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江南；關系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上海被列為通商口岸，準允英人在這裏貿易居留。1843年，壹位當過軍官的英國人叫巴富爾來到上海，在縣城內租賃了壹處房屋，設立領事館。作為首任英國駐滬領事，他公布上海於1843年11月17日開埠。此距今160年。
開埠前的上海，為江南松江府屬縣，以盛產豆、麥、棉花而聞名，所產的棉布在江南區域經濟中占有壹定位置，另壹個影響是在海運上，至清乾隆、嘉慶年間已享有“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之聲譽。據較樂觀的估計，1843年左右，上海縣城人口20余萬，在全國排名第十二位。同壹時期，江南運河沿岸的蘇州、杭州分別排名第二、五位。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上海還不能算是中心城市，不過是其中的壹個“壯縣”。
開埠以後的上海快速成長起來，在中國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開埠後10年左右，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其進出口貨值占全國進出口貨總值的50％以上；開埠後30年左右，形成內河、長江、沿海和遠洋四大航運系統，成為全國的航運中心；1895年以後，成為中國外資企業最集中的城市；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萬，成為中國人口規模最大的都會；20世紀30年代，上海成為全國貨幣發行的樞紐，外匯和金銀交易的總匯，當時中國所謂“四行兩局”的總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從世界都市來看，上海是遠東聞名的金融中心，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在港口與人口規模上，1931年上海港進出船舶噸位在世界名列第七；1934年上海人口數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達到335萬。
隨著上海地位的上升，有關上海成長發展的動力或因素問題的討論也隨之而起。翻翻近代中外發行的各種紙，這種討論隨處可見。集中的討論就有幾次，如1893年11月公***租界舉行“上海開埠五十周年紀念”，期間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官員、商人發表言論，對西方人對上海所起的作用進行評論，其中英國傳教士慕維廉的看法具有壹定代表性，他說：“上海是我們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對整個中國產生影響的中心”，這裏“遵照我們自己的司法和市政當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極為美好地保持著”。很明顯，照他們看來，是“外國人的統治”創造了上海的繁榮。當然，很多華人並不這樣認為。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聲漸高，1930年上海公***租界工部局邀請南非聯邦最高法院費唐法官前來調查租界情形，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外僑與華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長的主要因素發生爭論。概括起來，有幾種觀點：1、“租界的政治地位”外國人的政治控制而產生的安全保障這是上海城市發展的唯壹重要因素，很多外國人持這樣的看法，尤其是當他們即將喪失而又不甘心喪失在上海的特權時；2、上海所處的“優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這座大城市；3、壹種比較折衷的觀點，即承認外國租界在早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對促進資金和商業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權”壹旦廢除，上海因為其地理上的有利條件和重要性，依然會保持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得到足夠的貿易資金供給。
在近代上海成長的歷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業的設立，這些“外國的力量”的介入無疑起著主導作用。但同時我們認為，近代上海不是壹塊“飛地”，這座城市在短時期內崛起並形成如此龐大的規模，是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資源、人文環境密不可分，這就是本文著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
壹從蘇、杭到上海：江南區域中心的轉移
江南，泛指長江以南，但由於行政建置的變化及習慣等因素，歷史上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含義。我們這裏所說的“江南”，以明清時期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十府”為核心區域，相當於今上海市、江蘇南部及浙江壹帶。
大致說來，唐宋以前的江南偏處壹域，遠離中國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區，因而也遠離政治、軍事集團沖突的核心，避免了戰爭的破壞與摧毀，地緣上的因素反使這壹方人少受震蕩而享有壹個長久安寧、穩定的環境。從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區間也遭受戰火侵擾，但總的說來是寧靜、和平的。也就在這壹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日漸南移，江南成為全國的賦稅重地。富足、安樂，使江南蘇、杭壹帶漸享了“人間天堂”的美譽。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繼續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
我們先從幾個數據來看江南在全國的地位。以承擔稅糧而言，在全國範圍內，“大抵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具體地說，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夏稅秋糧以萬石計，總***2944萬，其中蘇州府281萬，松江府122萬，常州府65萬，鎮江府32萬，應天府33萬，加上浙江布政使司275萬，計808萬石，江南“十府”合計約占全國的四分之壹以上。這壹比重此後是有增無減。到清嘉慶二十五年，江南十府額征田賦為285萬石，約占全國的31.8%；在征收地丁正雜銀方面，江南十府數額為427萬9790兩，占全國的14.17%。而江南十府之田地***計5659萬9410畝，僅占全國田地總數的7.58％。
同時，江南也是全國重要的棉花、棉紡織業基地和主要的絲綢產區。在區域經濟中，松江與蘇州、太倉、鎮江沿江沿海地帶，以及南部的嘉興、杭州、寧波、紹興沿錢塘江兩岸聯成壹片，形成了種棉紡紗織布的棉紡織專業生產基地。這個基地和西部環太湖壹帶以植桑繅絲織綢為特色的絲織專業區遙相呼應，在傳統中國經濟中扮演著最活躍的角色。以“松江布”為例，據有關學者估算，明代後期僅松江地區的棉布年產量大致為3000萬匹，清前期則可能達到5600萬匹。清人欽善的壹篇《松問》，為我們形象地描繪了當時大批商人風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於長江南北、長城內外販運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們也開始經銷中國布，在貿易中他們發現廣州貨穿洗後輕易褪色，而江南地區所產的棉布則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紀80年代，該公司便經常販運蘇松地區所織的紫花布到英國本土，初時數量約2萬匹，以後逐年增多，到1800年後擴大到20萬匹。除歐洲市場外，美國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國土布的銷路”，非凡是那時棉工業尚未發達的美國更是成為中國土布的重要主顧。有數據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十二年和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兩個時期裏，中國棉布的外銷量相當之大，每年輸出量都保持在100萬匹以上。江南的絲綢，在國內外也享有盛譽。自宋元以來，江南壹直是我國絲織業中心之壹，清代在江寧、蘇州、杭州三處派設織造官員，通稱“江南三織造”。三處織造局生產的絲織服飾，起初只是滿足宮廷需要，所謂“上用”，後逐漸發展到供給朝廷對內外大小官員的賜給之用，即“官用”。“貢品”以外，民間絲織品的銷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產的絲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仍占據重要份額。
除糧食、絲、棉外，其它如茶、麻苧、藍靛、漆、桐、柏、竹、木、漁、鹽，在江南地區都有專業化的生產。專門的手工業生產也有很大發展。這種地域分工和行業分工，反映了江南地區生產專業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商品經濟的發達。江南是傳統中國的精華，每年要從這裏輸出大量的米糧、絲綿織品以及其它各種物產，同時，作為國家最重要的財稅來源地，朝廷的財政很大程度上依靠江南支撐。
“天下富庶莫過江浙”，明清時期江南的精華，則集中在運河沿岸。過了長江，運河自北而南，沿岸依次有鎮江、常州、蘇州、嘉興、杭州諸城市，在蘇州、嘉興之間，有河港各與湖州、松江府城相連。這些城市在全國都有壹定的知名度。在江南的運河沿岸城市中，蘇州、杭州更是其中的“明珠”。
蘇州在江南區域中的地位相當重要，時有“天下四聚”之說，蘇州即為江南之“壹聚”，集聚壹說，主要指經濟非凡是工商業繁榮而言的。那時，蘇州商賈輻輳，百貨駢闐，以高度稠密的人口支撐起來的商業也表現出空前繁榮，這方面的記載是大量的：“四方巨商富賈鱗集之區，燦若錦城，紛如海市”；“閶門外商賈鱗集，貨貝輻輳，襟帶於山塘間，久成都會。”時蘇州號為“江左名區”，其聲名文物，播揚天下，且被視為主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謂“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國內僻遠皆效尤之。”蘇州成為江南區域的中心城市由很多因素促成：其壹，是地理上的。江南地區以平原為主，這裏河網交織，港汊紛歧，卻又“湖河聯絡”，眾多的江河、湖泊、港浦形成了壹張稠密的水網。這張水網把江南區域內的各個點，大至省會、府城，小到市鎮、村社，緊密地聯接在壹起。水路河道的這種經絡關聯不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指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行政控制離不開“左右逢源”的水網，漕糧、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貢品也要借助水道的運輸，商人往來、貿易的興衰更是維系著河道的變遷，以至文人趕考、文士結社也都依靠水路進出。發達的水運為江南在空間地域上的溝通與整合創造了便利條件。在四通八達的江南水網中，蘇州無疑居於“要津”位置，處太湖之東，太湖水由江河入海，支流蔓衍，貫通江南大地，有人形容太湖是以無錫為其首，以松江為其足，以湖州為其背，而以蘇州為其胸。處於“胸”腹的蘇州，又經南北大運河，而與全國各地相連貫。其二，歷代行政建制也在不斷加固與強化蘇州的地位。在中國，行政設置對區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重大的。鑒於蘇州地理位置的突出，歷代均較重視蘇州的建置，從其沿革來看，先後有吳郡、吳州、蘇州、中吳軍、平江等不同名稱，所轄管的地域範圍屢有伸縮，到了明清時期，蘇州府轄屬的地域基本穩定，形成了“三縣附郭而居，六邑環其外”的格局，並延續了五百年。清初，長期作為府城的蘇州，其行政級別有所提升，順治十八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駐蘇州。至康熙六年，分江南為江蘇、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為江蘇布政使司，仍治於蘇州。
江南的另壹個重要城市杭州，在北宋時已是民物康阜，人煙浩瀚，蔚然而為東南重鎮。靖康之時，宋高宗駐蹕於此，改稱臨安。成為南宋都城後，杭州人口逾百萬，興盛壹時，可以稱得上是十二、十三世紀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壹。明清時期的杭州作為浙江省會，居於大運河的南端，仍保留著江南大城市的地位，人口保持在百萬左右。
與蘇、杭等繁華都會相比，那時的上海僻處海隅，在江南城市中扮演的是“配角”角色。造成這壹狀況的緣由，壹方面與明清以來統治者長期實行的“海禁”及閉關鎖國政策有關；另壹方面是由於當時整個江南的交通與商業網絡是以運河為中心，運河承擔了這壹區域大部分的物流。在以運河為主的運輸體系中，上海處於末端。但上海具有濱江臨海的特點，這種地理上的優勢又預示著上海有著更多的發展空間。這種跡象在上海通商開埠以前已有所顯露。康熙以後沿海的“開禁”，作為江海交匯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商業貿易有了壹定發展，到嘉慶年間，在所修的縣誌中這樣寫道：“上海，為華亭所分縣，大海濱其東，吳淞繞其北，黃浦環其西南。閩廣遼沈之貨，鱗翠羽集，遠及西洋暹羅，歲亦間至。地大物博，號稱繁劇。誠江海之通津，東南都會。”以“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來描寫壹個縣城，這在那個時代是不多見的。其間雖不排除有文人誇張溢美的成份，但確也部分道出乾嘉時期隨著海禁的開放，上海因港興市、商貿發達的事實。作為對運河的“補充”，上海作為沿海港口，還具有的另壹種意義是：當運河殘缺，它可以起到壹定的“彌補”作用。道光初年，南北大運河壹度梗塞，河運漕糧陷入癱瘓狀態，從而影響到京師及北方地區的貨物供給。道光六年，清廷設海運總局於上海，雇傭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艘，分兩次裝載蘇省漕糧160萬余石至京城。
上海這個中國的天然良港，其地理上所具有的優勢真正被發現還是西方人。但是，西方人知道上海，已是很晚。在道光十二年東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號”來到之前，很少有西方人聽說過上海的名字。而就在1832年以後的十年間，才使西方人真正意識到上海的重要性。這些西方人為這遲到的發現表現出異常的驚奇。從“阿美士德號”船員胡夏米他們的告，以及此後壹些到過上海的商人、傳教士的評論中，這是再清楚不過了：上海這壹地區“在對外貿易中所擁有的非凡優越性，過去竟然未曾引起相當註重，是十分令人希奇的”。“上海雖然只是壹個三等縣城，但卻是中國東部海岸最大的商業中心，緊鄰著富庶的蘇杭地區，由此運入大量絲綢錦緞，同時向這些地區銷售各種西方貨物”。他們認為：“上海的貿易即使不超過廣州，至少也和廣州相等”。以後的進程，便是大家所熟悉的，1840年英國人以鴉片為事端，挑起戰爭。次年，繼攻陷江南的定海、鎮海、寧波、乍浦後，折入吳淞口，克上海縣城，旋沿江而上，直逼鎮江、南京，企圖阻斷江南與北京的聯系，在帝國的“要害部位”給清廷以致命壹擊。清政府經受不了這樣的打擊，遂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在該條約中，上海被列為開放的五處口岸之壹。
從地形上說，上海位於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的焦點，又是中國南北海岸線的中心，具有廣闊的經濟腹地，這是中國其它任何壹個港口都無法匹敵的。西方人選擇上海，是基於它在地理上所具有的優越條件，這正如英國人福鈞所說：“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論，沒有別的市鎮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樣有利條件。上海是中華帝國的大門，廣大的土產貿易市場。……內地交通運輸便利，世界上沒有什麽地方比得上它。……不容置疑，在幾年內，它非但將與廣州相匹敵，而且將成為壹個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城市。”這是相當富有預見性的總結。在上海享有了與廣州同樣的貿易機會之後，其貿易量急速上升：1846年，上海出口貨值僅占全國總量的16％，五年後，其所占的比重達到50％。到1863年，上海口岸的進出口總值為100，189，564兩，而廣州僅為6，046，365兩，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壹。
緊鄰富庶江南的上海，隨著租界的開辟與西方企業設立而在對外貿易上占據優勢。開埠初期的上海，在進出口貿易、港口發展等方面顯示出勃勃生氣，洋場的繁華表面上也能蘇、杭相媲美。然而，壹個城市的壯大，非凡是作為中心城市，不僅僅體現在壹些經濟指標上，傳統江南的中心城市仍以其深厚的基礎保持著它們應有的地位，吸引著大量人口，這至少在上海開埠之初的十多年中是如此。江南區域中心從蘇、杭轉移到上海，有壹個漸進過程，而19世紀50、60年代中國時局的變動，非凡是太平天國運動無疑加速了這壹進程。
太平天國起源於廣西，1851年金田起事後，從西南經兩湖東來，壹路狂飆，勢如破竹，於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名天京。此後，太平軍掃蕩江南，相繼攻占杭州、常州、無錫等城池，後又攻破蘇州，並以蘇州為省會建立蘇福省。期間，清軍在江南與太平軍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拉鋸，戰火四濺，硝煙彌漫。直至1864年，江南地區才被被清軍重新控制。長達十年的戰爭，使人煙壹向稠密的江南地區荒涼不堪，除上海因有租界的托庇，未受到戰爭的破壞外，其他江南城市幾乎無壹例外遭受到史無前例的摧殘，很多城鎮在戰火中變為廢墟，廬舍化為灰燼。另壹方面，戰爭引發了難民潮。“太平軍之發難，其初外人亦嚴守中立，故租界因得圈出戰線之外。於是遠近避難者，遂以滬上為世外桃源。”太平軍攻克南京後，江浙壹帶富戶豪右就開始了向上海避難的歷程。此後隨著太平軍向上海的逼近，蘇錫常、杭嘉湖先後為起義軍所克，江浙人相繼掀起了壹股向上海急速流動的大潮流。短時間內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僅在英美法三租界內的華人就增至30萬，到1862年更猛增達50萬。流寓的人群之中，有不少是擁有大片田地房產、挾資萬貫的富貴之族。江南內地人口大量損失，或死或逃，極大地破壞了江南原來的經濟秩序。
此消彼漲，上海因有租界之設，湧進了大量人口。戰爭引起了區域內城市格局調整與變動，有壹位研究近代杭州城市發展的學者註重到這樣壹個現象：
從19世紀中葉開始，杭州受到壹系列負面影響，最終導致江南地區城市中心等級的重新調整。首先，杭州喪失了在以京杭大運河為南北命脈的古老商業網絡中的戰略地位。1853年，太平軍占領江南時，封鎖了大運河上的交通運輸。為此，清朝廷和商人只好發展途經上海的海上運輸。其次，太平軍和清軍的戰鬥，加速了杭州衰落的命運。19世紀60年代初，太平軍摧毀了杭州城，城市人口從壹百萬驟減至二十萬。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時。得益於破壞杭州繁榮的上述兩個因素，以及在對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從過去的集市小鎮，迅速發展成為大都市。
豈止是杭州，另壹個中心城市蘇州也在急速衰退。應該指出，人口消長與壹個城市的盛衰有壹定關系，但大量人口的流入未必能造就壹個近代的都會。中國歷代的農民戰爭，也引起壹些城市人口的急劇膨脹，然而，其結構卻沒有發生絲毫變化。而19世紀中葉太平軍沖擊江南，對上海的意義就不同了。這時候的上海，已是壹個開放的通商口岸，壹座新興的城市正在由於西方經商企業的設立而誕生。太平天國的沖擊，加速了運河沿岸城市蘇、杭壹帶的衰落。在這壹過程中，江南區域內大量人口、資金以超常速度湧向上海，促使這個通商口岸的快速成長。
二江南經濟資源對上海近代化的貢獻
研究上海城市的成長軌跡，可以發現，它首先是“以商興市”，嚴格地說，是在外貿帶動下才引發了其它壹系列的變化。在上海開埠之初20年的貿易中，從上海出口貨物的品種、數量、價值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到江南的經濟資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