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經濟危機也給我們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直接的淺層表現是:
股市不穩定，房地產、汽車制造銷售等支柱產業發展放緩，沿海中小勞動密集型企業受損嚴重，出口量下降，農民工回流等問題。
從這個角度揭示的，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逐漸積累的諸多深層次矛盾的表象。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經濟結構的抗風險能力仍然不足。占我國企業總數99%的中小企業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它的管理太粗糙了。只有1%左右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沿，20%左右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79%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處於被動。即使是今年，由於經濟危機等因素，也頻繁出現倒閉、停工甚至停業的情況。僅上半年，全國就有6.7萬家具有壹定規模的中小企業倒閉。壹時間，中小企業似乎進入了“嚴冬期”。難以抵禦經濟危機沖擊的主要原因是企業增長方式粗糙，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勞動力和能源的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不僅給資源環境帶來巨大壓力，也直接影響企業發展質量和水平。二是企業產業層次較低，大量中小企業集中在壹些技術簡單、投資少、容易模仿、容易進入的粗放型勞動密集型行業，難以抵禦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
這帶來了低端產品對外貿易的高度依賴:
高度貿易依存度的存在，也加劇了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不利因素。
為了處理這個問題，迫切需要做出調整。是因為中國的中小企業這次重新洗牌了。在調整過程中，要遵循“小而精”、“廣而相對集中”、“因勢利導”的原則，根據我國各地區、各省市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從而減少中國不同地區的惡性競爭，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和成本損失。
暴露出來的壹個更為關鍵的矛盾是農民、農村、農業和農村市場的問題。這場危機的直接影響之壹就是大量農民工返鄉。在中國，農民人數為9.4億，而農民工人數約為2.3億，是美國人口的80%，是俄羅斯人口的近兩倍。如何妥善處理農民工問題仍將是壹項不容忽視的任務。至於中國農村的消費潛力，我們無法統計，因為巨大到只能估算。如果沒有人平均每年消費10000人民幣，每年的消費將達到近1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國GDP的12。然而就是這麽大的市場，中國卻因為農民碩若國地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成為嚴重依賴外貿出口的國家，這不能不讓我們反思。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改變戶籍制度入手。因為農村不發展，根本上是因為戶籍制度這種歧視性制度的存在。長期以來，政府以為改變農村的落後狀態就是改變農村的教育，結果卻是農村不發達，農村出來的人才成了第壹批拋棄農村的人。如此惡性循環，不僅只有學歷的人不願意回到農村，就連有點勞動力的人也願意留在農村，導致農村發展進度緩慢。因此，要發展農村，拓展農村市場，必須改變影像戶籍制度的不公平性，加大對農村特別是基礎設施的投入。
同時，要建立完善的生活保障體系。在這場危機中，大量農民工返鄉。試想，如果這些農民工失去了土地，他們將成為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如果出現影響更大的危機，更多農民工返鄉，可能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壹定要防患於未然。
第三，我們應該在土地政策上更加保守。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無法承受大量既無土地又無工作的農民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對農民工在危機面前的撤退做出安排。
另外，在對外貿易方面，中國要面對歐美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具體方式是在不斷擴大國內市場的同時，開拓不同地區國家的國際市場，重點向亞非拉國家出口。減少對歐美國家的貿易依賴。
另壹方面，要從產品輸出轉向資本輸出、技術輸出和人力輸出。尤為重要的是人力輸出，這需要教育和外交多方面的配合。壹方面可以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另壹方面可以收集外匯，增加中國的國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