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西方經濟學家壹樣，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幹預的主要功能是彌補市場失靈。因此，對市場失靈的研究已經成為政府幹預理論的壹部分。傳統的市場失靈理論，在承認市場競爭在壹定條件下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同時，認為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外部性、壟斷、收入分配和公共產品的提供等問題，因此政府幹預的範圍應局限於上述“四舊條”。斯蒂格利茨對這壹觀點提出了挑戰。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不僅從各種表面現象來論證市場失靈，而且觸及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使得他的理論有了堅實的基礎。
福利經濟學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也正是福利經濟學最終完成了市場機制會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證。這個論點是基於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定理。福利經濟學第壹定理指出，每壹個完全競爭的經濟都能帶來帕累托效率；第二個定理指出，每壹種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如果這兩個定理成立，政府幹預的範圍就被限制在上述狹窄的範圍內，市場會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見，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為限制政府幹預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而斯蒂格利茨則認為這些定理是建立在錯誤的假設基礎上的，所以定理本身也是錯誤的。
首先，福利經濟學假設市場經濟中的買賣雙方可以通過觀察價格來掌握關於商品交易的所有信息，即人們擁有完全的信息。但是，斯蒂格利茨認為，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間遠大於價格空間，不僅存在影響廠商產量的壹般事件，還存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比如總經理生病、機器突然損壞等。這幾百個變量會影響廠商的利潤率，但這並不能很快從價格上表現出來。另外，關於效用函數的假設也很重要。Gail和Stiglitz (1985)證明了只有在壹個非常嚴格的假設下，即必須存在壹個“恒定的絕對風險厭惡效用函數”，價格才能傳遞所有信息。壹旦偏離了這個假設，價格就不能完全傳達信息。可見，完全信息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福利經濟學假設存在壹個完全的市場。事實上，建立壹個市場是要花錢的。如果市場中有數不清的商品、意外和不確定性，光是組織這些市場就需要大量的資源。特別是在那些不確定性很強的市場，如風險市場和期貨市場，建立這兩個完全競爭的市場是極其不經濟的，因為不確定性會帶來巨大的組織成本。此外，信息不對稱也限制了市場的完全性。因為信息劣勢的壹方為了規避風險，防止欺詐，不願意和信息優勢的壹方進行交易，這就大大限制了市場的範圍。所以完全市場的假設也是站不住腳的。
最後，福利經濟學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即每個制造商都是價格接受者。實際上，市場競爭更類似於壟斷競爭。由於信息不完全，當壹個制造商提高價格時，該制造商的所有客戶並不會立即尋找另壹個產品相同、價格更低的制造商，因為搜索信息是要花錢的。同樣，壹個廠商降價也不會吸引其他廠商的客戶。這使得制造商可以設定價格，而不是接受價格。另外，固定成本也會造成不完全競爭。斯蒂格利茨(1993)證明了即使只有少量的固定成本，市場供應商也會大大減少，從而使市場競爭變成不完全競爭。
在上述論證的基礎上，格林沃爾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用壹個復雜的數學模型證明了當市場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全時，市場機制不會自己達到帕累托最優，這就是格林沃爾德-斯蒂格利茨定理。這個定理的深刻含義是，它所定義的市場失靈是建立在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市場的基礎上的。因此，市場失靈不再局限於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的狹窄範圍，而是無處不在。這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廣闊的潛在空間。為了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幹預應該遍及各個經濟部門和領域，而不僅僅是制定法律法規、進行再分配和提供公共產品。
二、政府經濟職能理論
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幹預的普遍性。然而，西方經濟學流行的觀點是，政府本身存在失靈的問題，政府幹預往往是無效的。鑒於此，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經濟職能理論。他認為，政府失靈並不比市場失靈更糟糕，這種失靈是可以減輕甚至消除的；通過采取適當的政策，政府幹預可以帶來帕累托改進。
(壹)政府效率分析。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政府對市場失靈的各種幹預是低效的，即存在政府失靈的問題。斯蒂格利茨承認政府失靈的存在，並從原因、表現形式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論證。然而，斯蒂格利茨認為應該從另壹個角度來看待政府失敗。低效率不僅存在於政府部門，也存在於私營部門。沒有人會不犯錯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誰犯了什麽錯誤，做了什麽好事，而在於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糟糕。斯蒂格利茨(1988)的實證研究表明，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具體案例都不能證明政府的效率低於私人部門。換句話說，政府效率並不比市場差。理論上也是如此。有人認為，政府部門會因為缺乏所有者，缺乏激勵機制，效率不如私人部門。斯蒂格利茨認為，西方大型私人公司的員工不是所有者，從委托代理理論的角度來看，他們也缺乏利潤最大化的激勵。特別是目前大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公司管理者股權也很少，所有者很難控制公司。在這方面，政府和私企差別不大。
盡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仍然承認，由於某些原因，政府部門效率嚴重低下。這些原因包括:缺乏競爭；沒有破產的威脅；承擔社會目標；過度追求公平，限制職權範圍。但斯蒂格利茨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政府本身固有的，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消除。比如，政府可以允許甚至鼓勵政府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或者政府企業內部的競爭；政府可以建立壹套程序，增加與軟預算約束相關的交易成本，迫使企業硬化預算約束；政府可以制定法律法規，強制自己遵守承諾，終結低效企業；最後，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收入差距及其職權強度。簡而言之，沒有證據表明政府天生不如市場有效。
(2)政府的比較優勢。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不僅效率不亞於市場，而且由於其強制職能，可以做很多市場做不到的事情。這樣，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將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這些優勢可以分為四類:
1.政府有權征稅。政府和私營部門壹樣，也面臨著信息不完全的制約。而政府可以通過矯正性稅收影響生產，引導消費，從而增加福利收益，實現帕累托改進。舉個例子，假設壹家保險公司意識到吸煙會引起火災，於是增加了提供保險的風險。但是，它缺少被保險人吸煙的信息。被保險人知道這壹點，就會產生道德風險，放松對吸煙引發火災的警惕。雖然政府敢於缺乏信息，但它可以通過對香煙征稅來抑制人們吸煙，從而因道德風險的降低而獲得福利收益。
2.政府有權禁止。憑借其強制力，政府可以禁止壹項活動，這可以帶來帕累托改進。例如，當某些商品的固定成本很高時，為了彌補固定成本，最優定價機制會使某些商品的價格非常高，特別是在商品需求彈性較低或生產技術落後的情況下。市場本身不能淘汰這類商品，但政府可以行使禁令限制這些商品進入市場。根據斯蒂格利茨(1980)的分析，這可以提升福利。
3.政府有權懲罰。政府可以通過立法來懲罰市場上的違約行為。私人之間締結的契約雖然也包含違約的處罰條款，但這些條款只限於對違約者財產處置的規定，而政府可以對沒有財產抵押的人進行處罰。此外，政府可以通過懲罰輕松解決汙染等外部問題，而私人當事人之間協商的解決方案只能在科斯定理的零交易成本假設下形成；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中，個體之間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很高，很難成功。
4.節省交易成本。沒有政府，市場中的搭便車、不完全信息和逆向選擇會增加交易成本，政府可以通過公共產品的供給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來節約這些成本。比如，為了摸清保險人的情況，保險公司需要壹筆巨大的運營成本。相比之下，政府社會福利系統的運作成本要低得多。
(3)政府為糾正市場失靈而采取的措施。如何糾正市場失靈？斯蒂格利茨認為，雖然教科書中的完全競爭模型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市場經濟中的有限競爭可以起到傳遞信息、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因此，在政府直接參與的公共汽車和公共部門中，應積極抑制壟斷，鼓勵競爭。要做到這壹點，政府的經濟職能應該下放，同時保持集中決策的優勢。即把公共服務交給不同的政府組織去運營，讓人們在不同政府組織的競爭中比較它們之間的效率。對於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應該主要著眼於資源配置的功能，通過發揮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來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具體方法是對所有商品實行最優矯正稅率，最優稅率應以所有商品的估計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包括所有交叉彈性)為基礎。斯蒂格利茨也承認，很難獲得這些信息，因此他指出，政府應該把重點放在更大、更嚴重的市場失靈上，比如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
三。評論與啟示
(1)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失靈理論否定了市場機制會自動導致資源最優配置的傳統教條，從而對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戰。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是論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能夠引導資源配置在繁榮的市場經濟中達到最優狀態。但我們從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失靈理論中可以看出，這個廣為流傳的原理並不符合事實。現實中的市場經濟的特征是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充分、市場不完全。在這種情況下，教科書上邏輯上很美的理論都很難成立，因此無法指導實踐。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是無用的。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確實能激發和合理配置資源，但這種作用並不能導致“帕累托最優”的理想狀態。在這裏，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實際上是主張回歸亞當·斯密對“看不見的手”的經典描述。亞當·斯密在論證這只“看不見的手”時，只提到它會“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並沒有將其提升到“帕累托最優”的層面。市場機制會自動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點是由新古典學派完成的。而斯蒂格利茨則證明了新古典學派對市場機制的理論發展是在錯誤的道路上。經濟學家真正應該關心的不是市場機制能否通向理想狀態，而是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激勵和資源配置作用。
(二)斯蒂格利茨的政府職能理論也令人耳目壹新。傳統上，市場機制的效率遠遠高於政府。因為市場可以在大多數經濟領域發揮作用，所以留給政府幹預的空間很小。然而，斯蒂格利茨證明了市場失靈無處不在，政府幹預的可能領域極其廣泛；政府的效率並不低於市場，不能以政府失靈為借口排除政府幹預。關鍵問題是如何通過適度改革防止政府失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許多改革建議，其核心是在公共部門引入競爭機制，實現公共職能的適當分權，使不同的政府部門相互競爭。這種方法實際上已經被美國壹些州的政府部門所采用。實踐證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Osborne et al .，1992)這種提高政府效率的方法也值得我們政府部門借鑒。
(3)斯蒂格利茨關於公共政策取向的論述，即政府要發揮再分配的作用來糾正市場的資源配置無效率，這顯然是烏托邦。對全社會成千上萬種商品征收矯正稅，即使只限於“重要市場”的商品，也需要巨額的信息和管理費用，過高的稅收成本可能使這類措施得不償失。由此看來，斯蒂格利茨本人也沒能擺脫盲目追求帕累托最優的思想。他認為，市場機制無法實現資源配置的理想狀態，但政府可以通過幹預實現“帕累托改進”。在這裏，斯蒂格利茨清楚地表明了他對政府“糾正稅收”的幻想。東西方的實踐早已證明，市場機制雖然不能理想地配置資源，但政府的“矯正”也達不到理想狀態。如果拋開“帕累托最優”的“情結”，我們應該承認，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壹些低效率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可以容忍的。
(4)斯蒂格利茨正確地提出了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和政府的相對優勢，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徑，這對我國正確認識市場機制的缺陷，促進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然而，對於政府公共政策的定位，他缺乏有效的論證。本文認為，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應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當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效率低下時，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運用各種經濟政策從宏觀角度進行調控。從微觀上看，政府的作用僅限於制定遊戲規則和各種政策法規。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應該更多地著眼於調整產業結構，平滑經濟波動和調節收入分配，而不是過多地關註微觀資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