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病了要看醫生，國家陷入了困境就要改革。正確的改革是去除積弊的良藥，是推陳出新的保證。然而中國古代王朝的官吏們卻是因循守舊的多，主張變法的少；得過且過的多，銳意進取的少。由此可見王安石變法的難能可貴。王安石企圖通過改革，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王安石或是在思想上，或是對中國歷史的進程，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這次改革，歷來受到歷史學家們的重視。王安石變法更是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代都引起了眾多的討論。可惜，王安石變法的收效卻不大，宋朝並未因變法而強大起來。宋神宗死後（1085年）新法盡廢，又42年後，北宋滅亡。
我認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壹、 改革未切中時弊
宋神宗是北宋第六個皇帝，當宋神宗即位時，國家已面臨嚴峻的形勢了。首先是財政危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宋仁宗慶歷時期，財政支大於出已達三百多萬緡。宋英宗治平二年，這壹數字更是達到了壹千五百多萬緡。其次是外族連年入侵威脅嚴重。大宋朝的軍旗從未在北方草原上展開過。自宋太宗趙光義先是兵敗高粱河，後又收復幽燕十六州失敗之後，宋朝在軍事上徹底喪失了主動權。多次被西夏和遼擊敗。1004年，檀淵之盟後，宋王朝年年以“歲幣”買平安，不但北方的軍事威脅沒有消失，還加重了財政危機。再次是農民起義不斷，大大動搖了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時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宋仁宗時更是大大小小的起義多如牛毛。大的有王倫、張海、王則起義、戌兵起義，至於幾十人、幾百人壹股的小規模農民起義則是數不勝數。國家面臨著巨大的危機，造成這樣局勢的原因有這麽幾點：壹是冗吏太多，造成國家沈重的財政負擔。宋代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為了防止再出現“藩鎮之禍”，采用了“分化事權”的方法。宋代的宰相有名無實，只管政事，無權過問經濟與軍事，軍事由樞密院管。財政由三司管。三個部門之間互不相問，造成的結果是：行政效率低下，人浮於事，大家互相牽制，互相推諉。三司、樞密院、中書省之下又各有壹套機構，壹批官員。而原來的六部、九寺、五監等機構又還存在，造成嚴重的機構重疊。時人謂“吏部閑了，事歸審官院；戶部閑了，事歸三司；兵部閑了，事歸樞密院”。由此增加了大量的官吏。宋真宗時（1004—1007年）官員達壹萬多人，宋仁宗時（1049—1053年）官員又達兩萬多人。而當時全國的人口不過才幾千萬。官員多了不說，宋代又奉行“高薪養廉”，光官員的俸祿就大大加重了財政負擔。二是冗兵。宋代兵制，軍隊分為禁軍與廂軍兩種。禁軍護衛中央，廂軍負責地方。禁軍數量要與廂軍數量相等，，也就是廂軍每添壹人，禁軍也要添壹人。將領率軍，卻“將不專兵”，又只有樞密院才有發兵權，以至將領無法有效統帥與訓練軍隊，所以宋軍戰鬥力極為低下。壹方面為應付西夏、遼的軍事壓力，宋軍只好追求數量優勢，保持龐大的軍額；另壹方面，每遇災荒之年，又要吸收大量饑民進入軍隊以防止農民起義。這樣壹來，軍隊人數逐漸成為天文數字。太祖時只有軍隊22萬人，到宋英宗治平年間竟增加到1162000人。數量龐大的宋軍無法彌補質量上的劣勢，宋軍始終不是驃悍的夏、遼騎兵的對手，既無法打破軍事壓力，又增加了財政負擔。按蔡襄計算，軍費占當時國家收入的六分之五，按朱熹計算，軍費占國家支出的十分之七八。連宋神宗都說：“窮吾國者，兵也”。三是土地兼並嚴重。壹方面宋代時國家對土地兼並不加幹涉，地主階級尤其是大地主階層得以大量占有土地。另壹方面，大地主們利用他們在政治上的權勢，得以偷稅、漏稅，而把國家財政負擔大部分轉到貧苦百姓頭上。為了應付財政赤字，宋王朝大量征稅。朱熹以為“古者刻剝之法，本朝俱備”。使得大批農民紛紛將田地賣給大地主，淪為佃戶。貧富分化日宜加劇。由此可見大宋王朝面臨的主要問題是：1、財政支出過重。2、軍事體制不合理。
但王安石不從此入手改革，忽視財政支出過重這壹問題，不以節流為第壹要務，卻以開源為己任。在《與馬運判書》中，王安石指出：壹個人關上門與自己兒子做買賣，即使把兒子的錢都賺過來，對於壹家來說，還照舊壹樣，並沒有富足，王安石認為：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只有生產發展了，全天下人都富足了，國家才能真正地富足，王安石希望就可以增加財政收入，清除財政赤字。也許在今天人眼中，王安石的經濟思想很偉大，是現代化的。然而在當時卻大大超前了。在生產力發展十分緩慢的古代社會中，要想壹下子迅速發展生產，提高國家經濟總量，這是不可能的。王安石的經濟思想固然偉大，卻無法在壹千多年前的宋代實現。所以盡管王安石變法對大宋王朝的財政收入有所補益，卻無法解決問題，猶如南轅北轍。
至於軍事體制問題，由於宋王朝建國時就把防備武人造反視為第壹要務，不可能放手懂軍事的人發展軍事，趙氏家法所限，王安石不可能在軍事體制問題上有大動作。
二、 王安石用人不當
王安石性格執拗是有名的，缺乏政治家的氣質。王安石剛愎自用，在變法過程中他很少能夠聽取他人的意見。王安石本人就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議論不足恤。”前兩句當然是對的，但那麽後壹句呢？如果議論錯了當然不足恤，但如果議論是對的呢？當時反對新法的大臣，如歐陽修、韓琦、蘇軾、司馬光等並非是完全的守舊。這些人都參與過“慶歷新政”，是曾經主持過改革的人。在推行新法之中，他們看到了實際中新法的不足與錯誤，提出了不少意見，其中壹部分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王安石能認真考慮這些意見，搞好團結，修改壹些條例，也許變法會有成效的。然而王安石卻無容人之量，熙寧二年，王安石剛擔任參知政事後不久，呂誨卿上書彈劾王安石，王安石就立即上疏乞辭，撂挑子了。熙寧三年，韓琦上書指責青苗法，王安石又“稱疾家居”，又撂挑子了。熙寧七年，由於曾布反對市易法，王安石堅決辭相，如此意氣用事，不是壹個主持改革的政治家所應有的舉動。
要變法、要改革，首先要有變法之人、改革之人。從用人上看，王安石可以說是用人不當，這也是歷來被史學家們認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壹個重要原因。韓絳、呂惠卿、呂嘉問都是王安石親自選拔的人才，又是變法派的骨幹力量。但是最後，有的人被使用不當，有的人背叛了改革。如：韓絳壹介書生，對軍事壹竅不通，卻自願前往總督西夏軍事，結果壹敗塗地。熙寧四年（1071年），西夏攻陷寧浚城，韓絳罷知鄧州。呂嘉問被王安石任以市易司，執行市易法。呂嘉問卻大搞貪汙腐敗，對商人強買強賣，中飽私囊。事情敗露後，王安石還壹個勁地袒護呂嘉問，可謂不知人矣。呂惠卿原本集賢院校勘，壹個小官。他為了滿足個人野心，聲稱支持變法。在王安石的舉薦下，平步青雲直至參知政事。當了參知政事後的呂惠卿都處處與王安石為難，阻礙變法。
三、 新法本身問題多多
從熙寧二年至熙寧五年，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壹***出臺了六項新法。為了保證青黃不接時，農民可以生存下去，刺激生產、打擊高利貸資本、阻止土地兼並、穩定糧價，熙寧二年九月開始實行青苗法。其主要內容是：⒈將常平廣惠倉的糧米兌換成現錢，將現錢借貸給城鄉居民；⒉各路設常平官員管理此事；⒊借貸的具體辦法是：①以當地前十年的平均糧價為標準，壹年兩次進行借貸；②城鄉居民除遊手好閑之人均可借貸；③按家資多少限額借貸；④歸還時另加20%的利息。
至王安石時，宋代的常平廣惠倉早已虛有其名，倉中糧食太少，根本起不到穩定糧價、救濟百姓的作用，，所以改行青苗法。青苗法是實質是：以金融手段穩定糧價，以政府代替私人放貸，幫助百姓渡過青黃不接的困難時期，阻止大地主趁火打劫進行土地兼並。然而這次新法實行起來卻有許多的問題。第壹、以常平廣惠倉的糧米兌換現錢作為本錢，似乎太少。以糧米來穩定糧價，糧米不夠，兌換為現錢就夠了嗎？第二是在具體借貸過程中有許多的技術問題，在當時無法解決。農民們如有余錢就用不著借貸，借貸的農民借錢是為了買糧渡過青黃不接的時期，秋收後賣糧還錢，如果豐收了尚可還錢，如果欠收怎麽辦？是延長貸款時間？還是以呆帳處理？當時的政府根本無法像今日銀行那樣處理問題。第三，20%的利息雖算不上高利貸，利率也不低了。現代人借款可以用來投資、擴大再生產，獲取更多的錢財，而當時農民只能拿有限的錢財用於購買生活用品，並不能用於擴大再生產，所以在還錢時，20%的利息對於農民們來說是很高額的壹筆債務，更何況如果秋收後糧價下跌，就等於變相提高利率；第四，在青苗法中規定城鄉居民自由借貸，但由於青苗法獲利甚大，實際上大部分的地方官都強制農民借貸，連王安石自己也承認：“抑配誠恐有之”。所以青苗法名為救百姓於青黃不接之時，實是政府放貸取利。歐陽修曾批評道：“何名濟闕，直為放債取利耳！”韓琦也說：“官放息錢也，與元勒抑兼並，濟匱乏之意絕相違戾”。可見青苗法並未達到抑兼並的目的，不過是政府放債取利。這樣的結果與王安石的本意恐怕是相違的。
宋代時各路設轉運使將壹切財物除留於地方所必需的外，壹律運送京城，結果常常造成：物資太多，物品積壓，物價下跌。而同時大商人趁機而入，將物品購買後運送至物資缺乏的地區高價銷售，給國家造成了財政損失。為此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發布了均輸法，其主要內容是：⒈設發運使總管東南六路財賦；⒉按“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購物，希望以此來減輕東南六路百姓的負擔，穩定京城物價，制止投機商賺取差價。
這種經濟調控手段的提出體現了王安石超前的偉大思想，然而在當時卻無法實現預定目的。試問：發運使如何能在沒有現代化通訊工具的情況下，迅速了解各地區的物價；即使知道了，又如何能知道該購買多少物品來穩定物價（這個數字的計算對於今天的經濟學家們來說都是很復雜的）在當時蘇軾就認為均輸法不過是與民爭利。範純仁也說：“均輸法將籠諸路雜貨，買賤賣貴，漁奪商人毫末之利。”這項法令大大抑制了當時民間商業的發展。
宋代大商人往往控制了壹些行業，形成壟斷。壟斷的結果必然是虛擡物價，使小商人處於不公平的競爭中，然後大量破產。為此熙寧五年（1072年）出臺了市易法，其主要內容是：1、設市易務（後改為市易司）2、由市易司購買滯銷貨物，由小商人以金銀作為抵壓從市易司借貸貨物或現錢。歸還時加20%的利息。
市易法本意是打擊商人，平穩物價，幫助小商人。但事實上沒有達到如此效果，第壹設市易司不過是由國家代替大商人把持市場，搞壟斷罷了。市場被壟斷的局面依然不變，物價不可能會平穩。第二，由官吏們控制商業，很可能在交易時憑借權勢壓價購買，高價出售，例如：管理市易司的呂嘉問就是這樣幹的。這樣壹來便大大打擊了民間商業，連最處倡行市易法的魏繼宗都說：“憤惋自陳，以消市易主者摧固培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
除以上新法外，還先後推行了免役法以代替原來的差役法，解除了強制性勞役；推行方田均稅法，進行清丈土地，平均賦稅；推行農田水利法，鼓勵興修水利。這些新法多多少少都有積極作用，但由於王安石當政不穩，地方官員對推行新法不盡心盡力，大官僚又大為阻撓，這些新法取得的效果並不大。如方田均稅法要求清丈土地，平均賦稅。但實際上由於豪強地主的反對，清丈不了了之。總的看來，這些新法並未起到發展生產，擴大國家經濟總量的目的，而是加深了對人民的搜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