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家原是甘肅人，後逃荒到山西省太原縣。因家庭生活艱窘，無以為生，遂四散逃荒，並以砸碎家中僅有的壹口鐵鍋，各執碎碴壹片，作為日後重逢的憑證。後人把吉林牛家又稱“砸鍋牛”。牛家在東北祖輩相衍，輩次排列為“玉升麟秉章，世紹永安長”。牛家主要是從牛金玉和他兩個兒子牛升雲、牛升霄創業發展起來的。剛到東北時，牛金玉夫婦挑擔輾轉來到了吉林烏拉（今吉林市）。牛金玉夫婦通過與吉林副都統打招呼，先在小東門外開小店的侯家房後種地，開菜園子，***開了13坰地。他又和兒子們進東部山區采人參、淘砂金，飽嘗了艱辛，歷經了磨難。據傳說，他曾得到壹塊“狗頭金”，約有壹斤七、八兩重。牛家就這樣積累了壹定的物質基礎，為投資工商業準備了必要條件。
吉林市背靠長白山，面臨廣袤的松嫩平原，處於松花江之濱，位於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長白山的很多資源，如木材、人參等特產，松嫩平原盛產的糧豆，都要以吉林為集散地，向外地發運。正因為吉林處於這樣重要的交通位置，清朝康熙皇帝於1676年（康熙十五年）令寧古塔將軍移駐吉林，稱“吉林將軍”，“建木為城，倚江而居”，做反抗沙俄侵略戰爭的準備。經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近百年的發展，吉林已成為柳條邊外第壹重鎮。精明的牛金玉看到吉林如此便捷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日後發展的有利條件，遂於小東門辦起了大車店，兼營油鹽煙麻。這就是牛家的第壹個企業。時在清乾隆末年。當時，松花江上木排很多，舟船往來，絡繹不絕，使小店生意非常興隆，越做越大，兼營的油鹽煙麻店得到了擴充。1797年（嘉慶二年），正式定名為“源升慶”。據說有兩層涵意：壹是期盼企業升騰發達，蒸蒸日上；壹是他的兩個兒子的名字都有壹個“升”字，大兒子叫牛升雲，二兒子叫牛升霄。而“升”字側過來看，又是“牛”字。以後，以“源升慶”為基礎，派生的“買賣”很多，但都在字號的中間有壹個“升”字。從此，牛家在吉林商界名聲越來越大，被稱為“船廠牛家”，列為“中國北方四大家”之壹，與當時富甲壹方的山西亢家、沈陽郎家、河北劉家齊名。1829年（道光九年），牛金玉去世，企業由其子牛升雲、其孫牛化麟兩代人銳意經營，悉心管理，有了很大發展。
1881年（光緒七年），牛化麟僅四十幾歲就病故了，偌大的家業和眾多企業的管理重擔就落在僅有15歲的少年牛子厚的肩上，好在總店“源升慶”和所屬各企業層層均有得力的經理和管理人員，各司其職，牛家人只作財東，並不直接參與經營管理。牛子厚11歲出家，13歲還俗。到牛子厚接手家業時，牛家的經濟正處於鼎盛時期，牛家的“升”字號企業也在擴充和發展。當時，牛家的“升”字號企業在吉林已有20余家。早在1877年（光緒三年）吉林的城墻由木墻改為土墻，又開通了北大街等街道，期間牛家出了很大壹部分款項，這時“源升慶”已由小東門遷至北大街。據吉林市圖書館存《遊吉便覽》記載，在1911年（宣統三年），牛家的“買賣”有錢鋪2家，占當時全城錢鋪的九分之二；當鋪六家，占全城當鋪的十六分之六；雜貨行三家，占八分之三；批發貨店二家，占九分之二；中藥鋪壹家，占十分之壹；糧米鋪壹家，占四分之壹；客棧壹家，占十分之壹。牛家企業經營範圍除油鹽煙麻等雜貨外，還有高級百貨，如綾羅綢緞，各種布匹，狐貉貂裘，山珍海味等，金銀買賣及器皿，首飾的打制加工，中藥材，瓷器，陶器，磚瓦，糧米，木匠鋪，點心鋪，鞭炮鋪等，以至發展到金融業，開當鋪、錢莊。此外，牛家還開養豬場、養雞場，還自家設場打魚。牛家的經營範圍凡居民生活所需、官紳享樂所用的物品幾乎無所不涉。除在吉林城開設眾多企業外，還在吉林附近的集鎮如烏拉街、樺皮廠、岔路口、大綏河等地開有油坊、燒鍋等。在哈爾濱、長春、四平、沈陽、大連、營口、錦州、秦皇島、山海關、唐山、天津、太原、濟南等都有牛家的生意，還把分支機構開到北京等地。以長春為例，據資料記載：1884年（光緒十年）吉林巨商牛子厚在長春城內北大街開設“公升合”錢莊，資本額官帖300萬吊；在南大街開設“順升合”錢莊，資本額官帖240萬吊。在哈爾濱開有“振升恒”、“義升公”、“東升久”錢莊。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吉林商務總會選舉“總理”（會長）及會董***20位，其中，在牛家的“升”字號企業中就有趙熙曦等6人當選為會董，占會董總席位的三分之壹。這時，牛子厚的大兒子牛翰章已從俄國首都聖彼得堡留學歸來，官場活動多由他兒子出面。在吉林商務總會選舉中，他當選為“協理”（副會長）。由此，可反映牛家“升”字號企業在吉林商界實力之壹斑。企業在增多，經營在擴展，牛家雇傭的“夥計”也在增多，究竟有多少人現未查到統計資料，但當時常說，“源升慶”大掌櫃孫毓堂真有本事，能管2 000多人！按當時的吉林市有20萬人口計算，平均每20個家庭中至少有壹個人在“升”字號企業就業。這應該是較保守的估算。到牛子厚時，牛家因經商富足已歷三世。牛家資本雄厚，“升”字號企業有多年的經商經驗，也積累了商業信譽，有壹套比較完備的專業隊伍。總之，牛家在前中華民國以至近代吉林歷史中，商業規模、經營範圍、富裕程度都曾是罕有罕見的。當時社會傳說，牛家人去北京，不用喝別人家的水（因各處都有“買賣”）。還傳說，清朝廷壹次就向牛家借款70萬兩白銀。
經營商業是牛子厚的主業。他是眾多“升”字號企業的財東、老板，但直接的經營活動和具體的管理都不需要他參與，對牛家所有商業的具體負責，則是“源升慶”大掌櫃。在“源升慶”壹百多年歷史中，經歷了三個大掌櫃的。第壹位劉壽清，河北省人，從17歲開始到80多歲病故，壹直在劉家供事。先是掌管上海分號，後來把上海分號交給劉雲掌管，又到北京開設分號組建“源升慶竈房”（銀號）。以後來吉林，成為執掌全部“升”字號的總經理。第二任劉雲，河北省人。第三任掌櫃的是孫毓堂，河北撫寧縣人。他執掌櫃事30余年，握有牛家全部買賣的實權。每年年終全國各地的分號、支櫃的掌櫃，都得到吉林“源升慶”來報帳。每3年為壹帳期，屆時，各地分號、支櫃的掌櫃攜帶賬目、清單來吉林分別向各自的總號報帳，然後再匯總到“源升慶”總號。這些活動壹般都由大掌櫃的孫毓堂來主持。像“恒升慶”、“寶升堂”、“慶升厚”那樣的大買賣，雖然有他們自己相對的獨立性，但他們的大掌櫃的，也要受孫毓堂的領導。牛子厚作為財東，經營商業所作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行情，掌握和決定“升”字號企業的建立與撤閉，決定各企業經理的委派及他們“身股”的增加。在牛子厚的經商歷程中，值得提出的還有兩件事：壹是投資修械司，壹是投資“恒茂”火磨。經清朝“欽差”吳大 創辦的吉林機器局於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被入侵的帝俄軍隊毀壞後，又於1911年（宣統三年）改為軍械專局，附設修械司，修理槍炮，生產子彈，為此招募商股。因牛子厚有喜歡機械，擺弄槍械的愛好，所以就投了資，還當了壹段時間的“提調”，時間不長，就把股份送人了。正當中東鐵路修建時（1897～1899），有朋友勸說，中東鐵路建成可以幫助推銷面粉，建議開壹家火磨。於是，牛子厚和“裕德隆”銀號經理溫子璞等合資修建了“恒茂”火磨。中東鐵路建成後，實踐證明，火磨經營很不景氣，牛子厚對現代工業企業的經營又壹竅不通，甚至連新式簿記都看不懂，後來就把股份交給溫子璞了。這兩項經商活動都是壹時心血來潮，並不是牛子厚深思熟慮之舉。
鴉片戰爭到前中華民國時期，東北的幣制極為混亂。在市場流通中，既有銀，又有錢。銀又有大、小錠和銀“洋”，重量、成色都不統壹。錢就更加復雜了。屯有屯帖，鋪有鋪帖。再加上軍閥割踞，各自為政，官私銀行、錢莊也都各自發行錢幣或憑帖。特別是日本、帝俄兩個帝國主義在東北的長期、激烈的爭奪，金融的侵略，使原本混亂的幣制更加混亂不堪。錢幣的混亂給商品流通、貨幣交換帶來了很大麻煩，但也給經營貨幣的商人創造了盈利發財的大好機會。於是，投資金融，開辦錢莊，就成為富商巨賈們幾乎壹致的投資選擇，牛家也不例外。比如吉林市的“源升慶錢櫃”、在北京的“源升慶竈房”、長春的“公升合”、“順升合”錢莊都是以經營銀錢為主業。經營錢幣獲利大，投資也大，但由於政權的變動，風險也很大。當時，在東北流行俄國銀行發行的紙幣，民間謂之“羌帖”，較之地方軍閥銀行發行的“奉票”、“官帖”幣值穩定而且堅挺，牛家“買賣”均大量儲備。1917年11月7日，由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壹舉成功，“羌帖”在壹夜之間變成了廢紙，給牛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大傷元氣。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牛子厚逐漸將經營大權移交給他的大兒子牛翰章，他自己“退居二線”。面對企業經營日趨困難，牛翰章和“源升慶”大掌櫃孫毓堂更熱衷於商業投機，鋌而走險，以求撈壹把，扭轉被動局面。但每每事與願違，賠了錢就只好關閉幾個企業，賣掉幾家商號來兌現。開始，家大業大，未引起重視，久而久之，積重難返，走向沒落。1929年至1930年期間，牛翰章倒賣黃豆，用電話買空賣空，款項由吉林永衡官銀錢號透支作為後盾。當時，正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黃豆價格下跌，吉林永衡官銀錢號限期收回貸款，牛家無力償還，永衡官銀錢號要查封牛家“升”字號“買賣”。面對這個滅頂之災，牛子厚氣憤異常。此時，正趕上任吉林公署參謀長的熙洽向牛家求婚。於是，牛子厚以求熙洽出面向吉林永衡官銀錢號通融為條件，答應將他最小的女兒牛淑章嫁給熙洽為兒媳。吉林永衡官銀錢號查封了牛家“升”字號的多數“買賣”。經過清查，牛家償還了私人欠款，將企業的鋪底，連同房產1 000余間交給永衡官銀錢號抵債，牛家保住了自家的住宅和個別企業。此後，經商100多年的牛家退出了商界舞臺，赫赫有名的牛子厚也退出了吉林商界。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牛子厚的三個兒子分家，家人各散東西。
在從封建社會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歷史轉變過程中，由於牛子厚在經營上缺少創新，沒有根據時代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更沒有向近代工業投資，盡管他的財勢很大，商號很多，曾輝煌於壹時，但在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沖擊下，終於免不了崩潰瓦解的結局。
牛子厚聲名顯赫的另壹個原因是他“富而好行其德”，樂善好施。牛家的施舍非始於牛子厚，而是“率由舊章”，其父牛化麟，老實厚道，待人處事，不善言談，願做好事。捐巨資資助公益事業。對於貧民，往往“夏施單舍衣,冬設場賑粥”,讓貧民愁眉而來,歡聲而去。到了牛子厚這壹代,更是有過之而不及。在吉林市開設“粥棚”，無償向窮苦人施舍稀粥；捐款修建了“淩雲寺”；創辦了“三皇會”（盲人聚會之所）；對無親無故的貧寒人，慷慨相助。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為了解救嗷嗷待哺的市民，他曾在前門外設壹粥場，施舍粥飯。因為他施舍行善，市民多有贊譽，“牛善人”之稱遠近聞名。清光緒皇帝、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曾分別向牛家頒發“樂善好施”的匾額。永吉縣長送楹聯壹副，稱牛子厚是“泊然與人無爭，修世服疇，應***松江流澤遠；富而好行其德，賑災濟困，料諸廬室感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