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充滿詭異和迷離。
並不是我缺少理財的沖動，而是缺乏理財的基礎。對於我這種無資產無家產無項目的三無北漂來說，沒有感受到金融危機的切膚之痛。但是，每天都被“金融危機”全面轟炸，不懂金融危機也會哼哼唧唧喊幾句心慌了。所以，我也在不安和焦慮中等待某種遙遙無期的黎明時刻。
我壹如既往的摳著手指頭過日子，雞毛蒜皮從來不忽略不計。能少花就少華，能不花就不花。
前幾天，我突然發現，類似我這種平頭百姓緊巴巴的過日子方式讓國外，特別是那些西方國家的人民表揚和效仿的時候，我無比自豪。
記得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有壹個知識分子發表了壹個貌似江湖痞子的奇談怪論，他說，西方文化已經強勢了百年，21世紀輪也輪到東方文化坐頭把交椅了。大致就是這個意思，我當時覺得有點可笑。
難道真是風水輪流轉？中國文化要主流了，可以指點江山了？最少，我們可以推銷我們國產化的消費方式了？因為美式生活方式似乎在西方遭到了質疑。
德國《債務觀察》雜誌最近呼籲，德國人要學過“中式生活”。它說，德國的290萬戶家庭負債過重。
10個德國人中就有壹個每月入不敷出。2007年個人破產案增加10%，達10萬例。這是“美式生活”負債過重的必然結果。相反，在德國近20萬華人，金融風暴影響則小得多。
德國時代周報認為，中國金融長城阻擋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中國家庭把壹般收入都存入了銀行。
在德國的華人不過度依賴貸款，購房通常是在自己經濟實力允許的範圍內。對華人來說，借錢過日子是難以接受的，壹些德國人對美式消費方式很著迷，不理解華人不買高檔家具，不進高檔消費場所。
通過這次金融危機，德國人發現，中國人損失最小，中式理財方式值得學習。
那個被嘲笑很久的中國老太太這個時候能挺起腰桿拍桌子：妳大爺的，到金融危機，才覺得老娘值得學習啊。我們在刺激消費的時候經常講這個故事：壹個中國老太太，臨終時說，我可攢夠了錢，可以買壹套房子了，但她卻無法享用了；壹個美國老太太，臨終時則說，這房子我住了壹輩子，現在可把債還清了。並以此嘲笑中國老太太不如美國老太太會過日子。
美國學者彼得.希夫講了這麽壹個的故事， 故事說的是五個亞洲人和壹個美國人來到壹個荒島上，商量之後，由五個亞洲人從事勞動，提供食物，美國人則負責吃飯，將殘羹剩菜分給亞洲人，同時享受自己的生活，如在沙灘上休閑散步。當然亞洲人也不是白白給美國人提供食物，美國人開出了壹張張欠條給亞洲人，今後亞洲人可以用這些欠條換取美國人已有的舒適生活。隨著欠條的累積，美國人面臨著兌現的壓力，而除了那個沙灘外，美國人可供亞洲人消費的東西並不多，而他自己的飯量卻越來越大，對食物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怎麽辦？恰巧，荒島上來了壹個銀行家，幫助亞洲人收集和管理美國人的欠條。美國人壹方面更多地簽發欠條，以換取亞洲人的食物，壹方面，美國人與銀行家聯手創造了壹些欠條“魔術”和“把戲”，並告之這些“魔術”和“遊戲”可以使亞洲人在未來得到更多的欠條，獲得象美國人壹樣的生活。導致的結果是，亞洲人更大規模更高水準地向美國人提供食物，樂此不疲地玩欠條“把戲”，更多地積累欠條；美國人則更多地簽發欠條，創造更加復雜的欠條“魔術”和“把戲”，以維持自己高水平的生活和消費；而銀行家也由此獲得了更多的欠條業務，收益頗豐，曾經的荒島變成了繁榮之島。
這是否意味著向全球全面推銷的美式生活方式面臨破產？因為美國不生產不儲蓄只消費和借貸，加上印制美元，彼得·希夫預示，美國不久就將面臨滅頂之災。
知識分子激情批判和烏托邦情結並不能作為大趨勢的理論根據。
如果靠類似我這種中國成萬上億流民式的消費方式拯救全世界的金融危機，那絕對是21世紀最不靠譜的笑話。
實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正在喪失資本主義原始精神的宏旨，中國的資本主義原始精神已經進化成型了，目前正在發展壯大階段。資本主義精神並沒有什麽原罪的模型，原罪是鬥爭哲學加上的帽子。
對此，顧準曾經說，清教徒精神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支持，沒有這種精神，那裏會有創事業精神，哪裏敢和王權貴族權衡。在重農抑商歷史傳統下的中國商人，只會當西門慶。
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偉大分析的是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壹書中，韋伯說，資本主義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在中世紀都曾存在過，但我們將會看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缺乏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那麽，這種精神氣質是什麽？“只要能賺，他就想賺”，韋伯認為，從壹種樸素的觀點來看是極其非理性的，但它卻顯然是資本主義的壹條首要原則。
這裏必須要嚴格界定，“只要能賺，他就想賺”，並沒有牽涉到消費。在韋伯的文本中，我們能清晰看到資本主義精神另外壹個內在氣質，就是節儉。韋伯說，這種世俗的新教禁欲主義與自發的財產享受強烈對抗著，他束縛著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這種新教倫理導致資本主義的方向是什麽？當消費的限制與活動的自由結合在壹起的時候，禁欲主義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
與目前我們熟悉的美式生活方式相反，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眼中絕對不是不是花天酒地。韋伯說，他們是些在冷酷無情的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既精打細算，又敢想敢為。大量財富積聚起來，這些財富並沒有用來貸款而賺取利息，而總是用於商業投資，閑適自在的生活方式讓位於冷酷無情的節儉，壹些人在商業活動中就是通過節儉而發家致富的。韋伯所解釋的資本主義精神對於類似我這種在國內外漂泊的遊民來說，是壹種高度的抽象。
其實，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1997年就讀完了，間隔了11年。如果2008年沒有危機詞匯的泛濫，我也不會重讀的。韋伯書中那句傷感的話語我讀了壹遍又壹遍：宗教禁欲主義那大笑著的繼承者——臉上玫瑰色紅暈似乎正在無可挽回地褪去。天職責任的觀念，在我們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壹樣，只是幽靈般地徘徊著。
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寫於1904和1905年，是在1900年經濟危機之後寫的。也許，韋伯發現了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原始精神喪失的某種邏輯關聯。
我們的消費方式拯救不了全球的金融危機，美式生活方式並不會像小孩過家家那樣壹笑而過。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也許只有回歸資本主義原始精神才能拯救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對於我來說，這是壹個充滿神秘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