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使世界各大金融中心被困在風暴的核心。率先看到經濟復蘇曙光的中國，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強烈願望。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危機後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比較優勢將促使國際金融中心從中國迅速崛起。經濟學家吳曉求甚至預言:“紐約、上海和倫敦將成為新世紀的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不管這個挑戰有多艱巨，在中國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無疑已經邁出了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第壹步。
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早前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出，全球應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倡導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均衡多元化，維護和支持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銀行行長周小川也在G20峰會上透露，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中國將積極參與重塑國際金融新秩序。
大國崛起的金融援助
在學術界，中國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如何崛起也是壹個焦點話題。清華大學布魯金斯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認為，全球金融危機極大沖擊了西方金融市場，導致大量人才流失，機構資金匱乏，這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中國應抓住這壹機遇，盡快改善市場環境，迅速推動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近日表示，危機後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紐約、上海和倫敦將成為新世紀的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各有各的功能和能力，中國完全有條件成為新世紀的國際金融中心”。吳曉求說，如果中國在新世紀沒有壹個金融中心，中國的金融崛起仍然難以實現，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仍然難以完成，中國的金融崛起對於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變至關重要。
匯豐中國首席執行官RichardYorke表示:“由於中國預計將比任何其他大型經濟體更快地從經濟低迷中復蘇，中國和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可能會得到增強。”
偶像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然，無論中國能從全球危機中獲得什麽樣的比較優勢，要把上海轉變成壹個能與香港和新加坡，甚至紐約和倫敦相媲美的金融中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認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心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是大勢所趨，但不應指望在短時間內發生。
因為以美國為中心的美元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短期內無法改變，發達國家掌握的大量技術專利和資本品的絕對優勢短期內也無法改變。因此，中國必須做好長期努力的準備。
陸家嘴論壇簡介
壹年壹度的上海經濟盛會——“2009陸家嘴金融論壇”將於本周五拉開帷幕。本屆論壇為期兩天，主題為“全球化時代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100多位國內外重量級政界、學界知名人士將出席。包括國務院領導、中國“壹行三會”和上海市主要官員、國內主要金融機構負責人、國內知名專家學者，以及全球重要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首腦、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國際知名金融機構高管和金融學者， 以及市場運行專家都將在會上發言，就中國經濟金融形勢與政策、中國與全球金融市場前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金融新格局下的機遇與挑戰等話題展開討論。 經論壇授權為海外合作媒體，本報將全程報道這場智慧的碰撞。
東京和悉尼的金融中心排名大幅下滑。
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城市悲觀地宣稱，它們的經濟狀況將惡化到幾十年前的水平。作為本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紐約市政府曾向記者表示，當地經濟可能會倒退到上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時的水平。自去年以來，華爾街的損失已超過360億美元(約2800億港元)，其員工人數也減少了四分之壹。
倫敦和紐約排在前兩位。
由於海外需求銳減和日元持續升值，主要由外需拉動的日本經濟遭受沈重打擊，目前正經歷35年來最嚴重的衰退。日本政府去年6月5438+2月的經濟報告將當前的經濟形勢描述為“惡化”，這是7年來的第壹次。據歐盟統計局初步統計，歐元區15國去年第四季度經濟下滑1.5%，這是歐元區連續第三個季度負增長，表明歐元區經濟衰退進壹步加深。
然而，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報道稱，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盡管金融危機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造成了重創，但倫敦和紐約已經證明，它們比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更具適應能力，它們仍然位列世界金融中心排名的前兩位。在今年3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中，倫敦以781分高居榜首；紐約以13分之差排名第二；新加坡以687分排名第三，香港以684分排名第四，蘇黎世以659分排名第五和第六，日內瓦以638分排名第六。
京滬排名沒有提升。
其他城市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重創。東京和悉尼的排名大幅下降，東京從第7位降至15，悉尼從10降至16。壹些原本位於榜單“二線”的城市正在迎頭趕上——與東京和悉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加拿大的溫哥華和蒙特利爾分別上升了5位，排在第25位和第26位。
引人註目的上海和北京並沒有因為金融危機而顯著提高排名。亞太地區，上海排名第35，下降1位；北京51，下降4位；首次納入調查的臺北、吉隆坡和曼谷，排名分別為41、45和50；此外，首爾排名第53，下降了5位。
上海金融中心傾向於“大國模式”
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戰略布局的調整，往往與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相壹致。比如工業革命後，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二戰後，紐約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上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重心逐漸向亞太地區轉移。中國、印度、東盟和東北亞的突出表現，使得國際金融中心布局的新壹輪戰略調整趨向亞太地區。
“大國模式”內需大。
發展中國家由於金融發展相對落後，其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壹般更傾向於“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壹般有兩種模式:壹種是“大國模式”，即依靠足夠的內需，推動壹個大而全的金融體系的全面發展，如紐約、倫敦、東京等。其金融中心的形成依賴於強大繁榮的經濟基礎，包括大規模的經濟腹地、快速增長的貿易量和國內需求。
另壹種發展模式是“小國模式”，即重點發展具有專業優勢的金融業務，從而建立超越自身經濟實力的金融地位，如蘇黎世、新加坡等。
大國模式:倫敦國際金融中心案例研究。倫敦在18世紀初成為貿易中心，80%的國內進口商品和70%的出口商品都要經過倫敦。後來國際結算40%用英鎊，英國海外投資占西方總投資的壹半。借助英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倫敦成為當時首屈壹指的國際金融中心。20世紀，隨著兩次大戰之間美國經濟的崛起，美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從1913年的38%上升到48%。紐約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處於巔峰，承擔了向國際市場融資美元資金的角色，隨著國際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繁榮，成為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
新加坡采用“小國模式”
小國模式方面，以新加坡為例，該國經濟規模不大，但司法體系非常完善，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較高，在私人銀行、賬戶管理和金融產品創新方面走在亞太地區前列。其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和衍生金融工具日均交易量可占全球7%。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上海顯然采取了“國家幹預、政府主導”的“大國模式”。
海嘯危機，世界格局突變，世界各地“金融中心”加速撬動經濟力爭上遊。
4月29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在上海權威解讀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細則”...全球金融海嘯肆虐，但大陸各省市在建設金融中心方面進展迅速。壹方面，隨著金融危機的加深，關於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改變世界金融格局的革命思潮正在成為最熱門的話題；另壹方面，金融業作為撬動經濟發展的支點，符合內地新壹輪區域經濟發展。金融“危機”轉化為發展的“機遇”，大陸金融版圖的整體布局在這壹波金融中心建設熱潮的推動下已經成型。
近年來，在內地經濟轉型和加快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過程中，內地經濟中心城市競相建設金融中心的熱潮壹浪高過壹浪，特別是自1992 * * *十四大正式將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確立為國家戰略後，立即拉開了建設金融中心的序幕。中國加入WTO後，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天津、重慶、武漢、濟南、廣州等城市都提出了建設金融中心的構想。據內地媒體不完全統計，加上近期金融中心建設的“沖擊波”，截至目前，內地提出建立國際、國內、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多達90個。
內地金融中心建設的整體布局也開始顯現:上海、北京、深圳分別依托長三角、環渤海和珠三角；津、廣、杭、寧、渝、成、安等經濟中心城市也在逐步強化區域金融資源的集聚作用。
良好的地理位置，國家的支持，自身的不斷努力和發展，使上海成為全球經濟中心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