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原是壹個自由貿易論著，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認為保護主義對於國內的經濟繁榮與就業 增長壹無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就德國賠款問題論戰時，還堅持國際收支差額會通過國內外物價水平的變動，自動恢復平衡。1936年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簡稱《通論》）出版時，凱恩斯壹反過去的立場，轉而強調貿易差額對國民收入的影響，相信保護政策如能帶來貿易順差，必將有利於提高投資水平和擴大就業，最終導致經濟繁榮。
凱恩斯認為，傳統貿易理論以各項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已經充分就業為前提，宣揚按照比較成本原理進行貿易，既有充分就業，又享分工之利。但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這壹前提，而卻經常存在大量非自願失業，如果壹國按照傳統理論自由貿易，雖可從事有比較優勢部門的專業化生產，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棄或縮小比較優勢不大或無比優勢部門的和平，則必然是失業更趨嚴重。故凱恩斯斷抗議傳統貿易理論不適用於現代 資本主義。他還批評傳統理論只註重分工的利益和強調對外收支均衡的自動調節過程，而完全 忽略貿易差額對國民收入就業的影響。認為就壹國而言，後者較前者更重要，因為順差能增加收入，使資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資提高，就業擴大；反之 ，"若為逆差，則可能很快就會產生頑固的經濟衰退。"由此，凱恩斯贊成貿易順差，並重新推崇起重商主義，認為"重商主義，學說裏含有入學真下成分。"不過在肯定重商主義某些觀點的同時，他也承認"實行重商主義所能取得的好處，只限限壹國，不會澤及全世界"。
在《通論》中，凱恩斯由投資乘數原理出發，對貿易差額與國民經濟盛衰的關系作了進壹步闡述。他認為投資的乘數作用表現為，壹個部門的新增投資，不僅會使該部門的收入增加，而且會通過連鎖反應，引起其他有關部門的收入增加，而且會通過連鎖反應，引起其他有關部門追加新投資獲得新收入，致使國民收入總量的增長若幹倍於最初那筆投資。而壹國的總投資既包括國內投資（它決定於國內的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也包括國外投資（它決定於貿易順差額），"增加順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國外投資之唯壹直接辦法；同時若貿易為順差，則貴金屬內流，故又是政府可以減低國內利率、增加國內投資動機之唯壹間接辦法。"除此之外，凱恩斯還強調貿易順差本身對國民經濟的作用亦猶如投資。認為出口是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如同投資，是壹種"註入"（Injection），能使國民收入增長；而進口則是對舶來品消費的增加，如同儲蓄，是壹種"泄漏"（Leakage），會減弱投資乘數的作用，使國民收入減少。因此，凱恩斯極力鼓吹貿易順差，並提出應盡力擴大出口，同時藉助保護關稅和鼓勵"購買英國貨物"以限制進口的政策主張。上述凱恩斯關於乘數理論及貿易順差的分析，後經英國學者哈羅德和美國學者馬赫洛普等人的論證而發展為對外貿易乘數理論。
除《通論》外，凱恩斯另外兩部重要的經濟理論著作是《貨幣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 1930）。這兩部著作是其研究貨幣理論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脫出古典貨幣數量論的巢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