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個五年計劃期間新增的工業生產能力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以鋼鐵工業為例，僅1956年新增加的煉鋼能力就達142.2萬噸，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煉鋼能力(最高年產量為1943年的92.37萬噸)。發展速度也超過了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鋼產量從1952年的135萬噸提高到1957年的535萬噸，只花了5年時間；而美國鋼產量從1880年的127萬噸提高到1892年的501萬噸花了12年時間；英國由1880年的131萬噸提高到1903年的511萬噸，經過了23年時間；法國從1897年的134萬噸提高到1923年的530萬噸，則經過了26年的時間。這就是說，“壹五”期間，我國鋼鐵工業5年所走過的路程相當於美國12年、英國23年、法國26年所走過的路程。工業生產能力的巨大增長，為我國工業進壹步高速度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156項”重點建設項目和限額以上的近千個工業建設項目，也初步改變了舊中國工業布局不合理的狀況，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舊中國工業設施的70%集中在沿海壹帶，有限的內地工業也主要集中在少數大城市。占全國土地面積1/3的大西北，1949年工業產值僅占全國的2%弱，近百年來始終沒有工業基點。微弱的工業過於集中於東部沿海壹隅，不僅不利於資源的合理配置，對於國家的經濟安全也極為不利。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第壹個五個計劃期間，中國政府把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和其他限額以上項目中的相當大的壹部分擺在了工業基礎相對薄弱的內地。考慮到資源等因素，將鋼鐵企業、有色金屬冶煉企業、化工企業等，選在礦產資源豐富及能源供應充足的中西部地區；將機械加工企業，布局在原材料生產基地附近。在投入施工的150個項目中，其中民用企業106個，除50個布置在東北地區外，其余絕大多數布在中西部地區，即中部地區29個，西部地區21 個；44個國防企業，除部分造船廠擺在海邊外，布置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有35個。150個項目實際完成投資196.1億元，其中東北占實際投資額的 44.3%，其余資金大部分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占32.9%；西部地區占20%。106項民用企業在西部地區建設的21個項目中，能源項目有：銅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熱電站、烏魯木齊熱電站、酃縣熱電站、蘭州熱電站、成都熱電站、重慶電站、個舊電站；有色金屬項目有：雲南錫業公司、白銀有色金屬公司、東川礦務局、會澤鉛鋅礦；石油化工企業有：蘭州煉油廠、蘭州合成橡膠廠、蘭州氮肥廠；機械制造企業有：蘭州石油機械廠、蘭州煉油化工機械廠、西安高壓電瓷廠、西安開關整流器廠、西安絕緣材料廠、西安電力電窗容器廠等。由於每壹個重點建設項目還需要安排配套項目，因此，“壹五”時期對西部地區形成第壹次大規模投資，極大地改變了西部地區的落後面貌，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156項”等重點建設項目也為中國工程設計、技術、施工人員和產業工人的成長創造了條件。
“156項”重點項目的建設過程經歷了蘇聯援助和自主建設兩個階段。整個50年代屬第壹個階段，工程是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建設的。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單方面撕毀了對華援助合同。這使“156項”進入自主建設階段。截至1960年底，“156項”已建成133項，還有17項正在建設中。我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設過程中碰到的壹個個技術難題，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項目的建設工作。
“156項”建成以後，新建、改建、擴建的企業為中國工業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其所生產的能源、原材料、機械設備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全國各地；其所培養的技術人員、技術工人成了壹批又壹批新工業基地的種子和骨幹，他們使中國工業的星星之火逐漸形成燎原之勢。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集中財力、物力擴大工業規模，這些企業將全部利潤上繳國家，固定資產折舊率很低、更新很慢，當它們把相當於國家投資十幾倍、數十倍的利潤上繳國家的同時，卻沒有權利與能力更新改造自己，以至迅速地衰老了。特別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下，對經濟體制認識上的僵化，使我國於1956年、1965年和20世紀70年代多次與改革機遇失之交臂。以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些五、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面臨考驗，需要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建立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充滿活力的機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些企業成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面對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其中大部分經過改制、重組、轉產、調整結構等艱難跋涉而重新崛起。
隨著工業化建設的進展，至“壹五”時期結束的1957年，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明顯反映在產業結構與社會勞動者的行業構成。
在“壹五”計劃執行過程中，曾出現過兩次經濟建設的“冒進”，但都得到及時糾正。
工業化奠基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