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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石的個人口述

我真名叫劉應昌,臺灣省人。日據時期就讀於臺北工業學校(後更名為臺北技術學院,現為臺北科技大學)。因為父親被日本憲兵逮捕,我很早就有了強烈的民族意識,經常和朋友唐商量回大陸參加抗戰的事。經朋友謝介紹,我認識了當時在臺北醫院當外科醫生的謝娥。當時和我有同樣想法的還有陳炳基、郭(李登輝時代之後,曾任臺灣省駐南美烏拉圭大使)、、傅來輝(我最好的技校同學,民族意識很強,加入地下黨,被捕後被關押在綠島15年)。謝鄂勸唐和先去大陸,但很快就暴露了。許多人被關進了監獄,年輕壹些的被關了壹小段時間後就被釋放了。我和唐、謝娥被關了壹年多,直到日本戰敗投降。

臺灣光復後,壹些日據時代的臺灣老人陸續活躍起來。林日臯、潘、蕭、王萬德、謝等名人和陳等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希望以合法的方式團結臺灣青年。謝鶚、林日臯勸我加入唐和李滄江(李友邦的侄子)。我和唐立即加入了社會服務股(組),陳為主任,為信托書記,林日高為組織負責人,陳為婦女股負責人。

1946 65438+2月14臺北聲援涉谷是1947二二八事件的前兆。在這次事件中,陳炳基寫了壹份日文的宣傳稿(中文版的是新團長莊寫的),動員大學生。我負責動員中學生,團委,主持大會,領導遊行,支持活動壹整天。其間,我們聯系了蔣偉川,請他支持印鈔紙,事後才知道,蔣的目的是搞他的政治資本。國民黨憲兵司令張木濤也在活動中埋伏,探查虛實。後來李友邦告訴我們,張準備抓我們,我就利用大哥劉的生意關系,單槍匹馬到上海躲起來。

我在臺灣省會認識了吳克泰。當時,吳已加入臺灣省地下黨,應向臺灣省地下黨總經理(本名蔡淦,代名陳)報告我黨積極分子的情況。不久,我在吳克泰的安排下認識了蔡孝乾,並加入了強巴的地下黨。我入黨的時候,口頭上信守承諾,沒有簽署任何書面文件。在地下黨裏,我以壹個獨行商人的身份作掩護,與蔡孝乾保持單線聯系,負責臺省地下黨與華東局的聯系,包括文件傳遞、資金轉移等。後來我來派(中國新四軍某部戰士)幫我聯系蔡。

1947年冬,讓我聯系香港的廖。當時,廖和潘、小等人在港舉辦學習班。田進田、盧哲德等地下黨員也在那裏學習。當時廖已經公開搞臺獨,他需要有人幫他偷渡到日本。廖讓我堂弟劉找壹條偷渡船(劉當時是地下黨,加入了,職業是記者)。劉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又告訴,蔡讓我假扮廖在臺省的參謀長,叫陳醉地的人去聯系廖,說武裝需要經費,要他支援。但廖只給了我壹點錢,我就回臺灣省了。後來,我聽說廖找了壹個叫的人幫我搞走私,而宋也是壹個地下黨員。

1948年,我和二哥劉英烈在花蓮開了壹家金沙礦。在此之前,我受組織委派,從上海帶幾個臺灣省山民(被國民黨帶到大陸當兵)回臺灣省。我回臺灣省後,陳炳基和田金田來找我,說他們暴露了身份,要我幫他們藏起來。由於我和是單線聯系,我不能要求他們聯系蔡,但在危急時刻我也不能幫他們。於是,我向蔡孝感提出利用花蓮廢棄的金沙礦藏匿戰友。蔡對此想法表示贊同,並說以後可以作為基地,讓不能進行公開活動的同誌躲起來當工人,還可以伺機開展山民工作,可謂壹舉兩得。於是,劉英烈和他的朋友們和我壹起投資辦礦,我擔任經理。金沙礦的黨組織工作由李友邦的侄子李滄江主持。這件事是9月份田錦添被抓後曝光的,1954。壹些同誌被捕,另壹些同誌死亡。

1949年夏天,蔡允準、劉英德(我四哥)、吳經我介紹入黨。在郭秀宗(時任臺北市衛生局局長,地下黨市委書記,臺大畢業,後去世)的監督下,成立三人特別小組,在基隆開設三榮貿易行作掩護(劉負責操作,吳當助理,我負責保密)。劉英德、吳熟悉日本基隆到沖繩、舟山沈家門的偷渡路線,人際關系好,認識壹些國民黨(軍)人。

1949年8月上海解放,蔡孝乾讓我來大陸接受任務。我帶著吳扮成罐頭商人,坐漁船到了舟山,當時正面臨解放軍的進攻。在沈家門口岸下船時,檢查人員對每壹位乘客及其行李進行了詳細檢查。情況很緊張,我用藥水寫的文件,假裝是包裝零食的紙盒紙,在陽光下若隱若現。我情急之下向旁邊的商人求助,我主動打開包裝紙讓檢查人員看,化險為夷。到了舟山,我們更加謹慎。壹些走私者告訴我們,菠蘿罐頭在上海賣得最好。我們聽從他們的建議,帶著從臺灣省運來的罐頭,乘漁船抵達上海。雖然當時局勢非常混亂,海盜經常在海上襲擊我,但我通過這種方式在大陸和臺灣省之間傳遞了許多文件和指示。我還告訴蔡孝感,如果情況危險,我們可以利用這條偷渡路線離開臺灣省。

這時蔡讓我來大陸,向組織要錢,要船,要武器。我在上海認識了劉曉(華東局的領導有饒漱石、曾山),也是在華東局的壹次會議上第壹次見到蘇信。離開臺灣省時,蔡特別提醒我不要在與日本人見面,以免暴露,但當時上海已經解放,我覺得很奇怪,於是去找我原來的聯絡人(臺灣省人,日據時期臺灣文化協會會員,也是華東局與臺灣省地下黨的聯絡人)。應蔡孝乾的要求,組織給了我2萬美元,用於臺灣省地下黨的活動。兩萬塊錢在當時不是壹個小數目,但是對於整個臺灣省地下黨的活動來說實在是太少了。蔡後來對此很不滿意。至於其他要求,劉曉表示無法決定。我們壹起去了北京,等待指示。幾天後,我到現在的北京飯店接到指示:福建的解放使臺灣省的解放成為可能;臺灣省地下黨的任務是保護國家財產不受損失,維護社會秩序;解放後,臺灣省的政治將主要由去大陸的同誌主持。也許是當局事後覺得最後壹項不合適,所以在第二天的說明會上沒有提。離開北京後,我去天津找潘漢年,他送我上船,經香港返回臺灣省。這件事的始末我跟蔡說,蔡參加過長征(內務部長),是延安的幹部,肯定是不滿意的。

1950年秋,蔡孝乾讓綽號“美國森林”(長得像西方人)的林秋興把劉英德拿到的海圖拿到香港交給組織。蔡不肯讓我執行這個任務,因為風聲太緊,林的親戚是憲兵,他們會保護林不上船。結果林被親戚出賣,壹到碼頭就被抓。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蔡曉幹的耳朵裏。蔡立即告訴郭秀宗、林的聯絡方式,要他趕快逃,並叫我趕快去香港,有空就回來,否則我就去解放區找組織。我找到了這個組織的頭目萬和臺灣的林(也是地下黨)。我在香港住了壹個月,要我寫壹封信給我的妻子,並把它轉交給蔡孝乾。內容是介紹朱展誌見他。目的是聯系國民黨國防部第二部長吳石。希望以後地下黨能有個支援,比如繳獲武器彈藥。信發出後不久,萬告訴我,臺灣省的地下黨出事了。後來才知道地下黨二把手張治中被捕了(張是個偉人,後來死了)。張治中被捕,香港的組織很快就知道了,但臺灣蔡孝乾的人並不知道。他還讓曾來發去找張治中,曾來發馬上帶著我從上海帶回來的錢被抓了。朱展誌* * *是外省人。與吳詩聯系後,她經舟山返回上海,卻在舟山被抓。她試圖自殺,但沒有成功,然後就死了。參考消息(2005年第10、11版)曾刊發朱湛之南京女兒、臺灣省許宗茂先生在兩岸萬裏尋骨灰的感人事跡。

隨著地下黨的覆滅,武氏及其同夥叛變,正在準備起義的七名中尉全部被槍決。萬叫我回臺灣省,十天之內把帶離臺灣。萬說除了我沒有人能完成這項危險的任務。當時香港的黨組織有壹份國民黨特務機關準備處理的地下黨組織和成員名單,我在腦子裏把名單背回了臺灣省。

我壹回到臺灣就和蔡孝感聯系,告訴他國民黨特務機關要對付地下黨組織和成員。蔡讓我準備離開臺灣,我也給蔡準備了壹個隱蔽的地方。黃彩是我哥哥劉英德的朋友,在臺北淡水河邊經營木材生意。我覺得挺隱蔽的,四通八達,有情況最適合逃跑。蔡把隨身衣物放在那裏,但他沒有住在那裏,而是到處躲。我還通過何榮權(早稻田大學畢業,住在羅東)找了壹艘不錯的偷渡船。壹切都準備好了,可是走的那天,我等不到蔡。後來得知他已經被抓了[註1]。蔡被捕是因為他讓他的嫂子去找吳石的妻子,並試圖離開臺灣省。間諜懷疑吳詩的妻子和這個年輕女人有聯系,這暴露了整個事情。我當時就覺得情況不對,海邊有很多間諜,就和老婆壹起去環附近的雙聯街找劉英德的朋友謝新傑。我估計謝蔡入黨不久,就算蔡被抓,應該也不會有眼前的危險。我不知道,我妻子壹進房間,就看到間諜在等著。謝本人不在這裏,但謝的妻子在。我假裝聽不懂北京話,還要感謝老婆翻譯。間諜拿槍指著我,我們只好老老實實坐在屋裏的床上。間諜看到我的身份證,就知道我是他們要抓的人,馬上給手槍上膛。我用日語跟我老婆說,每當有事的時候,她都會開門,間諜就訓斥我們不要說話。過了壹會兒,我說我渴了。趁老婆提水擋住間諜視線,我壹口氣把間諜按在地上,奪門而出。我壹邊跑,壹邊聽著老婆被打的慘叫。我跑進壹個人多的巷子裏,看到有人就說,後面有人要殺我。

最後跑到壹個也是地下黨的朋友傅來輝(臺北工業學校的同學)家裏。他媽讓我躲在床底下,故意跑到屋外的街溝裏,假裝洗衣服。當間諜追上來時,她告訴他們,壹個人剛剛經過,但他去了別處。就這樣,我躲過了間諜。第二天,在姐姐的幫助下,我借了礦工的衣服,扮成礦工,坐火車去了瑞芳。我找到了父親的好朋友黃海曙,在他的幫助下,我找到了母親的遠房侄子蘇,他把我帶到了月梅山公墓附近的小屋裏躲了起來。幾天後,我得知劉英德、吳、田金田、吳金堂(劉英德的同學,後來入黨)也在逃,無處可藏。我是通過我姐姐找到他們的,並依靠蘇家人的保護。在那之後,我得知我的妻子被捕了,我的大哥劉全家都被關了起來。

不久,在姐姐的幫助下,我通過電報密碼與香港的林取得了聯系。我說我在他臺北母校的山上種地,陳先生住院了。有人去醫院看他,暗示我躲在北山。蔡孝乾被捕了,壹些同誌也牽連被捕了。林回答說臺灣省很快就要解放了。後來我覺得自己遲早會被抓,還會連累到別人,就偷偷聯系父親,求他老人家想辦法給我弄點青酸加裏(也就是氰化鉀)毒藥,以為到時候我會自殺。父親默默點頭,但毒始終沒有來找我!

我和我的地下朋友在瑞芳四腳亭附近的荒山裏躲了四年半。更不用說經歷了所有的危險和艱辛。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整個局勢讓大家失望。那年中秋節前夕,吳金堂說妻子無路可走,帶著孩子乞討,想下山見家人。不知道,他下山去自首了。當我躲在山裏的時候,我的弟弟劉聯系了我。吳金堂投案後,我的父母、妻子和劉都被抓了起來,但我的家人從來沒有告訴我我藏在哪裏。特勤打電話給我父親和弟弟,勸我下山,還威脅他們,如果我不下山,全家都要遭殃。後來我去板橋問林日高怎麽辦。228事件後,我和他有過多次接觸,我覺得他還是值得信任的。那時,他還是壹名參議員。我回大陸後才知道他也是地下黨。他後來死於1950年代)林日高告訴我,他可以保證我家人的生命安全,叫我繼續跑,讓特務、軍方、中國人互相爭功。適當的時候,我會再出來。幾天後,基隆戒嚴,局勢緊張。林日高帶我去見蔣維川(時任臺灣省內務部長,實際負責統壹)。沒想到剛到就被抓了。

被捕後我說只要家人被釋放,我不在乎被殺被炸。中央委員會主席余勛初的下屬郭偉芳告訴我,他們打算讓我回大陸做間諜。郭是地下黨,被捕後投案自首,但始終矛盾又不甘心。他告訴我,如果是他,他也會離開臺灣省去大陸。所以,我決定智取這些間諜。我已經說明了自己的反蔣反國民黨思想和認識過程,但我所說的與黨的機密無關,也沒有背叛同誌。拖了壹年多,特勤局準備放我出來,打入壹些臺獨幫派。他們說幫派裏有* * *制作黨的嫌疑分子,要我打入其中,利用機會,和他們壹起離開臺灣省,或者去香港日本,然後伺機在大陸做情報工作。我說我被曝光了,大家都知道我了。我做不到。後來,他們打算讓我來大陸做情報工作。我覺得他們是想借刀殺人,想用* * *制作方的刀殺了我。我哥英德也說我來內地不好,組織不會相信我。但我突然想到,我可能是最後壹批被捕的地下黨成員,我有責任向組織報告蔡孝乾被捕和地下黨被摧毀的全部經過。另外,我因為被出賣而被捕。我從來沒有出賣過任何同誌和社會關系,也從來沒有說過壹些只有我和蔡知道的信息。這些對組織來說可能無關緊要,但對我來說,卻是大事。我覺得沒有臺灣省的解放,就沒有劉的壹切。即使回到大陸,我也會受委屈,甚至犧牲生命。我不後悔。

就這樣,到了香港,壹出碼頭,我就把當初臺省特務頭子荀彧給我的秘寫藥水投入大海,很快就和組織取得了聯系(負責人是大春興的老板陳錦石。它曾經是報道黨員烈和林活動的地方。通過陳錦石的介紹和公安部派來的葉某的安排,我經廣州到達北京。這時是1956。到了北京,寫了幾萬字,解釋了整個過程。我應該說,他是在臺灣省隱藏時間最長,最後被捕的地下黨員。

在接下來的22年裏,我在北京郊區的清河農場工作和勞作。我不在乎身體上的辛苦,但精神上的痛苦幾乎讓我窒息。文革期間,我吃過壹些苦,但這與我在臺灣省地下黨的經歷無關,我的黨籍壹直保留著。文革結束後,我被平反。在1980期間,我聯系了我在臺灣省的家人。他們認為我在北京壹定有權利和地位。我告訴他們我壹無所有!之後,我去了美國,見了我的孩子。我被抓的時候,最大的才七歲,最小的是我被抓後出生的。他們現在都五十多歲了。1992之後,我基本上每年都會回臺灣省,祭奠我已故的父母,為我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痛苦的兄弟姐妹,以及因為我而被抓被殺的親人。我還去看了我的哥哥,哥哥和兩個還活著的姐姐。當時大家都反對國民黨,我也得到了很多幫助和同情,但是這些年過去了,很多事情都變了。有人怕見我,有人熱衷臺獨。他們說國民黨和* * *產黨對臺灣省人沒有感情,下壹代會更變。連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想來大陸。他們說他們害怕* * *生產黨。

臺灣省地下黨被滅,犧牲很大。當然,蔡孝乾被捕後的叛變是主要原因,但對臺灣局勢的低估也是原因之壹。舟山解放後壹直在重復。畢竟陸上作戰,渡河渡海是不壹樣的。另外,當時中央政府給臺灣省地下黨的任務是保護國家財產,維護社會治安,保護黨組織。指導思想是“觀望”,等待解放。因此,臺灣省地下黨對武器、船只和金錢的要求沒有被接受。當臺灣省地下黨出現危機時,再撤退就來不及了。臺灣省是個小地方,沒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當時組織上有所準備,地下黨或許能安全渡過難關,活下來。即使臺灣省沒有順利解放,未來的情況也應該是很不壹樣的。臺灣省地下黨數量不多,有犧牲的,有投降的,有叛變的,但確實有很多為黨和國家犧牲的好同誌。這真是慘痛的歷史教訓!

臺灣省作家吳寫過壹篇小說,說臺灣省人是亞洲的孤兒,無花果臺灣省地下黨是華東局的。解放戰爭時期,它和全國人民壹起浴血奮戰,卻像壹朵無果的花,不明不白,至今沒有定論。很多東西無法證明,北京也不討論。隨著人員的逐漸減少,恐怕很多事情都會成為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團。尤其是現在國民黨被臺灣省選票趕下臺,國家已經和解,歷史發展得如此出人意料。

我自告奮勇加入地下黨,與蔣介石鬥爭,事後所受的苦都是自己造成的,但每次想到被牽連的家人朋友,我還是感到難過。我參加了壹輩子革命,我選擇了自己的路。我只求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朋友,對得起同誌,對得起組織,從不求什麽地位財富。看到別人被提拔被發展,我總是保持平常心。如果我認為我是當時的我,我就應該是今天的我,那肯定是錯位的。我經常懷念死去的戰友。名利真的不算什麽!

*註1:後來才知道,蔡這次雖然落網了,但是在特務護送他回住處拿衣服的時候,他趁機逃走了。蔡後來在埔裏被捕。在蔡孝乾被捕之前(我從香港回來之前),沒有固定的住處。都是張明賢(新四軍校官)辦的房屋中介公司——華盛興安排的。房子大多是日式的房子,已經裝修好了,但是還沒有賣出去。房子賣了,他就換地方住。張明賢是福州人。蔡把我介紹給他,說如果妳有經濟問題,可以找他。張明仙後來躲在埔裏搞武裝鬥爭,被山民出賣,被捕犧牲,具體情況不明。蔡慧在埔裏被捕。我猜他是去找張明仙了。蔡的妻子姓馬,去臺灣前是蔡在上海雇的秘書。蔡被捕前,說情況危險,要我把他老婆送回上海交給組織,讓她回蘇州老家等解放。前幾年聽說馬還在雲南。蔡被捕叛逃後,娶了小姨子,喜糖寄回獄中好友。這當然是特勤局瓦解人心的做法。蔡為什麽先把妻子送回上海,是否早就和嫂子在壹起,壹直是個謎。我個人懷疑蔡沒有逃離臺灣省和這個小姨子有關系。

*註二:蔡被捕壹周後叛變,交代了壹份組織名單,地下黨就此覆滅。最近臺灣省有人說蔡沒有叛變,這是不可能的。蔡壹定是叛變了。只是世事往往復雜,不能強求蔡什麽都招了。據我所知,蔡對我的香港之行,以及我父親在蔡最終面臨被逮捕的危險時請人給他制作假身份證的事情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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