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高校中有大量貧困學生需要救助，國家助學貸款業已成為救助貧困生的主渠道之壹，因此，如何化解國家助學貸款難題，完善助學貸款政策，是壹個必須加以重視的問題。筆者認為，化解國家助學貸款難題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
其壹，改進助學貸款的還貸方式，延長還貸期限。應該看到，在違約拖欠還貸的大學畢業生中，確有相當壹部分人暫時不具備還貸能力，他們或沒找到工作，或薪水太低，或家庭負擔過重。國家助學貸款規定大學生畢業後6年內還清貸款，否則便視為拖欠，這對於很多大學畢業生而言確有相當難度，不是賴賬不還，而是無錢可還。從國際比較眼光看，助學貸款的6年還款期限也是較短的，有的國家采用的是按大學生畢業後收入的比例來還款，收入高的還款期限短，收入低的還款期限長，這些經驗可資借鑒。改進還貸方式、延長還貸期限，是解決助學貸款呆壞賬問題的壹種有效手段，當然其前提是，政府給予銀行的貼息期限也要相應延長。
其二，如前所述，助學貸款的高風險與商業銀行追求風險最小化之間存在著矛盾。助學貸款既然是國家為了保證教育公平而發放的政策性、救助性貸款，那麽這種貸款的主體就是國家與貧困生，銀行只是代為操作方。幫助貧困生上大學、順利完成學業，政府理應在救助貧困生方面肩負起更多的責任，承擔起助學貸款的拖欠風險。據悉，在國家助學貸款新政策中，政府已經給予貸款銀行相應的風險補償。和商業銀行相比，政府在追討違約欠款方面具備更多的優勢，由政府出面給貧困生貸款提供擔保，承擔拖欠風險，解除了商業銀行的後顧之憂，更利於助學貸款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助學貸款是件好事，要把這件好事辦好，光靠怒斥商業銀行“嫌貧愛富”是不夠的，而必須依靠助學貸款政策的不斷改進和完善。
銀行狀告學生，也許實屬無奈。 大學生違約拖欠助學貸款，增加了銀行承擔的經營風險。幾年來，各大商業銀行發放了上百億的助學貸款，收獲的卻是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率。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的大城市，助學貸款的不良率高達20%—40%.在個人征信體系不完備的情況下，銀行的追貸成本遠大於貸款本金。除了求助於司法機關，銀行可能沒有更好的選擇。
大學生違約欠貸，有些是因為誠信意識淡薄的惡意拖欠，但還有很多完全是囿於還款能力不足的無奈選擇。目前大學生就業遭遇“寒流”已經是壹個不爭的事實，從本科生到博士生的起薪點都隨行就市、不斷下調，還出現了“零工資就業”的現象。那些靠助學貸款才讀完大學的寒門學子剛出校門，就要償還幾萬元的銀行貸款，可能有點力不從心。
盡管社會壹直在“強推”助學貸款，但想想對簿公堂的銀行和學生，不得不承認現行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存在漏洞———風險分布也許存在不均衡的問題。
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收益與風險應當成正比分布。然而，在目前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安排下，風險分布卻存在問題。
高校是助學貸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卻沒有承擔應有的風險。據新華社前日報道，每年全國幾百億的大學收費，沒幾個人能說清楚其收費標準和成本明細。個別高校甚至想收多少就能收多少，助學貸款算是幫了個別高校不少的忙。若是沒有助學貸款，不少寒門學子將與大學無緣，個別高校自然少了不少財源。助學貸款看似落到學生手裏，其實不過是經學生之手打入了學校的財務賬戶。可是，壹旦出現欠貸行為，學校卻不承擔很多實質性的責任，既不用掏錢還債，也不用幫忙追貸，空背壹個“擔保”的名頭。
銀行是助學貸款制度的最小受益者，卻承擔了最大的風險。銀行是以經營貨幣為主業的企業，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就投資回報率而言，助學貸款小於其他商業貸款，發放助學貸款並非最佳的市場選擇，機會成本很大；助學貸款發放期限高達8—10年，流動性風險較大，而個人征信體系的缺失又讓銀行承擔了巨大的信用風險。無論從資本回報率還是風險防控的角度考慮，發放助學貸款利潤空間小，還容易蝕老本。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銀行只能兵行險著。壹旦出現呆賬壞賬，可能只能用自己的資本金和利潤核銷。
當然，另壹個受益者就是地方政府，也沒有承擔足夠的風險。政府應當是助學貸款的最大潛在受益者。助學貸款大大減輕了政府的財政壓力，但地方政府對於銀行資本金的損失卻缺少實質性的補償；相對於銀行承擔的資金損失而言，政府現行的“貼息”政策可能是杯水車薪。
受益最多者理應承擔最大風險。在助學貸款制度安排中，應盡快建立風險***擔機制，在政府、學校、學生、銀行四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合理分配風險，學校和政府應承擔應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