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南宋的呂中說，如果範仲淹的慶歷新政得以“盡行”，則不會有“熙寧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銳然有誌，不遇範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於是乎決矣”（《宋大事記講義》卷壹）。又說，熙寧時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敦）之法將托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托紹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同上書卷二十壹）。又如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說：“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宋論》卷四）王夫之也談到熙寧變法與引用小人的問題，他說：“國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瘧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興，眾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同上書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唯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敦、曾布之群小，以授賊賢罔上之秘計於（蔡）京，則安石之所貽敗亡於宋者此爾。”（同上書卷八）按照傳統的評價，壹是王安石變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問題，二是它引起激烈的“黨爭”，王安石“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乃至王安石的新黨“愈變愈下”，所以導致北宋的滅亡。
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對王安石評價最高者莫過於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王安石傳》，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
1949年之後，王安石變法也壹直得到肯定的評價。如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顯要的位置寫有 “王安石的新學、變法思想和唯物主義哲學”壹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覯作為“王安石的先驅”外，其余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評價。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時期的“評法批儒”中曾成為中國歷史上“正確路線”的代表。而在改革開放以後，王安石變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參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我本來對於王安石變法夙無研究，但近幾年研究範仲淹的思想，寫成《範仲淹與宋學精神》（此文初稿於2003年，有三萬余字，最近發表在《中國儒學》第壹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其中涉及熙寧變法的問題。此文第壹部分講“範仲淹與慶歷新政”，第二部分講“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第三部分講 “範仲淹與儒學復興”。後壹部分曾以《範仲淹與宋代儒學的復興》為題發表在《哲學研究》2003年第10期，前兩部分縮寫成《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兼論二程洛學與兩次“革新政令”的關系》，發表在《中州學刊》2004年第1期（後來又作有《“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補說》，發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認為，宋學精神的真正開創者是範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以及李覯等等是範仲淹門下的“賢士”，占據宋代哲學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學（或理學）是在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的正反兩方面作用下形成的。雖然道學也有歷史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可部分地歸於受熙寧變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對於道學持基本肯定的態度。
宋代儒學的復興本來是針對佛老的，但是熙寧變法之後，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學當作超過佛老的“大患”（《程氏遺書》卷二上：“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可以說，道學的王霸、義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針對王安石新學的，道學與新學的對立以及南渡以後“道學集團”與“官僚集團”的對立（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627頁），是兩宋政治文化發展的壹條主線。如果我們仍把占據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學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團”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濁流”，那麽高度評價王安石新學，自然可以文通理順。然而，如果現在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已是對道學持基本肯定的態度（盡管它也有歷史的局限），那麽把王安石新學依然評價得如此之高，就會陷入思想史評價的扞格難通。當然，對於宋明理學的評價仍是可以討論的，但若棄置這種討論於不顧，只是單方面地高度評價王安石新學，則這種評價只是偏學而已。如果對新學和理學都予以高度評價，同等觀之，兩無軒輊，那麽這也只是回避矛盾的茍全而已。
我在寫《“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補說》的過程中，想起壹句流行甚廣的列寧對王安石的評價，即“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我特意對此作了考證，先是作為此文的壹個註釋，後因文字太長而單獨成篇，即發表於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報》史學版的《關於列寧評價王安石的壹個誤引》。我認為，那篇文章已經考證清楚了這絕對是個誤引，是普列漢諾夫以此為論據來反對列寧的，而列寧則否認“20世紀的俄國可以同11世紀的中國相比較”（《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頁）。
思想史評價上的矛盾，以及對列寧評價王安石的誤引，只是說明重新評價王安石變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評價則必須根據史料，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
二、以往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我認為有兩個致命的缺陷：壹是沒有對範仲淹的慶歷新政與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作比較，二是沒有對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轉向作分析。
關於範仲淹的慶歷新政，在此不能作詳述，概括而言之，即慶歷新政是以整飭吏治為首要，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兼及軍事和經濟等領域。正是因為慶歷新政是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所以宋代的學風為之丕變，“明體達用之學”得以確立並向全國推廣，經學歷史遂由“經學統壹時代”進入慶歷以後的“經學變古時代”（參見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0頁）。在範仲淹的周圍有韓琦、富弼等聲氣相通的同僚，有歐陽修與他***進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覯、劉敞、劉牧等壹批“賢士”，而範仲淹“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宋元學案?序錄》），以後三蘇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二程的洛學等等都是在慶歷新政的風氣感召之下逐漸形成的（參見拙文《宋學與<宋論 >——兼評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儒林》第壹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熙寧變法與慶歷新政的不同在於，它是以功利或財利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宋史全文》卷十壹），王安石所說“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我們暫不評價以“理財”為急務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轉向。
範仲淹於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由山東的青州徙知安徽的潁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範潁州文》中說：“嗚呼吾公，壹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上嘉曰才，以副樞密……遂參宰相，厘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見，王安石原是與當時的許多士人壹樣，奉範仲淹為“壹世之師”；他說範仲淹壹生“名節無疵”，這也是後人對範仲淹的普遍評價（如《宋元學案?序錄》雲：“高平壹生，粹然無疵”）；而且，他對範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也作了高度評價。然而到了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面對“黨爭”的壓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評範仲淹“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五）。這是王安石對範仲淹評價的壹個轉向。可以想象，當時王安石是把範仲淹也作為壹個假想敵的，而範仲淹如果還活著的話，他很可能也像他的兒子範純仁那樣加入“舊黨”。這並不奇怪，範仲淹早在天聖三年（1025）作的《奏上時務書》中就奉勸仁宗“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範文正公集》卷七），他在臨終給仁宗上的《遺表》中也痛陳慶歷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授能為樹黨，以敦本抑末為近名。”（同上書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財” 為急務，實也正是範仲淹所批評的“以淺末為急務”，違背了範仲淹的“進賢授能”、“敦本抑末”改革思想（範仲淹主張發展農、工、商，他所謂“抑末”是指 “革濫賞，省冗官”和“減徭役”等等，參見其所作《四民詩》和《答手詔條陳十事》）。
王安石於慶歷二年（1042）中進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佑三年（1058）被召入朝，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此書長達萬言，但以往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大多只集中在此書中的壹段話，即：“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這段話是與後來的熙寧變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書》中的枝節之點。此書先講改革的必要，然後講“法先王之政”應該“法其意”，接著就提出：當時如欲“改易更革”，“其勢必不能”，這是因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朝廷每壹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於是，他向仁宗提出對於人才要“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話，只是在講到“養之”時的壹個節目而已。《言事書》的精神是改革必須整飭吏治，“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這是與慶歷新政的精神相壹致的。
宋仁宗於嘉佑八年（1063）逝世，繼立者英宗在位不滿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繼位。熙寧元年（1068）三月，神宗對文彥博等大臣提出：“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留意節用。”（《宋史全文》卷十壹）此後的熙寧變法實就是稟承了神宗的這個旨意，但這個旨意並未得到大臣們的認同，而逐漸俯從於這個旨意的就是新進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 此時，他所謂“擇術”就是希望神宗“以堯舜為法”（同上）。在此後上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中，王安石勸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為之君”，他先列舉了科舉和吏治等方面的問題，然後才講到“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王安石全集》卷四十壹）。同年八月，在“理財”的問題上王安石和司馬光發生爭論，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宋史全文》卷十壹）此時，神宗口頭上說“朕亦與司馬光同”，但心中已屬意於王安石。
熙寧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神宗問：“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亷恥，由君子出故也。”（同上）此時，王安石的答問仍是以“風俗”“法度”為先。同年三月，神宗顯然想加快對“理財”的部署，他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答：“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同上）此時，王安石已有了“理財”的方案，但他仍考慮“國體”和“先後緩急”的問題，即認為應以“任賢”和“禮義教化”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此八人中不僅有胡瑗門下高弟劉彜，而且有程顥。程顥在熙寧元年就向神宗上《論王霸劄子》和《論十事劄子》，即主張變法。正如後來朱熹所評論：“新法之行，諸公實***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朱子語類》卷壹三○）
引起政爭和以後激烈黨爭的是在同年七月頒布均輸法，九月頒布青苗法。這兩部“理財”的新法壹出，立即遭到司馬光、範純仁、曾公亮、趙抃、富弼、韓琦，以及蘇轍、蘇軾、程顥等朝臣的反對，而王安石則“排眾議行之甚力”，並且“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宋史全文》卷十壹：“呂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屢薦於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新法的反對派則或罷貶或辭職，“諸公始退散”。
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對神宗說：“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未暇理財而先舉事則事難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 ○）至此，王安石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口頭上都與神宗取得了壹致，他的轉向至此而完成。對於這壹轉向，呂中評論說：“夫安石初意不過欲變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也。”（《宋大事記講義》卷壹）王夫之評論說：“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涖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誌定久矣。”（《宋論》卷六）呂中的評論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寧變法的以“理財”為急務，並非王安石的先隱後彰，而是王安石逐漸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嚴格地說，熙寧變法應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變法。這樣就可以解釋，在熙寧九年王安石被罷相以後，神宗在元豐年間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豐八年（1085）壹死方休，故熙寧變法又稱“熙豐新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財”為急務，並不是以發展經濟或“解放生產力”為急務，而是以解決“國用不足”或“府庫不豐”的問題為急務。若其重視農田、水利，則已早見於範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參見其“厚農桑”條的“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程顥等也曾參加了熙寧二年的視察農田、水利等，這是不會引起朝臣的爭論以至黨爭的。
引起爭論的是均輸法和青苗法。所謂“均輸法”主要是設發運使官，掌管東南六路的稅斂、糴買、上貢物品等，“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以緩解國家“財用窘急”的問題。“青苗法”則是由國家在春夏糧食未熟時借錢給農民，待收成後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隨原有的夏秋兩稅還納，這被認為是“散惠興利”，抑制兼並，而“其實不過是朝廷按當時壹般的利率來放高利貸”（參見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五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頁）。均輸法壹出，知諫院的範純仁就奏請罷均輸法，說均輸“將籠諸路雜貨，漁奪商人毫末之利”，並批評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卷五十八）蘇轍也抨擊均輸法，謂 “法術不正，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欒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青苗法頒布後，宰相富弼稱病辭職。司馬光與呂惠卿爭於朝： “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宋史?司馬光傳》）韓琦也諫止青苗法，說這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並、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司馬光在《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評青苗法的執行，出現“不問民之貧富”而強行“抑配”（攤派）的情況，又令“貧富相兼，***為保甲”，貧者得錢後無力償還，“吏督之急”則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這樣下去會使“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司馬溫公集》卷四十壹）。他又在《與王介甫書》中批評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炫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並告誡王安石，“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壹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同上書卷六十）。司馬光的告誡後來還真的在王安石的身上應驗了，《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載：“初，呂惠卿為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茍可以中先生，無不為也。……（荊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為惠卿所誤。”《宋史?呂惠卿傳》也記：“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
程顥在均輸法、青苗法頒布後便與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余事”（《程氏文集》卷十壹《明道先生行狀》）。所謂 “輔臣不同心”，就是當時的新法引起政爭；王安石為推行新法，“舉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壹些“曉財利之人”，此即“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程顥認為，在“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壹致……中外人情交謂不可”的情況下，變法是難以達到“興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設令由此僥幸，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顥反對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張撤免擾亂地方的“提舉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參見《程氏文集》卷壹《諫新法疏》）。當時，二程和張載等人主張“復井田”，這是壹種帶有均田或土地國有性質的道德理想主義改革方案，說其“空想”是可以的，但說他們代表“豪族地主集團”的利益則是沒有根據的。
在《列寧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這是普列漢諾夫“從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埃?雷克呂的地理學著作中摘引”出來的，並以此為論據來反對列寧的“土地國有”主張。其對王安石變法的誤解是顯而易見的，其實，在思想上有主張“土地國有”因素的並非王安石，而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
三、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可以從思想傳統和歷史現實兩個角度予以評價。
從思想傳統的角度說，關於王安石變法的爭論顯然受到儒家的“體用”“本末”和“義利之辨”思想傳統的影響。王安石也是這個傳統中的壹份子，這從他所謂“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禮義亷恥，由君子出故也”，以及“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雲雲，可以看出來。但當他在行動上和口頭上轉向以 “理財”為急務時，他就違背了儒家的這個傳統。而深受這個傳統影響的多數朝臣反對熙寧變法，從儒家的價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國的“國體”來說，“正義”顯然不在新黨方面。這個傳統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寧二年三月以前的說法來反對自己，當他在變法的過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周官新義》來為“理財”作合理性辯護時，那也是徒勞的。
從歷史現實的角度說，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要解決當時宋朝所面臨的嚴重危機。這種危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國用不足”和士風不正、吏治腐敗。範仲淹在《奏上時務書》中說：“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在範仲淹看來，“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誌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茍且，舉必近名。……以壹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他認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須首先“舉縣令，擇郡守”，“慎選舉，敦教育”，這樣才可以解決“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問題（參見《範文正公集》卷八《上執政書》）。範仲淹的這個改革思想本來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這也就是他在給仁宗上的《言事書》中所說，當時如欲“改易更革”，“其勢必不能”，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朝廷每壹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後來熙寧變法的失敗，其中壹個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舉官以多貸為有功，不問民之貧富，強行“抑配”，各級官吏則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與民爭利，搞得“紛紛擾擾，莫安其居”。這就是說，當時的熙寧變法起碼應該考慮“理財”和任賢授能、禮義教化如何協調並進的問題。而宋神宗卻壹味地強調“當今理財最為急務”，王安石也俯就、迎合這壹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間的政爭以至黨爭。
熙寧變法在“理財”方面，特別是它也曾頒布了“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並非沒有成效，這在鄧廣銘先生書的“為天下理財的成效”壹節已有較充分的表述（參見《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14-325頁）。但從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效果或“實踐標準”（參見同上書第9頁）來考慮，我認為仍不能對它作出積極肯定的評價。
首先，把熙寧變法的反對派都說成是“保守派”，把“新黨”與“舊黨”之爭說成是社會發展的“新與舊之間的矛盾鬥爭”（參見同上書第314頁），我認為是難以成立的。如果不作出這樣的帶有“階級之間鬥爭”色彩的簡單判斷，那麽熙寧年間的“輔臣不同心”“睽戾不壹致”，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強力推行新法，致使舊黨“諸公退散”，新黨又越次提拔了壹些並非品學兼優的“曉財利之人”，這就在變法的時機、策略和用人路線上犯了政治家的大忌，為以後更加激烈的黨爭以及新黨的“愈變愈下”埋下了禍根。
其次，熙寧年間的黨爭本來是程顥所要避免的，他與王安石“雖道不同”，但與之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荊公）與言者為敵矣”（《明道先生行狀》）。程頤後來反省說：“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也說：“王介甫性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屈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五）此次黨爭之害，是在熙、豐年間舊黨全被貶逐，而其遺禍則是在神宗死後，司馬光執政，盡力排除新黨；哲宗親政後，新黨中的章敦、蔡京等先後執政，把舊黨全都打入元佑黨案；而元佑黨案又為南宋的慶元黨案開了先河，這兩次黨案乃“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宋元學案?元佑黨案》）。從熙寧黨爭到元佑黨案，新、舊黨“亦須兩分其罪可也”，但新黨的責任畢竟要大壹些。
再次，曾被予以高度評價的王安石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表明了王安石的剛毅果敢精神或“唯物主義觀點”，但在君主集權的政治制度和“輔臣不同心”的政治形勢下，此“三不足”說所起的作用並不都是積極的。如在廣開言路方面，呂中評論說：“熙寧之初，言者何多；熙寧四年以後，言者何少。當（熙寧）七年因旱求直言也……猶有爭新法之風……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遠’之說，而人言不能入矣……直言之氣塞矣。”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四）在《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中亦載有：“金陵三不足之說……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直到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也仍認為“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 （《讀通鑒論》卷二十九）。
最後，也是我最遺憾的壹點是，熙寧變法從反面刺激了道學的發展，而道學的歷史局限性又影響了元明清三代的發展。例如，範仲淹在《遺表》中希望仁宗 “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可見“人欲”在那時候是個積極肯定的詞匯，但後來道學家針對熙寧變法和“君心之非”，嚴格地分辨王霸、義利、理欲，以致後來“存天理，滅人欲”竟然成為壹個普遍的教條。再如，慶歷時期的“明體達用之學”，除了重視“明體”“經義”之外，也是重視“達用”“治事”的：“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則壹人各治壹事，又兼攝壹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如此發展下去，則中國不難產生“技術專科”性質的學校。但熙寧變法以後，黨爭日烈，道學家更重視王霸、義利、理欲之辨，在治世方面又以“格君心之非”為根本或前提（參見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2006年第1期），遂使“治事”之學日益荒疏，至朱熹提出《白鹿洞書院揭示》，道學家的書院已只重視“明人倫”，而沒有“治事”之齋了。這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消極作用，雖不能直接歸咎於熙寧變法，但我痛為慶歷新政的夭折而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