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以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是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這就使得新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經驗基礎上的經濟學知識積累，缺乏明確的對應關系，相應地，研究新中國早期的經濟問題，如果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框架裏，肯定無法給出適當的理解和評價。
新中國與西方經驗的明顯區別在於：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資本，經濟主體和勞動者的地位也與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私人企業極為不同，而且中國的資源稟賦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壹樣：體現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存量和相對價格都不壹樣。由於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過分執著於西方經濟學理論，因而未能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歷程作出適當的總結。
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表現出想要壟斷“改革的解釋權”的意願，但是對於“改革”本身的認識卻很可憐，吳敬璉在回顧經濟學界幾次重要會議的文章中間透露，他們在理論上基本是靠“道聽途說”和“現炒現賣”來提出政策主張的，並沒有對於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認識和通盤考慮。人們今天普遍認識到改革的結果是“醫療改革不成功”、“市場換技術的設想失敗了”、“企業改革把企業徹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們在理論上心中無數，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把握上又是以壹知半解的西方理論進行“生搬硬套”的，那麽，這樣壹場“盲人騎瞎馬”的摸索走到今天，確實沒有什麽好奇怪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仍然拒絕對過去的歷史，作出起碼的反思和總結，而且還以扣“反改革”帽子為手段，阻撓別人對改革歷程作出適當的反思。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總是要做點什麽才好，“面子價值”對主流們來說也許並不為零；特別是今天主流們的學術地位聯系著巨大的職業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們“話語權壟斷地位”的危險，畢竟沒有了壟斷地位就肯定沒有高收益。由於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過去的經濟建設歷程，已經與主流們的職業利益相矛盾，因此總結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來承擔了。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於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職業利益總和，也高於主流和非主流的觀點分歧。總結和反思工作，對於我們正確地把握過去、現實和未來卻越來越重要。客觀上就需要有人作壹些開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壹些嘗試性的工作。由於過去在理論建設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歷程的總結從來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因此我們今天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作總結和反思，將不得不更多地求助於對經驗和現實的記錄和敘述。註重事實和經驗，顯然是認真總結歷史的起點，如果簡單地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於那些無法適應既定理論的現實就只能是強行“加工”和扭曲，這樣的總結工作就肯定顯得“削足適履”了。我的總結工作，將始終把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的條件、中國的資源稟賦和管理成本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要線索。
國內已經出版的各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敘述方式和內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傳提綱”的局限，***同點是聲稱“社會主義好、公有制好、計劃經濟好”，再後來，這些教材按照“時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內容，就顯得“理不直、氣不壯”了，再作為宣傳提綱都已經不合格了。
壹、 新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目標與“近代史***識”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其實是由近代史所給定的重大問題決定的，在中國發展的問題和目標上，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識的。針對近代史中間中華民族面臨那些最急迫的民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產黨都有***識，問題上的***識基本上可以借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和民權”來簡潔地表達。這三大問題反應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毛澤東在壹九六四年底繼續為“大躍進――快速工業化戰略”辯護的時候，就自動回到孫中山那裏，說“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的未來將有壹個大躍進。”
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內容和作用範圍，按照壹九六四年三屆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先進技術和工業基礎上去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的實現。“近代史***識”已經給定新中國壹個歷史性的任務：為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來支持這兩大目標的實現。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可以說是因應“近代史***識”而來的。
中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後來者，等到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完成了第壹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之中。中國早期的追趕戰略，在技術內涵和跨度上就必須面對這個非常大的差距。追趕戰略的生效，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高積累政策快速實現技術的進步和裝備過程。
中國的大躍進：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約翰牛（英國）被中國騎手甩在後面，象征著中國決心憑著自己的工業發展來擊敗西方社會。（轉引自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壹版，P366）
由於新的機器設備、廠房乃至規模巨大的交通系統建設，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沈澱為實物資產，這樣的剩余積累和沈澱的規模帶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無論如何都是壹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躍進”。
每壹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要點，以及技術進入裝備相應的產業部門所需要沈澱的經濟剩余數量（示意圖的面積）。示意圖的含義是：第壹次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在於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在傳統農業時代，就要求有高於莊園自己自足水平的穩定需求，這個穩定需求是工場手工業穩定經營的前提，相應的社會條件是能夠在農業時代制造壹個“高消費群體”。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會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壹個這樣的龐大群體產生，問題在於這壹暴富群體剝奪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階層的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結果破壞社會政治穩定，導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歷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發生，最後“高消費群體”隨王朝滅亡而消失，超出壹般“自然經濟的學費水平之上”的市場容量就消失了，無法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和經驗積累達到發明機器的程度。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非存在對外低成本轉嫁內部矛盾的條件，在傳統農業時代就不存在“高消費群體”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的可能，近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前提恰恰是聯系著低成本的對外擴張過程。
第三次工業革命，則要求實現機器的智能化過程，把機器操作者的經驗積累用自動控制系統來代替，這壹次的技術主要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相關。而第二次工業革命聯系著大機器生產和交通系統建設，要求大量剩余沈澱為機器廠房等，這是高積累政策無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國家的積累過程在時間上長達上百年，單位時間內的積累強度要求就低；特別是西方國家通過對外擴張政策，往往把積累的成本和代價轉移到國境之外去。中國缺乏把積累成本對外轉嫁的空間，也實際上缺乏慢悠悠來進行積累的時間，高積累和大躍進都是在中國特定的“時空緊約束”下的唯壹選擇。
第壹次工業革命
（長時間的經驗積累，機械引入生產）
第二次工業革命
（大機器和工廠化大規模生產）
第三次技術革命
（智能化機器和人力資本）
快速工業化戰略或者“大躍進”，最經典的表述是劉少奇在壹九五七年第八屆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要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壹起被總稱為“三面紅旗”。而在壹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宣傳運動中間，“三面紅旗”被確立為“政治正確性”的標準，為普通民眾所充分掌握，這壹宣傳運動本質上也是在全國範圍內“制造認同”的過程，因為認同的提高總是意味著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紅旗”看上去是帶有“口號”性質的宣傳措辭，但具有十分具體的制度內涵：就是要在農村強化基層政權的動員能力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密集的勞動投入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包括農田水利建設，以此保證農副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高產穩產，滿足工業化和人口增長的需要；而中國有限的經濟剩余，優先分配給重工業，以支持快速工業化戰略。“三面紅旗”的核心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實質性的制度內涵包括快速工業化戰略下的剩余分配順序和勞動力動員兩個主要方面。三面紅旗的制度內容在壹九五六年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確立下來的，並非形成於人民公社運動期間：
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後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中國***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壹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業化戰略要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段內，實現大規模的投資，要求有限的經濟剩余集中使用於重工業。重工業單個項目的巨大投資規模，地方政府往往無法籌集到足夠的剩余以支持這樣大的投資強度，物資平衡在省市這樣的範圍內也往往無法解決，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平衡，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組織和主導作用。壹九五八年毛澤東曾經要求進行地方分權和企業下放的改革，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為此他在壹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他對於“三面紅旗”從來沒有後退過，也從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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