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覺得自己寫了壹部長篇小說，能出版成書已經很幸運了。直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民族文學》雜誌社在北京為這部長篇小說召開的作品討論會上，我才聽到幾位本民族的文學前輩講，這部作品是回族文學史上由回族作家創作的第壹部長篇小說。《光明日報》1988年7月10日“文藝之窗”報道了討論會的情況：“與會的同誌認為，這是我國文學史上第壹部回族作家寫的反映回民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風格樸實，具有青春的抒情詩意。”實話說，這個第壹部，讓我欣慰的同時，更多的卻是壓力和鞭策。
由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書庫裏沒了這本書，為留存資料，我從網上淘到壹本舊書，居然付出了比原書價高很多倍的價錢。之所以壹直沒有申請再版，是想對書中的某些地方進行適當的修訂。由於手頭壹直忙著創作最新作品，這事便被壹再擱淺。
不久前，當我有時間來修訂這部作品，當完全把它當做別人的作品來閱讀的時候，我發現，盡管有自己不太滿意的地方，但那些來自特殊歷史時期和生存境遇中的底層人物的生存信息，特別是由他們身上所表現出的壹些非常獨特的細節和他們的進取精神、堅韌品質和寬容美德，當地當時的自然風光與民俗風情，與浩蕩的時代洪流，依然有著撼人心魄的力量。而這些，大都來自於我所經歷過的鄉村生活。這大概也是這部長篇還能獲得讀者和評論家們認可的原因之壹吧。
那段生活，不是壹些創作者“隨便走走”式的“深入生活”，而是攪和在各種矛盾漩渦裏的充滿了生存困惑和生命危機感的生活。青少年時候，我本就是個農民，後來盡管有了壹份正式工作，家裏的很多農活都和我這位壹家之主脫不了幹系，甚至就連與之相關的各種鄉間事務，都會將自己裹挾和糾結在其中。
我幹過各種農活，包括挖溝、開渠、趕小驢車、老牛車，甚至像牛或馬那樣駕著牛車轅或勒勒車轅，與幫轅和扯索的鄉親們壹起，往十幾裏路以外的農田上運送土肥。
因為生產隊裏的收入很低，我訂婚和結婚的時候，就連身上的穿戴，以至所謂洞房，也是向親戚家或莊裏人暫借的。搞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我家所在的生產隊的行動方案，沒能等到上級批準，是在迫不及待的情況下進行的，很有些安徽小崗村農民豁出來幹的氣勢。當時，我擔承的是“核算員”角色。
分到十來畝很不集中的、幾乎有壹半是在十裏以外的農田之後，不甘落伍的我還用自己的中篇小說《月照梨花灣》的稿費，買了半頭老騾子——另壹半的錢是賣大米籌集的，記得當時壹市斤大米只能賣到兩角七分錢。就在中央電視臺播放我的中篇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月照梨花灣》時，家裏連臺黑白電視機也沒有，是我帶著妻兒老小去莊子裏普通社員家看的。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敲人家院門時多麽誠惶誠恐。
聽說有壹次，有家刊物在北京開討論會，主持會議的人問：“北大作家班的查舜怎麽沒來？”知道情況的人立即回答說：“他請假回寧夏老家割稻子了！”會場的人無不驚訝唏噓。其實，這又算得了什麽，就連我就讀寧夏教育學院中文系、魯迅文學院創作專業本科班和北京大學作家班的費用，大都是從家鄉信用社籌借的高息貸款以及從出版社預支的稿費。
我深深地感覺到了農民生存的艱難，深深地感覺到了改革開放政策給農民帶來的驚喜、實惠與振奮，但也深深地感覺到了農民要想真正地走上致富之路絕非易事。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我對以往農村生活體驗的提煉和傾訴，是通過刻畫人物和演繹他們之間的各種關系來展現生活的，也是我對農村、農民、農業等“三農”問題，甚至可以認為是對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前途命運的深情憂慮、獨立思考和殷切希望。
作品中的很多見識和情感，都是磨難賦予的；作品中的很多文字，都是基層的壹些聲音；作品中的壹些人物，仿佛都是他們讓我非要那樣寫不可的。所以說，我要感謝生活，尤其要感謝那段曾經整得我手足無措、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的鄉村生活。是它們給了我勤苦的品質、頑強的意誌、堅韌的毅力、沈潛的氣質，也是它們提升了我的文學智商和美學品位。
至於我為什麽要寫民族題材，主要還是熟悉這種生活。因為我的創作基地、我生命的根，在這個環境當中。還有壹點，就是責任感總在催促我必須這樣做。其實，這也是我國這個多民族大家庭的需要。若再往更大處說，也是人類這個大世界的需要。在我看來，文學不但是豐富人們生活閱歷、生存經驗和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是溝通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人種與人種、國家與國家之間情感世界和各種文化的最好方式，也是經濟、簡便、多元、神奇、豐饒、優雅並可以領略到人物內心世界的最好“旅遊”方式。
正是以往的生活和種種見地與責任感，迫使我必須要壹絲不茍地對待創作。尤其站在今天的文學與美學高度上的我，仔細打量和認真琢磨這部作品的時候，覺得確有還應該更認真地打磨和更好地施展創作功力的地方。我在故事情節、人物性格與整部作品的思想深度方面，包括作品的文化感、歷史感、美學追求和現場感，以及語言文字的好讀和耐讀的可能性方面，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願讀者能夠喜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