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實現金融服務的廣泛覆蓋
1，地域覆蓋廣。傳統金融機構需要鋪設機構來提高覆蓋率。傳統金融機構由於鋪設機構成本高，主要資源分布在人口和商業集中的地區，很難滲透到經濟落後地區。互聯網技術為解決這壹問題開辟了壹條路徑，因為它不需要物理分支機構來匹配交易，避免了營業場所的鋪設成本和運營成本。在壹些地區，即使沒有銀行網點和ATM機，用戶也可以通過電腦、手機等終端工具獲得相應的金融服務。
2.社會群體覆蓋面廣。互聯網技術的產品創新降低了客戶的準入門檻，為傳統金融機構未覆蓋的低收入群體創造了享受金融服務的機會。互聯網的開放性、享受性等特點，有利於整合碎片化的金融需求，形成規模優勢。此外，借助操作流程的網絡化和標準化，互聯網技術降低了金融交易對工作人員專業性的要求，業務處理速度大大加快。互聯網技術的產品創新降低了金融的貴族屬性，強化了大眾化趨勢，體現了金融的普惠性。
(二)縮小小微企業發展的資金缺口。我國小微企業貸款難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透明、財務管理不規範、數據可靠性低、缺乏抵押和抵押物。正是這些先天不足，使得基於這類信息設計業務運營和風險控制模型的金融機構，在持續盈利的狀態下，幾乎不會考慮參與小微企業貸款。這是因為傳統的盈利模式決定了他們對資金需求者的信貸不是基於市場的供求匹配，而是基於資本本身的增值機制，即首先考慮貸出的貨幣資本的正常回報，即貨幣資本的安全性其次才是貨幣資本的增值回報，即資本的盈利性。互聯網技術憑借其獨特的信息資源、盈利和風險控制模式，為小微企業放貸，可以形成更長久、更個性化的高附加值產品和更專屬的客戶關系。
(3)有助於促進金融民主化和人性化，改善“精英敘事”的金融文化環境。金融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它的存在是為了幫助實現社會目標。現代金融通過將風險分散給大量個體，削弱了對單個個體的影響，從而保護人們的基本資產、職業、住房和創造力。然而，信息的壟斷和市場勢力的固化，將金融知識的應用範圍限制在非常狹窄的範圍內，導致金融行業長期以來忽視了自身最基本的責任。互聯網技術本身蘊含著平等合作的理念和開放共享的技術邏輯結構，有助於金融業重塑民眾的基本利益，打破金融的精英權力結構，防止其在財富和權力分配上的隨意性。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是壹個系統的進化過程，涉及面廣，影響大。它幾乎滲透到所有人的行為中，甚至逐漸改變社會的運行方式。因此，需要結合不斷變化的客觀條件，動態地把握其過程，預見各個發展階段可能出現的問題並及時預防。目前，在信息技術發展的推動下，各種信息發布系統、支付系統、電子交易系統、在線個人理財方案制定系統等數字金融工具的使用呈現出大幅增長的趨勢。這些新興的金融實踐正在改變原有的金融生態環境。在這個過程中，隨之而來的壹些異化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因為這些現象可能導致我們的金融實踐偏離可持續發展的初衷。
(壹)借貸資本的異化。互聯網技術的運用要保證借貸貨幣資本始終處於從屬地位，這是避免中國經濟“脫離實際”，維護社會分配公平正義的重要原則。但目前壹些現象表明，壹些機構已經開始借助科技手段逐步實施各種形式的經濟金融化。無論金融機構采用什麽技術手段和盈利模式，都要保證借入的貨幣資本處於從屬地位，服務於勞動力的使用，服務於人民享受改革發展的紅利。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決定了中國要堅決防止資本借助互聯網技術逐漸脫離生產過程和生產領域，最終成為少數人和少數群體牟利的工具。
(二)金融文化的異化。在運用互聯網技術的金融實踐中，壹些地方出現了人們要求投機邏輯代替生產邏輯的趨勢，為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互聯網技術有助於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有助於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進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但是，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新奇性、便利性、虛擬性和低門檻性，容易在民眾中形成金融狂熱，特別是在我國金融市場不規範、金融監管能力相對不足的情況下，要高度警惕互聯網技術推廣的高收益、低風險、收益來源不明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模式。近期，我國不斷曝出利用互聯網技術手段進行金融詐騙，涉案金額巨大，人數眾多，且均以個人中小投資者為主，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甚至有演變成群體性事件的趨勢。
(3)監管邏輯的異化。互聯網科技的金融模式多樣化，每種形式推出的產品更是琳瑯滿目。此外，互聯網技術在當前社會背景下作為“先進”和“高科技”的代表不斷被強化，導致監管部門的監管邏輯出現壹定程度的異化，即壹些技術套利行為被認定為創新。互聯網形式和思維方式可以有效補充傳統金融的不足，提高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但不能盲目套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監管邏輯，借助互聯網技術這壹金融模式。我們應該認清互聯網技術下這種行為的真實性質。我們國家有相應的法律依據來嚴格控制壹些金融活動，而這些活動壹旦借助互聯網技術成為壹種模式，就受到了大家的尊重。應該認識到，互聯網技術只是金融實踐的壹種形式和載體，其本質仍然是金融的集合。監管者要警惕技術套利推動的“白馬非馬”論。這壹現象也揭示了科技帶來的變革對公共政策的改寫功能:效率成為社會秩序特征的隱性前提評價。
發展目標的異化。最近有研究表明，我國借助互聯網技術的小額信貸機構已經開始轉移服務對象，即通過模式異化和新的金融準入程序，將服務對象由中小企業和低收入群體替換為大企業和高收入群體。這類金融機構目標偏離的性質是從線上到線下，走向傳統金融的道路。但這種偏離是現行市場監管體制所不允許的，與其風險管控能力不相稱。新興金融機構要發揮優勢，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提供與傳統金融差異化、互補性的服務和渠道，滿足消費者多層次、個性化的金融需求，從而倒逼傳統金融業改革；然而現實是，新興金融機構壹旦有了發展壯大的趨勢，就立即采取與傳統金融機構“合謀”的策略。在這種戰略下，那些試圖通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來拓展中國金融實踐，解決中國金融結構深層次問題的樂觀想法，無異於緣木求魚。
互聯網技術對中國金融實踐的影響表明，在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政府明確價值取向、因勢利導至關重要。根據中國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狀況，應防止技術從生產力退化為區分人的身份和地位的控制力。因此，科技公共政策必須建立在綜合評價的視角之上，並遵循這壹視角的道德要求。然而，當我們只把科技效率或市場價值作為唯壹標準時，政策制定者隱含地為他們選擇解決的問題預先選擇了某些解決方案。然而，這些解決方案的實施範圍和效果實際上僅限於與生產和交換相關的領域，忽略了社會生活中壹些不良的實踐導向。這些不良取向如果長期得不到糾正，就會參與到社會常識體系的價值體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導致人的行為和觀念的全面異化。
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不是虛無的，也不是先驗的，相反，它們是在適應某種文化的動態過程中產生的。這是壹個試錯的過程。通過這壹過程，實踐和經驗導致價值判斷的形成，從而導致公共政策在文化延續的約束下調整以糾正問題。科技決策者總是在各種願望、偏好和目標中做出選擇，因為他們必須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