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和全球美元進入中國導致的通貨膨脹，表現為貨幣超發的各種現象，而內在本質是國際美元資本稀釋了人民幣的購買力，轉移了中國的儲蓄財富。
對策:奪回人民幣話語權和定價權。
中國貨幣政策走出惡性循環的根本出路在於，中國政府需要重新掌控人民幣的話語權和定價權，主導和控制自己的貨幣發行權，嚴格執行獨立的大國戰略。通過壹系列系統性、前瞻性、靈活性的經濟金融政策設計，牢牢掌控國家貨幣發行和貨幣定價自主權。
第壹，通過金融理論研究，建立和掌握人民幣匯率的話語體系。
貿易順差不是匯率升值的主要依據，貿易逆差也不壹定是貶值的主要依據。美元、日元、歐元的匯率走勢與貿易逆差之間從來沒有線性關系。美元不僅在貿易逆差中貶值，而且在逆差中升值。美元的升值和貶值完全是基於其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華爾街操縱全球美元流動的需要，金融資本操縱石油等大宗商品現貨和期貨價格的需要。美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貨幣操縱者。美元匯率的波動從來沒有與美國的貿易狀況掛鉤，但美國政府和國會卻將人民幣匯率與中國的貿易狀況掛鉤，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和強盜邏輯。中國應該拒絕。同時，中國應建立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匯率話語體系，以掌控人民幣匯率話語權。
第二，人民幣應盡快選擇貶值作為人民幣匯率未來的運動方向。
降低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下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壓力。人民幣匯率貶值應該與C PI的上升和存款利率的上升掛鉤。人民幣貶值可以打開加息空間。
第三，調整和重估人民幣匯率，人民幣需要進入3- 5年的貶值期。
人民幣匯率漲了7年，現在應該還會跌3-5年。除了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是國內農副產品、生產用地、勞動力價格、電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環保投入不足。這些生產要素和環保投入合理上調的過程，就是人民幣匯率貶值和升值的過程。理論上，出口企業的生產要素和環保投入綜合成本增加了10%，相應的，人民幣匯率需要貶值10%。生產要素價格和環保投入的調整是壹個漸進的過程，預計需要3-5年。所以人民幣匯率貶值也需要3-5年。
第四，人民幣貶值政策需要關稅政策的支持。
人民幣匯率屬於宏觀經濟總量指標。人民幣貶值政策的實施需要結構性關稅政策。比如，面對壹些國家的政府壓力，可以主動提高我國對該國全部或部分出口商品的關稅，以抑制其貿易順差，從而形成出口政策的靈活性；在人民幣貶值過程中，還可以提高壹些限制類行業和產品的出口關稅，抑制高耗能、資源性產品的出口。中國60%以上的出口是由在華跨國公司形成的。因此，對某些國家或產品提高出口關稅，配合人民幣貶值、國內利率調整、貨幣供應等政策，是完全值得的。
第五，繼續實施資本賬戶管制，以匹配人民幣貶值周期。
迄今為止，國際資本在與中國的博弈中壹直掌握著主動權。目前國際資本已經開始布局第二階段戰略。其信號之壹是，美國政府不僅要求人民幣繼續升值，還要求中國政府開放資本賬戶。
事實上，只要條件成熟，人民幣可以在全球流通，與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進行兌換，但不壹定與中國儲存的美元資產掛鉤，就像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與美國的黃金儲備不掛鉤壹樣。國際資本在中國獲得的人民幣資產和利潤，可以在中國境內兌換成貨幣形式的人民幣鈔票，帶到境外。這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真正衡量標準。所以，人民幣資本賬戶不僅現在要管制，將來也要管制。以應對人民幣貶值。
第六，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不能同時上調。
人民幣貶值可以打開加息空間，是抑制通脹的重要手段。抑制通貨膨脹需要與促進生產和增加供給相結合，其中促進生產和增加供給是抑制通貨膨脹的根本手段。所以加息的政策應該不會影響生產和供應。壹定要避免以下情況:前期提高準備金殺了壹批中小企業，後期加息搞垮壹批大企業，最後只剩下外資企業。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央銀行必須避免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同時提高。
第七，非對稱加息政策要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增加商業銀行貸款額度的政策相匹配。
非對稱加息政策的負面效應是商業銀行體系的息差縮小，收益率降低。因此，必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增加商業銀行的貸款額，以增加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3-5年後，隨著人民幣貶值和國際資金逐步撤離，央行可以同時將存款準備金率降至7 .5%以下。力爭在10年內將存款準備金率降至發達國家水平，徹底改變國際資本占比過高的局面。
第八，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中國國內資產在證券化過程中的美元化趨勢。
中國外匯儲備的持續上升，與中國國內資產在證券化過程中的美元化有直接關系。從2000年開始，在高盛、摩根等國際投行的指導下，中國本土資產和產業資源開始了大規模的資產證券化。雖然國內大量知名企業仍在國內使用價值形式的資產，但部分或全部價值形式的資產已經轉移到海外。這使得中國企業的證券化過程演變為美元化過程。中國資產的美元化過程是資產所有權轉移到國外，同時美元資金轉移到中國的過程。因此，中國資產美元化的過程就是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增加的過程。為有效制止中國資產美元化趨勢，中國證監會應將目前國內企業發行上市制度和資產重組制度由事實上的行政審批制改為備案制，提高中國資本[5.15 0.00%]市場的融資效率和資源整合效率。
第九，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儲備制度”、稅收手段和產業準入門檻，限制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中國。
大量國際資本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然後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在中國從事證券、期貨、房地產、資金借貸等經營活動。國際資本的流入是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持續上調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提高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設計相同甚至更高比例的“外商直接投資準備金制度”是完全合理的，體現了政府對內外資壹視同仁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