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延安搞金融。
喬培新，1912出生於內蒙古達拉特旗壹個農民大家族，天賦異稟。看到這個孩子在讀書方面很有天賦，家裏的叔叔決定選他作為自己的壹個孫子學習書法，全家人為了這個孩子努力經營牧場。喬培新沒有辜負全家人的希望。大二後，他考上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三所大學。喬培新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清華大學經濟系，於是他後來搬到延安從事金融工作。
1937，抗日戰爭爆發。喬培新大學畢業後回到內蒙古，秘密從事地下工作，擔任包頭縣縣長。喬培新不得不離開包頭去延安，因為包頭縣的地下黨組織因特務機關而被破壞。1941的春天，喬培新騎著馬沒日沒夜，用了五天時間，走出了內蒙古大漠，來到了黨中央的心臟延安。
在延安，喬培新改名為蘇子仁。這個20歲的清華大學經濟系高材生，擔任陜甘寧邊區銀行調查研究部主任。當時邊區的金融經濟處於極其困難的時期。喬培新運用大學期間所學知識，結合邊區實際情況，進行深入調查和反復研究，在制定正確的邊區財政政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65438年至0945年，陜甘寧邊區的經濟金融界展開了壹場“穩定邊幣”的大討論。在這場討論中，壹方是西北財經辦公室副主任兼秘書長、原邊區銀行行長曹聚如，另壹方是經濟學家、邊區政府顧問黃松齡。當時邊區著名的經濟學家王、、丁東方等都參與了這場論爭。對如此高層權威人士之間的爭論做出綜合評論的是來自邊境銀行的年輕人喬培新。他說:“在基本精神上，我認為黃松齡同誌的主張是通過改變比價來爭取對外鬥爭的主動權，從各方面賺錢來解決問題。曹聚如同誌代表的思想是通過發行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刺激物價，爭取對外鬥爭的主動權，主要通過貿易賺錢來解決問題。如果互相強調，那麽黃的政策必然會有些自成體系，而曹的政策執行又會過於機械化，也會導致偏頗。在適當的條件下，最好使用曹的方法和黃的方法。兩者應該取長補短，應該以利益為原則，公私兼顧。所以通貨膨脹，靈活限制兌換，用法幣在外面多掙錢，應該同時用。”
壹個導演敢於公開評論專家權威和直屬上級，既體現了邊區思想理論戰線的活躍氣氛，也體現了喬培新的理論水平之高和對革命事業的赤子之心。從此，他成為邊境銀行心目中公認的金融理論家。當時，陳雲經常和喬培新談論邊區的財政經濟情況。喬培新在陜甘寧邊區銀行度過了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成為新中國人民銀行組建的骨幹力量。
率先使用外匯
還有壹件事，充分顯示了喬培新在金融工作上的遠見卓識和開拓精神。
65438-0955，喬培新來京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任中國銀行總經理、董事長。
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60年代初，中資銀行吸收的外匯資金都存在外國銀行，從未使用過，美國用美元，英國用英鎊。中國未能充分利用這部分資金，而是讓外國政府使用。喬培新在接手外匯業務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於是他潛心研究，找出了中國合理使用外匯的證據和路徑，並在當時社會相對封閉的氛圍下大力宣傳合理使用外匯儲備。
當時由於中蘇關系的變化，新中國的主要貿易對象逐漸由蘇聯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外貿運輸渠道也逐漸由鐵路運輸轉變為遠洋運輸。而中國沒有自己的海洋交通工具，自己造船技術難度大。喬培新發現了這個問題，認為這是合理利用外匯幫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機。
從65438到0963，喬培新代表中國人民銀行領導外貿部和財政部。經過研究，他向國務院建議，可以把國內十幾家中資銀行存放的壹塊外匯存款，借給交通部租賃或購買外國船只。同時，中國銀行也研究了壹些優惠措施來減輕政府貸款的負擔，比如讓交通部每年支付3%的利息，剩下的3%利息可以從以後的利潤中支付。但當時極左思潮甚囂塵上，很多人批評喬培新是洋奴哲學。中國人民銀行(西郊向敏)大院的墻上貼滿了大字報，每周都要拉出去大批判。幸運的是，周總理強烈支持喬培新的建議。喬培新積極貫徹總理指示，親自組織信貸部研究貸款的程序、管理和具體辦法。1972年，中國銀行正式用其外匯資金向交通部貸款，並幫助其成立修船機構。這在當時是“第壹件吃螃蟹的事”，因為在此之前，中國的銀行不發放固定資產貸款、更不用說外匯貸款。
在後來的工作中，喬培新壹直致力於研究合理利用外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雖然與當時的經濟政策不符，但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和現在人民幣升值的被動現實，證明喬培新對外匯的認識具有長遠意義。
為人民幣的信譽而奔跑
1950 12、解放前美國在中國非法凍結外國美元，禁止中國使用。1952，11月份，我國進出口貿易不采用美元結算，壹般采用英鎊、瑞士法郎、港幣結算。1967 165438+10月18，英國宣布英鎊貶值14.3%，影響英聯邦及英屬殖民地貨幣貶值。當時中國在對外貿易中收取了大量的英鎊，所以英鎊貶值對中國的影響很大。
這時，喬培新帶領中國人民銀行的幾個人研究了壹個方法——對外貿易用人民幣結算，也就是所謂的人民幣定價，按照實時匯率折算成外匯。1968，廣交會上，首次使用這種方法。喬培新親自帶領工作組赴廣交會宣傳人民幣計價結算方式，擴大人民幣影響力。他利用召開座談會、做報告、個別談話等多種形式，宣傳人民幣計價結算的原理、方法和效益，為廣交會工作人員、企業和外商答疑解惑，及時收集他們的反饋意見，完善結算方式，讓他們放心。
到1976年末，使用人民幣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擴大到120個，以人民幣計價的出口貿易額占當時出口總額的88%。當時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這只是壹個內部會計問題。壹些外商認為人民幣沒有含金量，不能作為結算貨幣。西方媒體稱，中國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人民幣也不是國際貨幣。很多企業不願意在銀行開人民幣信用證，還有高調鼓吹人民幣征服世界的言論。這時，喬培新總是堅持不懈地、親自動手地執行這壹政策。他認為，只要是真的，就應該堅持。就這樣，每年春秋兩季的廣交會，他都不放過，帶領工作組努力奔走，使人民幣計價結算工作順利進行，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聲譽，也開拓了中國銀行的外匯業務，發展了預存人民幣業務和遠期人民幣交易業務，提高了中國銀行靈活運用外匯貨幣的能力。
可以說，喬培新是中國銀行外匯信貸國際結算業務發展中的“乘風破浪的開拓者”，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唯壹的愛好是思考
據喬培新身邊的人回憶，他沒有其他愛好。如果非要說他喜歡什麽，那可能就是思考和工作。他的秘書張新澤說:“喬校長是壹個非常嚴格的人。退休後，他始終牢記‘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和‘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他呼籲加大科技投入，推進電化教育，縮小基礎設施規模，反對擺攤設點，搞無效或低效投資，批評高消費尤其是浪費，主張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有效提高資金效率。
喬培新的學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說:“喬行長不止壹次告訴我，無論是工作還是研究問題，都需要從壹個高度來看待。”
喬培新是兩屆CPPCC的成員。退休後，他更開放地思考問題，不僅考慮銀行，還將金融融入科技、教育和經濟建設。他開始鼓吹自己的大金融思想。當時他為了推廣電化教育，四處籌款，創辦了河套大學。關於三峽工程的投資建設，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的調查小組，為工程建言獻策。他還積極倡導羊絨出口中的成品出口和鄂爾多斯的稀土開采。
正是這種對工作的熱愛和投入，以及對黨和國家的高度責任感，才使得壹個善良嚴謹的革命老人壹生勤於財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