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魏國的五銖錢，在形制上完全模仿漢五銖錢，只有極細微的差別。怎麽辨別魏五銖錢？這問題，大概就連馬未都先生也很頭疼。
我們再來看看《三國演義》裏最“仁義”的劉備。
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但那收買的是趙子龍的人心，對老百姓，他不大在乎。他在攻取巴蜀的時候，軍用不足，就開始打老百姓腰包的主意，鑄造了“直百五銖”，壹錢頂壹百錢。這壹家夥就把軍用湊足了。
後來劉備在巴蜀也稱了帝，自號“漢”——這已經是第三茬“漢朝”了，後世稱之為“蜀漢”。蜀漢的貨幣，除了“直百五銖”繼續流通外，還有其他的貨幣，也是壹錢頂壹百錢，名目有“太平百錢”、“定平壹百”等，都是大錢。看它們的名稱就知道，鑄錢的動機壓根就不懷好意。在劉備統治地區所鑄的錢中，有壹種錢很有歷史意義，就是“犍為五銖”。 “犍為”兩字，要念成“錢為”，是四川的壹個地名。犍為當時是巴蜀的商業中心。當地所鑄的錢背後有壹個“為”字。這是我國方孔圓錢中最早鑄有地名的錢幣。這種“犍為五銖”，也是壹當百的“大錢”，而且逐漸減重，越鑄越輕。
鑄大錢，實際上就是將正在流通的那些貨幣貶值。
這裏給大家解釋壹下：比方民間的資金總量有壹萬錢，我劉備鑄壹個大錢，規定能換妳老百姓壹百錢，那麽我只要投壹點資，鑄壹百個大錢，就等於也擁有了壹萬錢。可是社會財富並沒有因此而增加壹萬錢。
放心，我忙乎這壹通，不可能是跟妳們搞了壹場“零和博弈”。等到我鑄造的大錢全部進入流通時（兌換五銖錢或者購物），妳老百姓手中的那壹萬錢，就等於貶值了壹半。而貶掉的價值，是不會蒸發的。到哪兒去了？到我劉玄德的腰包裏來了。這是多好的幻術，財富真就能無中生有。
劉備的“直百五銖”壹開始還鑄得挺大，壹枚有8克以上，後來因為要節省，越鑄越小，到最後竟然只有0.5克，連壹銖的分量都不夠了。可是他在鑄錢時，還是感到原料嚴重不足——小國寡民嘛，資源有限。於是下令把民間的銅床架子也都毀了，統統拿來鑄錢——咱們砸鍋賣鐵，也要跟姓曹的鬥。
說完了其實並不仁義的劉備，咱們再來看東吳。
東吳就更厲害了，孫權鑄的錢，叫“大泉五百”，壹錢頂五百錢。當時鑄錢也是銅不夠用，孫權就命令民間獻銅，酌量付給報酬。後來越搞越厲害，又出了“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老百姓滿手都是大錢，找零都沒法找。再說，好好的五銖錢，就換成這些“冤大頭”回來，誰幹？東吳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應激烈，堅決抵制，就是不用妳這個“大泉”。
孫權還算明智，見此情況，下詔不再鑄大錢。已流入民間的大錢繳還官府，官府按比值兌換五銖錢，以此來減緩官民對立情緒。但政府有時候也會裝聾作啞，實際上有很多大錢並沒有被收回。
蜀、吳的領袖在鑄大錢的時候，總要有個堂皇理由，不然就很顯得自己太無賴了。鑄大錢的理由當然有，就是小錢不值錢以後，用起來太不方便了。經過黃巾、董卓戰亂，處處經濟雕敝，五銖錢隨之狂貶，百姓去買壹點東西，要背上壹麻袋錢。當然了，蜀、吳鑄大錢的初衷，除了想搜刮點民財外，可能也真的有想方便流通的壹面。但是只要鑄壹次大錢，老百姓就要被剝壹層皮，這是鐵定的。
那時候的“撲滿”，可能都沒人用了。妳存進去壹百錢，放上壹百天，錢沒變，市場的東西也沒變，可是等妳取出錢來想買東西時，壹百錢就只能頂壹個錢用了。越窮，就越買不起；越買不起，過壹段時間就更窮——這就是傻瓜才存錢的道理。人們寧肯把錢拿去幹更傻的事，也不願意存錢。
獲得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有個論斷說得好：“人類應該汲取的真正教訓是：政府讓他們失望。貨幣體系的管理不當，才是引發大蕭條的元兇。”得過諾獎的，說話就是具有普世價值。漢末的情況豈止是政府“管理不當”，而是政府在玩貨幣幻術，公然搶百姓的錢。
漢末以後，五銖錢可謂命途多舛，名義上還存在，其實質量大大下降，政府只是利用它以往的好名聲而已。三國歸晉以後，在很多時候，形形色色的“五銖錢”因為貶值，甚至沒辦法流通。看出規律來沒有？中央財政壹危機，執政者就搞貨幣貶值，爭鑄“惡錢”，實不抵值。投入流通後，中央財政憑空增加，百姓存款無形減少，因此人民極其厭惡“惡錢”。
老百姓為了應對貨幣貶值，就大量使用價值比較穩定的絹，來充作代金券。絹是論匹計算的，不用剪裁。無論官府還是民間，買賣、計價、賞賜、借貸，甚至行賄受賄，大家都用絹。這好歹解決了問題，但唯壹的遺憾是行賄時比較麻煩，不好藏著掖著。
看吧，歷史不都是時時刻刻在前進，有時候它會大踏步倒退。現在，就是又退回到神農氏時代了，統治者的孽，不小啊。
《三國誌》裏有記載：那時候買賣人口，壹個人值16匹絹；但是名貴的寵物狗，壹只就值好幾千匹絹。
曹操很關懷貧困兒童
寂寞東漢在三大梟雄的瓜分下，演出了壹場盛大的末世狂歡，終於壽終正寢了，留下了壹個繚繞千年的“漢”字。
這個王朝，不比西漢那樣威震歐亞，但在金融信貸方面，也還是有建樹的。這壹點，並沒被歷史所湮沒。說起來，東漢對貧民的賑濟政策相當優惠，就這點說，它是個好王朝。
漢章帝時代，朝廷曾下令，讓各個郡國招募無地農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種，官府不僅把這些公田無償賜給他們，還貸給他們種子、口糧和農具。在稅收方面，免田稅五年，免人頭稅三年。妳們就放心種地吧——農民若不能安心種地，說出花兒來也不能算是盛世。後面還有幾位皇帝，也曾賑濟過鰥寡孤獨的貧民和逃荒的流民，貸給了種子和糧食。最後，幫助皇帝做好事的，還有曹操——曹丞相。
傳統戲劇舞臺上的白臉奸臣曹操，在現實中也不見得是“寧我負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負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漢獻帝時代，曾下令，凡是12歲以下因家貧不能養活的苦孩子，壹律“隨口給貸”，有壹個救濟壹個。這可不是蜻蜓點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戶排查，實打實地扶貧。
放貸是東漢朝廷的慈善行為，這毫無疑義。至於當時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貸，史無明載，只是記載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貸款給貧民而遭到處罰。這是怎麽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準地方官放貸呢，還是因為他們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罰？專家們也搞不清了。
不過，那時候的皇帝雖然心腸軟，富商們卻沒有那麽慈悲——錢，我有很多，都放在家裏。可是它們擱著不能下蛋呀，要實現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貸。東漢的高利貸，比西漢更甚。
有壹位議事郎桓譚，曾上書皇帝說：“如今富商大賈多放債，中產階級子弟（中家子弟）為他們效勞，奔走猶如臣仆，從中分成，個個都像王侯壹樣富。”（《後漢書》）這與西漢不同，西漢是王侯貴族幫富商牽線放債、討債，東漢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當了這個角色。
想想吧，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調查組是查不清楚的了。
東漢還有壹個現象比較特殊，就是出現了“官負民債”。事情起源於朝廷和羌族開戰，壹打就是好多年，軍費開支上百“億”計。這場戰爭，從開國後第六年就打，斷斷續續打到末代的漢靈帝。壹***是155年。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區的壹個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遊牧為主，也從事農業。西漢初，羌族臣服於匈奴，與漢為敵，漢武帝派名將霍去病，把他們基本給降服了。
後來王莽篡政，用了法子徹底擺平了羌族各部首領。羌族不知為什麽，獨服王莽，王莽壹死，就開始反叛。此後，據守西海（今青海湖）壹帶抗拒漢朝，西北從此不得安寧。史書上，關於西北戰場“殺八千”、“斬四千”、“官軍死二千”之類的記載比比皆是。戰爭就是燒錢，太平盛世也禁不起這麽長年累月地燒，朝廷的內囊漸漸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錢。在中國歷史上，第壹次出現了“國債”。
借錢來打仗，也是死要面子的事。而且借錢就像吸鴉片，嘗到甜頭就上癮，當時國家舉債達“數百萬萬錢”。皇帝想出的借錢名堂也多，壹會兒向王侯借“國租”壹年，壹會兒向全國富戶每家借壹千錢，壹會兒又向公卿以下所有官員借俸祿（停發工資）。所謂“大河有水小河滿”，那是自然現象。放在社會現象上，就正好是擰著的，實際上是“大河水滿，是因小河被抽幹”。
後來的幾個皇帝大概是這麽想的：反正王侯官僚搜刮有道，妳們摟來的錢，也借給國家花花吧。官府伸手借錢，也啟發了王侯貴族，他們便也向平民借錢。早在東漢第二個皇帝漢明帝時期，法制很嚴，貴族沒有敢向民間借債的。後來法律松弛，王侯貴戚動不動就負債千萬，借了就不還，成了誰也碰不得的“超級楊白勞”。債主來要錢，他們還派出狗腿子毆擊，甚至有把人打死的。
漢家天下，壹代不如壹代啦。
就這樣，壹場“百年戰爭”打完，基本上也就把東漢給拖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