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顯示，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打擊下，各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保護社會的政治要求。但受以往的政策範式影響，這些國家的政府卻在本來需要加強社會保護時企圖進壹步釋放市場力量。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壹種高度制度化的關於全球化的信仰，變成了壹種強大的慣性存在，它阻礙著政策制定者們去有效地應對2008年至今的後經濟大蕭條時代（thepost Great－Recession era）迅速變化的新環境。這是全球化在美國與歐洲遭遇強烈的政治反彈，全球化逆轉成為壹個現實可能的重要原因。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競爭的激烈程度和特朗普最後當選顯示，經過60年的積累，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內部造成的緊張關系已經接近爆發的臨界點，其標誌就是波蘭尼所討論的社會保護已經成為公***政策的重大議題。釋放市場力量，推動資本、商品和人的自由流動當然帶來了極大的經濟福利，但是這些福利的分配卻是極為不公平的。精英們獲得了更高的工資和投資收入，更豐富的商品選擇，以及更國際化的生活方式，而底層民眾則不得不因為跨國公司的離岸生產和外包而喪失就業機會和忍受貧困，同時還面對移民帶來的日漸激烈的競爭和日益增加的恐怖主義威脅。
這次美國大選的結果對當前這壹輪全球化的命運至關重要。特普朗贏得選舉，美國幾乎可以肯定將向限制自由貿易的方向轉變。TPP基本已經不可能在近期內再被提上議事日程，美國非常可能要求重新談判NAFTA。美國在外交上也有可能開始變得"內向"，在世界各個沖突的熱點地區減少幹預。剩下的問題只是特朗普政權將以多快的速度，將全球化逆轉推進到什麽程度。當然，雖然目前美國***和黨已經在參眾兩院同時成為多數黨，***和黨主流與特朗普在許多政策上觀點完全相反，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推行他在選舉中宣示的政策還有待觀察。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美國將在與自由貿易有關的議題上變得更為保守。
全球化逆轉的最大可能是阿瑞基指出的由於金融財政擴張而導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國際金融當前正處於以全球債務飆升為代表的嚴峻的形勢中。麥肯錫的壹項研究分析了2007年至2014年間，47個國家的政府、住房和企業總債務與其經濟規模的關系，研究發現債務比率在每壹個國家都在上升，壹些國家的債務有實質性變化。在美國，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從2007年的217%小幅升至2014年的233%。在西班牙則是從241%竄升至313%，日本則從336%升到400%。高債務明顯使得該國經濟面臨更大的風險。
下壹輪的金融危機很有可能從歐洲開始。2013年，在塞浦路斯銀行危機之後，歐洲為了形成歐元區的銀行聯盟通過了壹系列規章。受限於這些新規，“未來歐元區銀行救市的全部負擔不應該由納稅人承擔。任何國家的政府在救助銀行前，首先應該讓銀行的股東和他們的非高級債券持有者承擔大部分賬單。”
如今，德國和意大利的銀行都遇到大麻煩，但是這些新規禁止兩國政府去救助。
德意誌銀行在美國房地產泡沫中進行了欺騙性的抵押貸款行為，被美國司法部處以146億美元的罰款，這可能引發德國的金融危機。這件事的時間點讓問題變得更糟：明年德國將進行議會選舉，德意誌銀行危機十之八九會削弱總理默克爾在國內和歐洲領導集團中業已脆弱的權力。德意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未能從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然而多年不計後果的貸款和全球利率低迷進壹步讓德意誌銀行搖搖欲墜的資本基礎變得損傷殆盡。金融困境不僅限於德意誌銀行，德國第二大銀行德國商業銀行最近宣布進行多達9600個全職崗位的大裁員，將有20%的員工受到影響。
意大利銀行最大的問題是英國脫歐公投前就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NPLs），而且意大利經濟根本無法減少不良貸款。在沒有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下，這場危機會像雪球壹樣滾起來，因為銀行只能繼續持有這些事實上違約而無法清除的不良貸款。隨著時間的積累，不良貸款（NPLs）的比例已高達意大利銀行貸款的17%。更重要的是，這些意大利銀行貸款被打包成證券再出售，同時意大利銀行又從歐洲其他銀行貸款。反過來，這些銀行進壹步以這些意大利債務為抵押進壹步貸款。
作為歐洲第四大經濟體，意大利壹旦出現問題將形成對歐洲經濟的系統性威脅。在壹些評論家看來，政府救市可能是唯壹的解決辦法。然而，受制於歐盟和歐元區的規定和條例，意大利政府脫離危機或救助銀行的能力相當有限。
意大利已經計劃在12月4日進行公投，這場公投本身關乎該國憲法，尤其是立法機構的權力分配。然而這很可能引起政治經濟的混亂。意大利現任總理已經宣布，如果公投結果挑戰其立場，他將辭職。如果他辭職，這將給反歐盟的五星運動（MS5）獲取權力鋪平道路。五星運動已經保證在其執政後將進行壹次公投決定是否脫離歐元——因為意大利正在艱難地應對銀行危機。意大利公投將會給歐洲帶來壹個很大的危機：如果意大利脫離歐元，其他國家可能會尾隨，最後歐元區可能會崩塌；它甚至會成為歐盟的壹個威脅。
壹旦爆發新金融危機，必然很快地影響到實體經濟；而只要實體經濟陷入困境，必然會引發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屆時，全球化逆轉也許將會真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