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已經具備人民幣自由浮動和可兌換的現實條件？
1.目前人民幣自由浮動嗎？
總的來說，目前的人民幣匯率是浮動的，而不是固定的。從1994開始，人民幣匯率進入相對靈活的浮動狀態，不同貨幣的匯率在不同時間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就近幾年來看，人民幣對主要貿易夥伴貨幣匯率有所升值。到2002年底，人民幣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17.0%、58.1%和78.7%。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基本上是穩定的、合適的。
現行的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壹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符合我國的現實。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歐元之父”之稱的羅伯特·蒙代爾教授認為，中國要實現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壹是人民幣完全可兌換，這意味著中國要完全開放資本賬戶；第二，中國要有壹定的經濟實力，至少中國要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在這兩個條件完全滿足之前，中國不應該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
2.人民幣自由兌換是壹個長期目標。
貨幣可兌換改革必須分步驟、分階段實施。這是因為本國貨幣的完全可兌換會加大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沖擊，不利於本國經濟的穩定，尤其是在初期，出現沖擊的可能性更大。即使是市場經濟成熟發達的國家，也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貨幣的完全可兌換。但是，壹味追求自由兌換進程的速度，忽視經濟發展的約束，必然會加劇金融風險，誘發金融危機，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金融付出高昂而沈重且不可彌補的代價和損失。
因此，國內經濟條件越成熟，貨幣可兌換的社會和制度成本就會越小。壹般來說，貨幣自由兌換應滿足以下條件:穩定的宏觀經濟、穩健的微觀基礎、完善的金融體系、有效的金融監管和良好的國際環境。
按照上述要求，中國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都不可能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這是因為:
壹是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仍存在不少問題和現實挑戰。
——通縮依然存在，通脹壓力逐漸加大。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2003年的前五個月？中國的貨幣供應量繼續加速增長。5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9.95萬億元，同比增長20.2%，為1997年8月以來的最高值，增速比去年同期高6.2個百分點。
目前？廣義貨幣M2增速比壹季度GDP增速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速之和高出9.8個百分點，處於高位。另壹方面，據統計，2003年第壹季度商業景氣指數創歷史新高，而前三個月居民消費信心指數呈下降趨勢: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6月為97.7點，2月為97.8點，3月為97.6點。經歷了非典的沖擊，居民的消費信心需要重建和恢復。
這說明雖然國內通脹壓力在逐漸加大，但通縮依然存在，壹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
——基尼系數已越過容忍線，收入分配差距正在擴大。
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容忍線，從1991的0.282到2000年的0.458，增長了1.62倍。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間收入差距、行業間收入差距、不同經濟性質從業人員收入差距、城鎮各行各業收入差距都呈擴大趨勢。
——失業問題十分嚴重，就業壓力日益突出。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2)》披露的信息，中國城鎮實際失業率已經達到7%的警戒線。
二是國企改革尚未取得實質性突破。
雖然多年來采取了承包制、股份制等壹系列措施，但國企的體制改革始終沒有突破。到目前為止，我國用現代企業制度改造國有企業是成功的，而且比例並不大，壹些深層次的矛盾和根本性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第三，國內金融體系相對脆弱
——大規模不良資產的存在。
1999年信達、華融、東方、長城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後，剝離了工、農、中、建四家銀行約1400億不良資產，壹度緩解了我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規模過大的壓力，但到2001年末，四家國有獨資銀行根據人民銀行最近公布的數據其中，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率按四級分類分別為24.12%、25.70%、14.92%、35.06%；按五級分類分別為27.51%，29.80%，19.35%，42.12%。
——國有銀行資本不足。
2001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最低要求平均在10%以上。然而，中國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遠非完美。2001年，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8.30%、5.76%、6.78%、1.44%，國有獨資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為5.07%。
——金融機構盈利能力相對較低。
不良貸款比例高，信貸資金周轉慢，利息回收率低，造成我國金融機構效率低下，經營困難。1995年末，四大國有獨資銀行利潤總額為255.45億元，分別下降到1998年末的77.05億元、2000年末的320.78億元和2001年末的230.08億元。雖然利潤水平逐步提高，但資產利潤率仍然較低，平均不到0.3%(根據商業銀行風險評估的考核標準，該指標應為0.5%)。雖然四大國有銀行賬面上是盈利的，但是按照審慎的會計制度，還是虧損的。
——資本市場還不完善、不成熟。
就目前情況來看，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缺陷還是相當明顯的，具體體現在資本市場的制度環境、政府行為、功能扭曲、基石薄弱、監管不力等方面。這些制度缺陷是制約改革深化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四是金融監管手段落後，水平不高。
目前，我國金融監管水平還不能完全滿足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穩健經營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從總體上看，金融監管基礎差，手段落後，成本高，效果不理想。
第五，世界經濟形勢存在許多變數
壹方面，大多數國家通脹率下降，全球通縮壓力加大。然而，大多數國家通貨緊縮風險的增加有其特定的經濟和金融原因，這些原因是復雜的，不是短期因素造成的。雖然目前中國物價低位運行，但對世界物價影響不大。
另壹方面，國際金融市場形勢依然嚴峻。2002年以來，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地區政治危機、美國經濟復蘇不穩定、企業利潤萎縮、大公司醜聞頻發等因素影響下，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市場風險加大，市場信心危機顯現。
在國際外匯市場上，2002年底美元對歐元和日元的匯率分別為1.0496、16.2%和18.74，比去年底有所貶值。在貿易加權的基礎上，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這是自1987以來的全年最大跌幅。歐元匯率壹直在上漲，年底對美元匯率達到三年來的最高水平。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降息成為各國政府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自歐洲中央銀行於2003年6月5日降息50個基點後，美聯儲也於6月25日決定降息25個基點？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將從1.25%下調至1%，為1958以來的最低水平。日本已經將短期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主要經濟體在經濟出現復蘇跡象之前紛紛采取降息措施，表明自經濟蕭條以來的降息趨勢有望在今年大規模延續。在當前的外匯市場上，利差已經成為決定主要貨幣匯率走勢的最關鍵因素之壹，這在壹定程度上增加了國際外匯市場匯率走勢的變數。
人民幣自由浮動和可兌換應該是“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盲目推進人民幣自由浮動和可兌換是非常危險的。這裏特別要強調的是，“時機”的選擇和把握極其關鍵。
所以，目前我們可以采取的理性做法應該是——既“有所為”，又“有所不為”。
所謂“有所為”，主要包括:
1，積極推進中國市場化進程
當前和今後壹個時期，應進壹步推進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創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必要的微觀經濟基礎。
由於目前的投融資體制和地方部門的利益沖動，會增加資本項目開放後資本流動監管的難度。因此，政府的職能應雙重定位:壹是政府作為投資主體退出競爭性投資領域，政府應專註於投資公益性項目。對於壹些傳統壟斷行業，隨著民間資本的逐步進入和競爭程度的提高，可以逐步降低政府投資比例，政府在基礎投資中只控制關系國家安全和全社會利益的重點企業；第二，對金融體系的調控應從直接引導和控制轉變為以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為主，輔以財稅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間接調控。
2.加快金融體制改革。
目前，四大國有銀行仍然背負著不良資產。這就要求國有銀行加大清收力度，加快不良資產處置，嚴格控制新增貸款不良率。另外，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政府也應該用公共資金來承擔壹部分損失。
需要指出的是，國有銀行改革是壹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既需要內部條件，也需要外部環境的支持。但關鍵還是在內部。因此，首先要完善四大行的內控機制，著力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風險管理，通過提升自身的經營策略和科技手段，提高整體業務水平和服務質量。在這個過程中，按照市場化原則，通過“壹行壹策”的方式對國有銀行進行重組、改革和改制，有條件的可以上市。這樣不僅可以籌集資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按照現代商業銀行的標準，明晰股權資產，完善組織架構，確定發展戰略，從而提升國有銀行的綜合競爭力。
就我國利率形成機制而言，也不適應資本賬戶自由化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們相應地改善制度環境因素和宏觀經濟條件，從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
3.建立嚴密的金融監管“防火墻”和及時有效的風險防範“預警”機制。
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表明，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金融監管的缺失是災難發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資本市場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必須與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和嚴格有效的金融監管相適應。
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之間建立嚴密的金融監管“防火墻”和及時有效的風險防範“預警”機制勢在必行。這就需要包括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內的貨幣政策職能部門與包括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在內的金融監管部門密切配合和溝通，實時監測和跟蹤資本項目下外匯資金的流入流出情況，不斷提高風險防範能力和金融監管水平。
至於“做錯事”，意思是:
1.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沒有時間表。
亞洲金融危機後，壹向以主張自由貿易而聞名的自由派經濟學家Jagdishbhawati (1998)也對資本自由流動提出了質疑:“...其實我壹直認為，貿易自由化和貨幣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我覺得亞洲金融危機讓大家明白，發展中國家過早實行資本項下自由兌換，代價太高，弊大於利。”
基於此，中國對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實現，即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必須采取審慎的態度，可能不會設定相應的時間表。
2.QFII的準入門檻和控制條件在短時間內不宜降得太快。
就中國臺灣省的情況來看，QFII的準入門檻在降低。相比之下，QFII在中國大陸的初始準入門檻較高，降低準入門檻的進度取決於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等因素。
從資金流向來看，QFII的總投資上限和單個投資額度的上下限也是衡量準入門檻的重要指標。初期考慮到市場的可接受性，壹般傾向於設定壹個小額度，之後隨著市場的發展逐步放大。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實踐經驗是，在證券市場開放初期，應控制外資進入證券市場的數量和比例，如限制個人投資者持有企業股權的比例和全部外資持有企業股權的比例，經過壹段時間的實踐後再逐步放開。
根據我國的具體實際，QFII的準入門檻和控制條件應該是連續的，不應在短時間內過快降低。
3.不要急著推出QDII制度。
從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角度來看，QDII的推出具有積極意義。但如果把QDII放在中國整個經濟運行和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就會發現QDII制度涉及到很多交易主體和相關環節，需要考慮的因素也很復雜。在滬深股市各種制度缺陷和諸多矛盾有待解決的情況下，貿然推出QDII弊大於利。
所以，對於QDII來說，壹個基本的出發點應該是先致力於自身市場的制度建設和矛盾化解，在此基礎上逐步推進中國股市的市場化和國際化，待各方面條件成熟後再實施。(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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