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壹年（1895年），潘華茂、郭勛、樊棻與通海花布商劉桂馨、陳維鏞、沈敬夫和張謇集議集股規銀60萬兩，每股100兩，***6000股，官利年息8厘，創辦通州紗絲廠。是年十二月八日，由張謇咨呈兩江總督轉奏立案。性質是為商辦，分通滬兩地進行集股。
由於集股不順利，1896年秋，樊棻、陳維鏞撤退，另由高清、蔣錫坤參加。11月，通過劉坤壹，將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布局擱置在上海的壹批銹蝕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另招商股50萬兩合100萬兩，改為官商合辦，以減輕商股負擔。但以後因商股壹直集不起來，而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他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張謇經兩多年的奔波，先將湊集到手的資金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在通州唐閘陶朱壩興工建廠，根據《周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取名為“大生紗廠”。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3月11日試爐，3月25日試引擎，3月29日試車，到1899年5月23日（陰歷四月十四日），正式開車紡紗，並制訂“廠約”。是年九月，紗價跳高，紗廠賺了錢，生產能得以維持下去。開車第二年，得純利（除官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得純利190余萬兩。因而利潤較高。由於股東分到優厚的余利，入股者漸多，1901年增加資本8萬兩。1903年，盛宣懷所領的那部分官機又轉來大生紗廠，折價25萬兩，連新增加的30萬兩商股，這年***增加股本55萬兩。全廠***有40800錠，占了全國紗錠總數的11。9%。
1904年（光緒30年），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傾銷東北的洋布銳減，南通關莊土布得以在東北暢銷，壹年總銷數在15萬件（每件40 匹）以上，而當時大生紗廠的棉紗產量僅及關莊大布用紗量的壹半，這就給大生紗廠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905年獲利特厚，增加股本67萬兩。1907年，大生分廠在崇明建成，資本80多萬兩，紗錠26000枚。是年7月23日，召開第壹次股東會議，成立了統壹正廠、分廠的“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呈準商部註冊，並取得“百裏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樹立了大生地方經濟壟斷的體系。
1914年，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帝國主義忙於戰爭，使中國紡織工業有了發展的良好機會，給大生紗廠帶來了“黃金時代”。從1917年開始，這年由於外貨銳減，國產紗布暢銷，特別是四川、江西兩地需要量更大，紗價由每箱156元漲到230元，因此全年獲利76萬兩。以後四年也連續贏利，1917—1921年五年***獲利560多萬兩。
從1922年以後，大生各紡織廠開始走向下坡。其外部原因是第壹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卷土重來，特別是日、美、英等國加緊向中國傾銷商品和輸入資本，利用我國豐富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開辦工廠，占領市場，使剛剛建起的大生各紡織廠受到嚴重打擊。
1923年秋，大生壹廠因無款購花而停工，乃由劉子誠，丁子盈各出1萬，並張謇存墾牧公司數萬，合其他同人得10萬元，另以各鹽墾公司所產棉花為原料，組成“壹廠維持會”，對壹廠予以資金支持維持開工生產，維持會推劉子誠、章靜軒為正副主任，朱警辭為經理，為時壹年，惟因適逢花貴紗賤之期，因而營運仍未能好轉。1924年冬，壹廠即為地方金融維持會接管。
1924年冬，大生壹廠債權人南通張得記、東源、順康、永昌林、 振豐、源通、匯余、誠豫、同豐泰、正公記、鼎昌等錢荘催索債款，大生無法理楚，允許錢荘組織“地方金融維持會”監督經營，其目的完全在於收回貸款本息。
1925年，又由上海的金城、上海、中國、交通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荘等債權人組成壹個銀行團維持會來清算、接辦大生各廠，分別成立了聯合接管機構。大生壹廠欠永豐錢荘款項較多，自1925年至1938年，由永豐派來經理李升伯。經過李升伯的改革，壹廠的局面總算稍微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