免銀行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導致信貸收縮。日本政府用占GDP 15%的財政收入來解決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我們也需要做類似的準備。
第二，人口問題將是制約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必須警惕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金融問題。中國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呈加速下降趨勢。2012年中國勞動力人口絕對值開始下降，聯合國預測未來10年繼續下降，而撫養比在2013年觸底後開始上升。學者預測，到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將從目前的6543.8+0.3億下降到6543.8+0億。不利的人口趨勢也將對中國的長期財政狀況產生深遠影響。雖然目前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並不高，但人口老齡化意味著稅收收入將越來越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社保支出，這是壹個長期趨勢。
人口紅利的迅速消失與人口政策密切相關。20世紀50年代，日本也實施了“少生優生”政策來抑制高生育率。到70年代中期，生育率開始低於更替水平，日本改變政策，開始鼓勵生育，但效果甚微。90年代末，日本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萎縮，直接拖累了需求和投資，是90年代後日本經濟增長放緩和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生育率壹旦趨於下降，就很難恢復。許多國家通過提高勞動參與率和開放移民政策來增加勞動力。中國的勞動參與率(71%)已經處於世界較高水平，更需要提高生育率來緩解勞動力減少的問題。總之，只有全面放開人口政策，出臺支持和鼓勵生育的政策，才能緩解中國人口下降帶來的壓力，避免陷入日本式的增長停滯和通貨緊縮。
第三，知識和技術創新是增強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的關鍵，必須建立適應現代技術發展的金融體系，以支持創業和創新活動。除了人口增長，提高長期潛在經濟增長水平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日本過去主要依靠大企業推動企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更傾向於在大企業工作。然而，中小企業是壹個國家創造就業和GDP的支柱，初創企業是技術革命和科技發展的源泉。在日本政府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下，日本大學生創業的越來越多，中小企業的創新力和活力也有所提升。
在中國，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導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也面臨瓶頸，市場活力下降、企業生產率下降等問題開始凸顯。政府鼓勵創業和創新，以克服經濟發展中的困難。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只有建立適應現代科技發展的金融體系，才能有效支持中小企業特別是創業型企業的創新發展。
中國和日本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直接融資起次要作用。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直接融資占3/4，間接融資僅占1/4。制造業企業通常持有土地、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可以作為抵押物獲得銀行貸款，而創新型企業和小微企業通常缺乏足夠的抵押物，尤其是在創業初期，很難從金融中介機構獲得融資。
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適應了日本、中國、德國等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國家的快速發展。而美國以直接融資和高度發達的股權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更有利於培養創新型企業，這也是矽谷的科技企業走在世界前列的基礎。
因此，支持新興企業和初創企業的發展需要建立壹個適應現代技術發展的金融體系來提供融資渠道。新三板制度的建立明顯促進了中國企業的創新，但資本市場的制度缺陷仍然制約著潛在初創企業的上市和風險投資的退出，因此金融監管和制度改革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