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農業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實質就是國家以“貸款”為名，用高達40%至60%的年利率強迫向農民征收新稅，窮苦百姓是難以承受這種“高息貸款”的。
王安石經濟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市易法》，其實質就是國家以低價收購滯銷貨物，然後讓商家貸款購買或賒貨，國家收取息金和交易費。市易機構是壹個龐大的國家商業壟斷集團，大批管理人員，貪腐成風，開銷巨大，稅率劇增，大批商戶不堪其苦，紛紛倒閉。市易機構為了收回欠款，招人催欠，民不堪命。
王安石變法的另壹個內容是實行《免役法》，“以錢代役”，政府用這筆錢去雇人服役。這本來是壹項改革，但在實施的過程中卻違背了改革初衷，在征收免役錢時，增加了高達40—50%的附加稅。朝廷通過《免役法》所得款項甚至超過了《青苗法》所得。
王安石變法的結果到底如何呢？據宋元時代著名學者馬端臨編撰的《文獻通考》記載：
變法前的國家年稅收，景德年間，壹年僅為682萬9700石，而變法後的熙寧十年猛增到5210萬1029石，增長了8倍，作為戶部的經費，“可以支20年之用”。此外，各州縣歲收也大大增加，如作為地方政府經費，可用24年。這充分說明王安石變法確實達到了“富國”的目的。
百姓的生活有沒有同步提高呢？請看王安石變法期間餓死人的壹組數據：
“熙寧中，饑疫人死大半”；“熙寧之災傷，本路死者五十余萬人”；“熙寧八年，兩浙饑饉，卒死五十萬人”；“民間有錢，尚因無米餓死四十萬人”；“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余萬，蘇州三十余萬”；“熙寧中，浙中餓死百余萬人。”
僅僅兩浙就餓死這麽多人，其它地方還未統計在內。北宋時期全國總人口大約有7000萬到8000萬，而餓死的人數及其所占的比例是駭人聽聞的。
元祐七年，蘇軾在調任揚州途中看到的社會現實更觸目驚心。蘇軾在奏狀說：“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欠政府稅款）所壓，死亡過半”。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王安石是壹位“國本主義”者，執行的是壹條“極左”路線，其結果只能是從百姓身上榨取大量血汗，大大助長了官僚的貪汙腐化之風，而蘇軾是壹位“民本主義”者，當然要堅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