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
為鞏固政治獨立，二戰後相繼獨立的亞非拉國家，都把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放在首位。然而，由於西方發達國家頑固地維持舊的國際經濟關系，並利用其掌握的技術和經濟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控制，從而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時至今日仍居於從屬地位。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生產領域，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國際分工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了工業制成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原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產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90％以上。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工業制成品和消費品等方面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主要工具的跨國公司，在不斷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壹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它們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加工廠”和“裝配廠”。過去單壹型的傳統分工，轉變為壹種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這壹體系中處於最高層，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底層。
在技術領域，西方跨國公司通過對技術研究和銷售的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國家在技術轉讓中，不僅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當地公司轉讓先進技術或關鍵技術，或者設置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商業慣例條款，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而且還常常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據統計，在世界已註冊的約500萬項專利權中，發展中國家只占1％。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技術轉讓的80％，其中美國約占50—65％。發達國家利用科技中的壟斷地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索取300—500億美元的購買專利權費用。
在貿易領域，西方壟斷資本極力操縱國際市場，壹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規定種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目前，各種名目繁多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已達1000多件。另壹方面擡高工業品的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嚴重的不等價剝削。1980年至1989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下跌33％，僅1989年就損失1065億美元。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對象又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這就使它們在貿易上處於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
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中國家不僅在貨幣制度上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中完全處於無權地位，而且，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貸款，國際多邊機構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等形式，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上處於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銀行還在發展中國家廣設分支機構，力圖操縱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
這種依賴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量，使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貿易逆差、損失慘重。據聯合國有關資料，在雙方的貿易中，以1980年發展中國家單位出口價值（以美元計價）為基數，1988年下降為83，而1988年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額為6791億美元。僅此壹項，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就達1150多億美元。從進口看，以1980年為基數，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卻上升為106.2，而當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為6391億美元。也就是說，由於進口價格的上漲，發展中國家為此要多付出370多億美元。兩項合計，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520億美元。
外債加重，資金倒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材料，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急劇增長。積欠的中長期外債由1972年的992億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億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債1972億美元，總計12397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11.5倍。由於7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使發展中國家為此支付的利息負擔更加沈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還不足25億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億美元，增加了32倍多。並且從1983年起，發展中國家出現向西方發達國家嚴重的“資本外逃”。從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國家倒流資金930億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達500億美元。僅拉美國家1973至1985年間就累計達1510億美元，占同期外債增加額的40％以上。出現了“從貧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現象。
外資利潤增加。如美國公司1980至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利潤率在20％左右。這些利潤，壹部分用於當地的再投資，壹部分匯回本國。80年代以來，匯回本國的那部分利潤早已超過這些國家新輸出的資本額。
這種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帶來的後果，嚴重地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積累規模和速度，從而使它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遭到嚴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將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區域、集團化的影響；資金流入減少，資金短缺問題難以解決；外債問題嚴重；科技差距繼續拉大；人才短缺與外流；產業結構落後；貿易條件繼續惡化；人口增長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繼續遭到嚴重破壞；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等。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激進派提出了中心——外圍理淪。這種理論認為：（1）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中心（發達國家）——外圍（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具有依附性，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始終處於從屬地位；（2）聯接中心——外圍的經濟機制是不平等交換及其價值轉移。中心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攫取了外國國家的大量“剩余”來促進本身的發展，而外國國家卻由於“剩余”的流失而造成貧困，所以，發達與不發達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兩者互為因果；（3）外圍國家的發展只能是不發達的發展，因為它提供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來滿足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需要，它們在經濟結構上不可能象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實行工業化。它們越發展，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積極地反抗把它們（指外圍國家）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連結在壹起的鏈索，它們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理論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換產生價值轉移來論證不發達的根源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這種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不平等交換論，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有助於揭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和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情緒，同時，有助於推動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鬥爭。
但是，這種理論看不到發展中國家戰後歷史地位的變化和發展的內部動力，過分誇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極作用，忽視了生產領域，只是集中在交換領域，把不發達歸咎於不平等交換。這種理論未能對全世界的資本積累進行動態的、辨證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看作是“外圍”完全依附於“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這種理論在應用方面也比較薄弱，比較簡單化。很少提出關於經濟發展的壹整套設想，而往往陷於壹種簡單的邏輯之中：要麽切斷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系，閉關自守；要麽只能處於依附地位。實際上，中心——外圍理論是主張切斷與發達國家的聯系的。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這種理論缺陷的實質，就是抹殺了殖民地經濟和獲得獨立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區別，抹殺了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對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及其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
發展中國家要徹底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必須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變世界經濟中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格局，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改善貿易條件，實現價格指數化；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術轉讓，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對自己自然資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權，能對其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據主權原則限制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活動；要對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的體制和規章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無權地位，使發展中國家能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過程。為此，必須繼續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發展中國家沈重的債務負擔
二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國民經濟的道路，壹度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諸如巴西的“經濟奇跡”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本息為先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又相繼出現了償債困難的問題，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為首的拉美國家最為嚴重。盡管第三世界國家本身、債權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國際商業銀行采取了壹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危機壹直未得到根除。進入90年代後，債務問題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壹項沈重負擔。
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背景，又有現實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內部原因的促成。
從歷史上看，它是殖民主義所導致的直接惡果。長期的掠奪和剝削，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畸型，經濟發展落後，使南北方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運行，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世界貿易和貨幣金融領域中都居於壟斷地位。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盡管取得了民族獨立，但仍未擺脫受剝削受掠奪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7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壹）遭到1973、1979年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由於油價上漲，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費用猛增，債務負擔急劇加重。1973年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經濟帳戶赤字只有110億美元，1974年這壹赤字升到376億美元，1975年達460億美元。僅油價上漲引起的超額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間就增加了2600億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進口的借款利息也計入的話，則達3350億美元；（二）世界經濟衰退，導致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西方發達國家為轉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機，在加強對外傾銷的同時，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世界銀行認為，如果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拉美出口收入減少10％，那麽該地區為此付出的代價將相當於它全部債務的年實際利息。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特別是低收入國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增長減慢，償債能力下降，1985年，初級產品價格已降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來，拉美出口商品貿易比價累計下降20％，1986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減少數十億美元。1986年，16個重債國的外貿順差總額至少減少了壹半以上，從290億美元降至130億美元；（三）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借款主要是國際商業銀行提供的。1979年以後，為克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了緊縮貨幣政策，致使金融市場利率提高。如美國的利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導致了債務國的債務負擔加重。僅1982年巴西因實際利率提高就多付債務利息79億美元。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的主體是美元債務，高利率形成的美元匯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據統計，從國際範圍看，利率每上開壹個百分點，債務國壹年就要多付40—50億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歐洲統壹大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圈，這些集團化經濟日益表現出的排他性，不斷升級的國際貿易戰使發展中國家難以對付。同時，集團內部資金對流也減少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巨大的債務難以償還。
從內部因素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滯脹及經濟政策、措施失當也是引起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壹）發展中國家經濟普遍處於滯脹狀態。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統計，1982至1987年，整個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5％。而通貨膨脹卻日益嚴重。1982年拉美通脹率47.5％，到1988年已高達223％；（二）對外債缺乏統壹的管理和控制。當70年代西方銀行界大量傾銷“石油美元”等過剩資本時，相當壹部分發展中國家以為“良機”已到，錯誤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償還能力的大量貸款，尤其是大量的國際私人商業貸款。如拉美各國70年代的外債壹般只有幾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億。與此同時，債務國又沒有根據償債額、投資額、利息支付率以及它們各自的長短限期、外匯儲備情況等有關因素，對外債進行綜合考慮，制定出適合國情的、科學的外債償還戰略，從而常常顧此失彼，形成借新債還舊債，借新債還舊息的局面；（三）外債資金使用不當，引進項目經濟效益差，創匯率低。用外債支持的項目往往是規模龐大而又不切實際的長期建設項目，有的借款項目根本沒有形成任何生產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馬的三座核電站耗資35億美元，至今未能發電。從而使債務國中長期外債總額的平均償還期小於這些資金用於項目的收回期。另外有壹部分外債被用於奢侈品的消費，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間，電視機的進口增加了7942％，化妝品和香水的進口增加了6500％。還有的國家外債管理人員貪汙腐化，將外債資金挪作私人不動產或外國證券投資。這樣，外債沒有給國家整體帶來生產能力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形勢突變之時，難以應付而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四）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對本國經濟和貨幣失去信心。對債務國來說，債務積累越多，債務危機就愈嚴重，本國資本外流就越多。本國外流資本越多，國內資金就越匱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債。如此形成惡性借環。據世界銀行報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三國外流資金的累計總額分別相當於外債總額的61％、44％和77%。據估計，在過去的幾年中，拉美國家的外流資金仍相當於對外債務的壹半。
基於以上分析，從本質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經濟殖民主義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已歷時10年。其外債形勢有如下特點：（1）債務總額急劇膨脹，償債能力持續下降。1982年，債務總額是8390億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6.7％。1990年又突破1341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1992將增加到13880億美元，將比上年增長約4％。與此同時，壹些國家相繼出現清償危機。自1986年以來，秘魯、巴西、科特迪瓦、贊比亞、玻利維亞、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後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利息；（2）債務危機涉及的範圍廣泛，資源出口型國家負擔更為沈重。1970年債務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14個，到1985年增加到63個，年債務額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在1970年時根本沒有，1985年有16個，1987年達27個。到1989年底，負債超過10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達31個。債務問題幾乎涉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3）債務結構顯著變化，貸款條件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債務和債權的重點分別由官方債務和債權轉向私人債務和債權；二是短期債務增加。由於債務國經濟形勢惡化和政局不穩，債權國銀行對發放長期貸款越來越謹慎，條件日益苛刻，造成長期貸款減少，短期貸款增加。（4）國際債務格局呈現債務國與債權國分布集中的特征。作為債務國壹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災區”。拉美國家所欠外債占1989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34％，達4340億美元，非洲國家同年外債總額也高達2500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20％。自1982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外債的半數以上集中在17個債務負擔最為沈重的國家，它們的債務總額仍在增長，當年應償還的債務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為41.6％。它們的債務總額壹直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半數以上。這兩項指標都超過目前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線。在17個重債國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個。名列17個重債國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負債額達1213億美元。債權國壹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年在17個主要債務國的外債總額中，美國商業銀行的債權比重為24.5％。在對中南美10個債務國發放貸款的商業銀行中，美國的商業銀行占40％，日本占16％，英國占15％。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卷入債務問題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種債務與債權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只要壹兩個債務國拒付或無法支付，則美國的銀行體系首先受到打擊，然後整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經受動蕩，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持續數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沈重的債務負擔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惡化情況十分嚴重，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1）債務負擔嚴重地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70年代，發展中國家借外債是為了發展生產，而80年代，本來可以用於發展生產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於還本付息。從1982年起，竟出現奇特的資金倒流現象，發展中國家不但不能從發達國家那裏獲得資金，自己的資金反而倒流向發達國家。1982至1987年間拉美地區資金流失額高達1456億美元。1988年拉美地區還本付息額為260億美元，而所得新貸款僅60億美元，倒流了3倍多。這種情況導致了許多債務國國內資金貧乏、生產癱瘓、金融市場動蕩、貨幣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數增加，政治動蕩等壹系列災難頻繁發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2）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對本國落後的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壹條重要途徑，也是清償外債的壹個主要來源。但是，由於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許多債務國不得不把原準備進口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外匯用來償付債務本息，加上生產投資的壓縮，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下降。同時，主要出口創匯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又太低，所以，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陷入困境；（3）債務危機嚴重地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調整。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改變落後的經濟結構，都確立了本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引進壹些先進的技術設備，發展壹些新產業新項目等。但因大部分資金都用於償債，使得有些計劃被迫取消或無限期延緩。所以，債務危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嚴重地影響著它們未來的經濟騰飛；（4）債務危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削弱了自主性。沈重的債務使壹些發展中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無力走出危機，沒有發達國家的貸款，既不能償還舊債的本息，也無法發展生產，甚至不能維持生存。這不僅使發展中國家抗衡發達國家轉嫁危機能力削弱，而且，極易使發展中國家重新落入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剝削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控制的國際貨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乘壹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急需資金之時，以“意向書”的形式向受援國提出種種先決條件，左右受援國的經濟政策。正如阿根廷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所指出：“外債對主權和我們人民的自決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自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采取了壹系列的措施，調整經濟結構及發展戰略，如降低發展速度，減少借債；擴大出口和壓縮進口，以外貿出口提高償債能力；實行緊縮性的財政及外債外匯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債務國家在80年代後期的財政赤字有了壹定程度的降低，償債能力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措施也產生了嚴重的負作用，導致了生產性投資衰退、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和國內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它不僅威脅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影響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使西方國家喪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場。因此，為防止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維護在第三世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西方發達國家和壹些國際金融機構先後采取和實施了壹系列所謂“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相繼拋出了“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但皆以失敗而告終。1989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外債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這壹計劃改變了美國過去堅持逼債的僵硬立場，意味著美國的債務政策出現了壹個重大轉折，嚴峻的現實迫使美國政府開始承認減免債務是解決債務問題必由之路。盡管這壹計劃有可能導致民間銀行削減貸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尚屬疑問，但比過去向前走了壹步，給緩解債務危機提供了壹個突破口。但也應該看到，美國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目前，減兔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措施，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1）債務資本化。外國債權銀行將自己帳面債務形式折價出售，債券購買者買下債權後，通過當地銀行貼現轉換成債務國的貨幣再進行投資。對於債權者的有利之處是：找到了按票面價值運用其貸款的辦法。對債務者的有利之處是：順利清償了部分債務，減少了債務負擔。據統計，1988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資本化了的債務就達88億美元。但是，債務資本化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負效應：壹是加劇了債務國的通貨膨脹；二是加強了外國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控制。（2）現金回購，壹國按壹定折扣以現金購回它的債務。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維亞的債務回購計劃。玻利維亞於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購回它的商業銀行債務的40％（合3．35億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類似安排。目前，由於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這種方式不可能廣泛適用。（3）減少債務償還額。無條件地取消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基金，並降低利率。這種做法目前已越來越多地被債權國所采用。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要擺脫外債的沈重負擔，必須抓住有利時機，采取具體措施來扭轉被動局面，應力圖做到：（1）繼續調整改革國內經濟結構，大力推行出口促進戰略，通過擴大出口來克服債務危機，進而把出口的盈余用於經濟發展；謀求外資來源多樣化，保持經濟發展與償債能力呈正比關系；從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創造條件提高外資使用效率，促進國內儲蓄的提高；（2）發展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領域增強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力量，改善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借債與還債的條件；（3）開展南北對話，積極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在這壹過程中，組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跨國公司，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機構，通過南南合作促進債務問題的解決。
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有所緩解如1991年拉國家的外債比上年減少2.1％。但也應該看到，長期形成的全球性債務問題要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債務問題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沈重負擔。然而只要發展中國家協調壹致，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同時努力，擺脫債務困境仍是充滿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