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經濟嚴重衰退，以致崩潰，表現在財政、金融、工商和農業等各個方面。由於經濟波動政治，政治影響軍事的連鎖關系，經濟危機加深了國統區的政治危機，導致了社會總危機。這樣，由於經濟危機不可緩解，引起社會總危機的不可緩解，最終導致了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總崩潰。引起國統區經濟崩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但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統治區的“官倒”盛行，是導致國統區經濟總崩潰的壹個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壹）“官倒”盛行，促使投機性商業空前發展，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生活，加速了國統區經濟崩潰的進程。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政府於１９４６年６月底，挑起了全面內戰。為了籌措戰爭經費，國民黨政府大量增發紙幣，使通貨急劇膨脹。許多國民黨的官僚、軍人都在抗戰勝利後的“劫收”中發了橫財。“他們除了大肆揮霍外，還握有大量的貨幣成為遊資，尋求出路。在當時惡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他們感到：儲存銀行怕變水；投入工商業又擔心時局的不安定，因此，大量遊資都集中於市場上的囤積居奇，投機倒把”，使投機商業、囤積居奇成了利潤最大的行業，社會上出現所謂“工不如商”、“以商養工”和“商不如囤”的現象。
孔、宋等豪門，大肆進行商業“官倒”。宋氏控制的臺灣糖業公司，以低價收購臺糖，其成本連同運費每市擔才５萬元，但轉銷上海後，１９４６年６月中旬開價為７．３萬元，到月底竟擡高到１２．３萬元。他們還利用政府貸款從事商業投機。１９４６年４月，國民黨政府發放“糧貸”１０億元，孔、宋系統的商業公司成了受貸的主要公司。他們利用得到的“糧貸”，高價搶購糧食，使上海市場的米價，很快由每擔３萬元跳到６．３萬元。
投機商業的空前畸型發展，不僅遊資和銀行資本大量向商業資本轉移，產業資本也向商業轉化，大型工礦企業都爭相辦公司，在流通領域裏大顯身手，以至出現了許多工業廠礦，雖然掛的是工廠的牌子，實際上搞的是投機商業；有的則把生產當成副業，而把經營黃金、外匯和緊俏商品的投機作為主業。甚至“國民黨軍隊中的高級將領們，也利用職權，扣住軍餉鈔票不發而去倒買黃金，從中獲得好處。”這種狀況下的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必定陷於壹片混亂。“中小工商業，沒有豪門背景，分不到生產‘貸款’，為了保本保值，就只好丟開生產，設法把流動資金移來購進壹些與生產無關的物質，好多企業都在風潮中破了產。”這樣壹來，物價如火上加油，漲得更快更猛。以上海市物價為例：以１９４８年８月總指數為標準，１１月漲了２５倍多，１２月漲了３５倍多，１９４９年１月漲了１２８倍，３月漲到４０００多倍，這時的物價，已不是壹天壹漲，而是壹天數變。“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導致工商業資金無法周轉，借款利率隨貨幣貶值而提高，加以原材料價格昂貴，產品滯銷，工廠、商店紛紛倒閉或歇業。……上海三千余家大工廠，１９４８年開工率僅為２０％。”生產企業的停產與倒閉，造成工人失業人數大量增加。工人失業，失去了工資收入，總體上減低了勞動人民的總購買力。物資總供給量與總購買力的雙重下降，必然導致生產的萎縮與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搞生產的越來越少，各類商品越來越奇缺，商品越奇缺，物價越飛漲。這樣的惡性循環，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推動著國統區的經濟加速崩潰。
（二）“官倒”盛行，引起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社會上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導致社會成員心態失衡，民怨四起。打著合法旗號，幹非法勾當，是壹切“官倒”的***同特點。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通天的渠道，可以獲得各種各樣的“許可證”、“特許函”，也可以借助各種冠冕黨皇的名義，取得充足的外匯資金。
宋子文內閣於１９４７年４月改組以前，就是憑借在行政院及其各附屬部門享有的特權，為所欲為。中國孚中實業公司，是宋子文辦的最大的貿易機構，該公司主要經營汽車、高檔日用生活奢侈品等，其中又尤以經營汽車為主，因而盈利大。據該公司自己的報告說，他們用５０％以上的外匯從美國購買汽車，再在國內倒手高價賣出。宋子文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政府的名義公布汽車進口的各種禁令，而他的孚中公司卻可以逍遙法外。
如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宋子文宣布禁止車價在１２００美元以上的汽車進口，４月２９日又宣布禁止載重１噸以上之輕便卡車進口，吉普車當屬應禁之列，但孚中公司卻在５月以後還進口７４５輛吉普車。凡屬禁令以內的車，在國內市場的價格，就可以任他們隨意擡高，因為只有他們手中有“貨”。他們還利用掌管“美援”的特權，將大量的“美援”據為己有，連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大罵“他們都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３８億美元中偷去７億５千萬美元。他們用這筆錢在聖保羅搞房地產投資，他們有的房地產就在紐約市。”
所以，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國統區少數擁有黃金、外匯、物資、地產的有權有勢的特權階層，物價上漲永遠跟不上他們投機利潤的上漲，越是在國民經濟混亂不堪，走下坡路的時候，他們的私人財富越是容易膨脹起來。“他們的財富，他們的洋房建設在老百姓的屍骨之上。”而“少數達官貴人衣香鬢影，以車代步，住著深宅大院，”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
在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群眾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的收入，遠遠落後於物價的增長幅度。他們“還居住在破爛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裏，更有成千上萬的人無家可歸，流浪於街頭巷尾，淪落在荒野溝洫之中。壹點不假，他們是壹支乞丐大軍，甚至連穿壹雙草鞋都不敢奢望。”成都的小學教師，每月工作約２５０小時，拿不到１００萬元，平均每小時只有４０００元，而當時寄壹封平信卻要５０００元，喝壹碗茶水也要１２，０００元。成都８０００多名小學教師不得不忍饑罷課，上街請願。就是大學教授也瀕於無法生活的境地。在北平，就有大學教授因生活所迫而自殺的。
“靠著私人或政治關系而發橫財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倚勢豪強如故。”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與絕大多數人食不裹腹的鮮明對照，使“老百姓人人裝著壹肚子悶氣，”社會成員心理嚴重失衡，民怨四起。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後不久，國統區人民就奮起反抗，“１９４７年，上海、天津、北平等３０多個大中城市，有３２０萬人參加鬥爭。搶米風潮不斷發生，１９４７年５、６月間席卷了蘇、浙、贛、皖、魯、豫、鄂、川、湘、粵等省的四十多個大中城市，饑民們搗毀糧店、政府機關，甚至活捉了當地縣長。”國統區人民形成的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使蔣介石處於全民包圍之中，加速了其統治的全面徹底崩潰。
（三）“官倒”盛行，毒化了社會風氣，嚴重削弱了國民黨本身的力量。解放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盛行的“官倒”現象，是國民黨政權走向衰敗的重要表現之壹。國民黨內各級文武官吏以至軍警特務，紛紛投資經商辦廠或從事投機倒把活動。如倍受蔣介石器重的國民黨軍上將蔣鼎文，在南京開磚瓦廠，在上海辦輪船公司，還派親屬到美國經營橡膠園、到香港開辦貿易公司。國民黨文武官吏經商辦廠，絕大多數無非是利用職權假公濟私，或竊取經濟情報搶先買進賣出，或套購外匯，或偷稅漏稅，或貪贓枉法，敲詐勒索等。
這種以廣大民眾、中小工商業者的貧困、破產、饑餓、死亡為代價劫奪財富的手法，嚴重毒化了社會風氣，使整個社會陷入無是非、頹廢沈淪的狀態中，使本已存在的社會危機日趨嚴重。“官倒”的盛行，引起了國民黨組織內部的松懈渙散，派別之間為了私利相互爭鬥，“有些部隊為爭奪交通工具運送鈔票搶購黃金，經常發生爭執，甚至雙方開火交戰。”從而搞得綱紀蕩然無存，嚴重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加速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滅亡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