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勞動力首先滯留在農業部門。按照王誠1996年估算，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為1.38億人。此外，我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600萬人，國企下崗職工 1500萬人。當前，增加農民收入、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都是圍繞著如何創造更多的二、三產業就業崗位來容納農業和其它部門剩余勞動力的工作進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當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國生產能力過剩、失業增加、價格水平持續下降及國民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然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壹般是與發達國家相聯的。 “對於中國這樣壹個發展中國家，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最大不同之處恐怕是勞動力過剩非常嚴重。”（王儉貴，2002）。因此，我國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是 “勞動力剩余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
（三）勞動力剩余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相交織
2002年我國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GDP增長率達7.9％。但是，值得關註的是，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的增幅出現了近幾年少有的下滑態勢。（1）GDP增長 7.9％，與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個百分點。（2）2002年第壹季度，在投資增長19.6％、較上年同期上升7.2個百分點的基礎上體現居民最終消費需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3.4％，同比回落1.9個百分點。（3）2002年1～2月份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11.3％。這反映出我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問題。（4）財政支出和財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壹季度中央財政收入比上年同期減少163.6億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長 23.9％。（5）物價指數全面回落，“通貨緊縮”陰影揮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費價格和社會商品零售價格繼續下降，分別比2001年下降1.9％和 0.7％。（6）高速度與高失業並存。2002年GDP7.9％的增長率，由於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1左右（張本波，2002）且有隨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而繼續下滑之勢，因而未帶來降低失業率和增加就業率的預期效應。以上狀況，進壹步折射出我國目前宏觀經濟形勢的總體特征——勞動力剩余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相交織。
（四）我國面臨著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
應當清醒看到，我國經濟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陰影困擾的同時，還面臨著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個壓力之所以沒有釋放出來，主要是由於政府現在出臺的各項政策措施“鎖住”了這只“籠中的虎”。（於祖堯，2002）。其中，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穩健貨幣政策是主要原因之壹。但人民幣不貶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貶值和美元貶值的打壓。值得強調的是，由於人民幣從1994年開始同美元緊密掛鉤，因而2003年初它同歐元和其它外匯的比價跟著美元下跌。同時，中國居民非自願性儲蓄還阻攔了十幾萬億元購買力的實現。所以，壹旦財政或金融爆發危機，人民幣貶值和擠兌風潮就很難避免。
二、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存在的問題
（壹）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正面效應在遞減
自 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保持了7％～8％經濟增長。但是，目前此項政策的正面效應已經在遞減，它的負面影響在擴大。它在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給財政乃至經濟危機埋下了隱患。（1）財政赤字成倍增加，財政收入對債務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財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為31.6％。（2）近幾年稅收以超出GDP增幅壹倍以上的速度增長，使其得以繼續實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0.9％，增幅回落10.8個百分點。（3）縣、鄉兩級基層政府財力枯竭。（4）隨著改革深化，政府各種名目的隱性債務居高不下。例如，我國存在著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社會保障金欠帳、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缺口等隱性債務。雖然2001年中國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為16000億元，2002年財政赤字為3098億元，未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但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隱性債務的積累已達 GDP的100％。（5）有些國債投資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銀行面臨兩難的選擇
按相機抉擇機制，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時需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使用。因此，為了配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中央銀行應實行適度從松的貨幣政策。從1996年5月開始到2002年底央行***進行了10次降息，並且加收20％利息稅。然而，中國卻出現了“貨幣失靈”的反常現象。降息不僅沒有達到刺激人們減少儲蓄增加消費的目的，相反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卻逐年攀升，1997年底達到50000億元，2003年2月底已達100300億元。由此，可見貨幣當局防範風險有余，刺激經濟景氣不足。據統計資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貨幣供應量偏緊，這不利於緩解“通貨緊縮”和遏制經濟增長下滑。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相匹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潛伏的金融危機卻限制了銀根放松的空間。2001年底，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為25.4％，遠高於5％的國際公認警戒線。這表明金融領域潛伏著嚴重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推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勢必火上澆油，對貨幣當局來說是兩難選擇。
三、幾點思考
（壹）關於擴張性財政政策階段性淡出的思考
1. 擴張性財政政策階段性淡出的理由。首先，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壹種中短期政策。由於擴張性財政政策會產生“擠出效應”，因此它在短期內是有效的。在長期內幾乎是無效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自1998年開始，政府實行此項政策雖保持了經濟的較快增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邊際效用已明顯地出現了遞減趨向。盡管近幾年它拉動了內需的增加，但在啟動構建經濟主體內生增長機制方面卻未起到明顯的積極作用。相反，由於推行該政策的過程中政府投資擠占了民間投資的空間，出現了壹些“與民爭利”的現象。要知道只有民間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泉和民間經濟興旺發達，中國經濟發展才有長期、穩定和可靠的基礎。
其次，近幾年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產生了壹些負面效應。其負面效應表現為：（1）持續使用國債資金，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幹預，與市場改革取向的目標相抵觸。（2）政府投資壹般效率較低，隨著時間推移國債項目轉向低效益或無效益，出現了國債投資邊際效用遞減現象。（3）政府工程質量壹般難以保證，而且易產生腐敗。（4）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由於需進口大量的工程機械、材料等，短期內拉動內需的作用並不很大，主要拉動的反而是“外需”。
第三，對擴張性財政政策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要有壹個全面、辯證的認識。誠然，近年來，在我國中西部許多地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拉動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經濟增長快、經濟發展水平高的以上海、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等省市為代表的東部沿海許多地區的經濟增長並不是主要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拉動的。
2.擴張性財政政策淡出的方式——階段性淡出。有關擴張性財政政策淡出方式的選擇，筆者認為階段性淡出的方式是較為明智的抉擇。值得強調的是， “淡出”按相機抉擇機制，不能說到了壹定時期就可以放棄不用（這就使它變成壹種“長期政策”，即“不用”的政策），只不過使用的方向和力度，會因情況的變化而不斷的變化。目前，以總需求不足為起點的經濟周期很可能成為我國今後壹定時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形態（樊綱，2003）。由此，與以總需求不足為起點的經濟波動周期相適應，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使用和淡出只能是“階段性”或“周期性”的。我國目前擴張性財政政策完全淡出不僅為時過早，而且現實中也是不可行的。這是因為其完全淡出還必須滿足以下條件：（1）國際經濟環境有所好轉，外需增長強勁。（2）已動工的國債投資項目已基本竣工。（2）通貨緊縮的趨勢得到控制。（4）民間投資逐步取代政府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並且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自主成長機制。（5）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達到或超過警戒線。基於這些條件還不能在短期內達到，因此擴張性財政政策至少在3年內不能完全淡出。其淡出應該是壹個循序漸進的、階段性的淡出的過程，可以采用逐年減少國債發行量，直到將其限制到壹定的力度和範圍上。這個力度和範圍壹般以達到基本抵消由於總需求不足產生的影響為宜。
3.新形勢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調整。第壹，轉變國債資金的投資方向。近年來，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國債發行，但國債投資大部分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由於基礎設施建設在短期內不能從所投入的項目上取得直接回報，因此造成目前投資的快速增長與消費增幅下滑和內需增長乏力的強烈反差。鑒於此，國債投資要註重把刺激需求與調整結構結合起來，建議其使用方向作以下調整：壹是增加對有市場、有潛力的制造業的投資。二是拿出適當比例的國債資金投向有效益的民營企業。三是加快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及信息服務業、金融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四是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農民收入。五是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六是繼續為加快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創造條件。
第二，財政政策的目標調整：從追求經濟增長到關註經濟發展。財政政策要在推動經濟結構演進中實現經濟發展和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經濟發展是在城鄉隔離的狀態下推進的，城市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城市市場商品大大超過其自身需求，需要尋找外部市場以維持其增長。與此同時，農民被禁錮在傳統農業社會，生產方式落後，收入水平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城鄉市場出現了明顯的斷裂，城市剩余產品無法在農村市場上消化掉。這也是我國目前內需不足，國企經營困難、失業率上升等壹系列問題的根本原因。因此，現階段財政政策的目標應盯住通過城鄉二元結構的變革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第三，註意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多種手段組合。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手段不僅是發行國債，它還包括減稅、加大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經常性支出結構等多種手段，是壹個政策組合。近兩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債，今後可作其它選擇。例如，通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來刺激經濟增長等。
第四，構造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制度基礎。財政政策發揮預期作用的前提是現代預算。只有建立完善的預算制度才能有效控制財政政策實施引發的風險和充分發揮其作用。此外，在財政政策的制度基礎建設上還要重視財政制度的內在穩定器功能，要建立健全財政制度內在穩定器發揮作用機制。
（二）關於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 二者的松緊搭配。在當前，二者的松緊搭配明顯應該采用松的貨幣政策配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貨幣供應量偏緊不利於遏制經濟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長。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適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相匹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機制。二者的契合機制應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應該為貨幣政策發揮作用拓展空間，提供條件。在宏觀經濟政策中財政政策是壹種相對中短期的政策，貨幣政策則是壹種相對長期的政策，而且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貨幣政策將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至於目前我國出現的“貨幣失靈”，是由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引起，歸根結底是由於央行沒有超然獨立性、市場化利率機制尚未建成及貨幣政策體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國當前必須從強化貨幣政策職能、保證央行超然獨立性和健全貨幣政策體系等方面改革貨幣政策，目前財政政策支持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可以采取如下舉措。如適當增加財政貼息資金的規模，擴大貼息政策使用範圍：用財政資金支持建立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基金，為中小企業融資創造條件等。（2）貨幣政策為財政政策創造寬松的市場環境，使財政政策適應、促進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點：1）把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建立在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金融通過自身經營機制轉變、中資商業銀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強，避免和化解金融風險。2）金融體制改革應盡快拓寬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融資渠道。3）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為引導企業投資的信號。4）加快發展股份制私人銀行和其它民營金融機構，通過發展這類銀行滿足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和農村的投資與貸款需求。
（三）擴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來，有效需求不足、內需增長乏力壹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經過連續5年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施行，我國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依然很高，加工工業嚴重開工不足，庫存商品達30000億元之巨。據調查，2002年600種主要商品，供過於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由此可看出，要擴大內需和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僅從財政和貨幣政策著手已是不夠的，還須探討其它思路和方法。為此，筆者總結出了以下思路。
1.創立多管齊下，形成合力擴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經濟學家劉國光認為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政策調整方面，“要創立多管齊下，形成合力的格局”。壹要完善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業和收入預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三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城鄉消費環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費觀念，鼓勵消費信貸；五要清理各種賣方市場條件下出臺的抑制消費的政策；六要開辟旅遊、電腦、轎車等新的消費領域。除此之外，許多學者認為我國投資消費比例嚴重失調，因此可通過提高消費率來擴大內需。
2. 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過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據《經濟日報》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鎮居民存款余額為 30850.2億元，其中20％以上為公款私存；2.5％的城鎮居民人口占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僅為1080.5元。”由此可見，儲蓄存款在社會各類成員中分布是極不平衡的。另外，據世界銀行測算，1995年我國居民總體的基尼系數達0.415，已突破0.4警戒線；而據有關專家估算（王義達），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56，高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又據《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量已達480億美元超過當年外商對華投資407億美元……據分析，國內資本外逃的主力軍是不法資產的占有者。”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中國居民貧富差距懸殊，中國經濟發展的收益在社會公眾中進行了不公的分配。
從我國近年來的情況看，富有階層有購買力，但其消費傾向低。這些人的投資除了持有股票和國債外，實業投資受到產權制度、投資能力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尤其是其中很大壹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來，要麽以各種名義存在銀行，要麽趁我國資本大量外逃之風轉移到國外，要麽滯留在地下錢莊。而廣大貧窮階層，尤其是下崗工人、農民和經濟效益差的國企職工是消費傾向高的群體，但其購買能力低下。因此，我國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對的，即是有購買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而生產的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經濟增幅下滑和經濟增長質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造成了富有階層消費傾向低和貧窮階層消費傾向高但購買能力低下，進而造成的社會平均消費傾向低是導致我國有效需求不足、內需增長乏力和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趨勢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立足於這樣壹個現實基礎。“如果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繼續向高收入的富有階層轉化，那麽將繼續加劇經濟的蕭條。如國債政策客觀上就有這種作用，總是富人去購買國債，再享受國債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劇了“馬太效應”（葉振鵬，焦建國，2002）。因此，擴大內需和治理經濟蕭條的可行的政策選擇是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財政向貧窮階層的轉移支付力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體舉措如下幾個方面。（1）認真貫徹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在適當時候取消農業稅。（2）公平稅負，對高收入者征收超額累進所得稅、財產稅、利息稅，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3）健全社會保障機制，加大政府對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支付。（4）加大政府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力度，減少權力對國有資產的侵蝕，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國有資產和謀取非法收入行為的監管機制和對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懲戒機制，從制度上限制和減少因 “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導致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現象。（5）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司法體系和民主法律監督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