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資本賬戶管制的成本過大。使得改革進程倒退。巴西等國的歷史經驗也證明未必有效。並可能釀成更大的外匯擠兌恐慌。相反，利率扭轉操作方法針對性強。可有效改變短期匯率預期。操作上，歷史上美國也有過成功經驗。對於中國內生性強但又開放的經濟大國來說，具備充分多樣的政策選擇條件。
我們只要保證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降低政策的不確定性，穩定長期投資的國際資本。同時，把政策重點放在防範和應對追求短期利差和被預期驅動的套利資本或者“熱錢”上，利率扭轉操作完全可以有效應對極端情況下的資本外逃。
隨著美聯儲短期目標利率提高，中國人民銀行連續兩年降息，中美兩國的短期利差不斷縮小。在此背景之下，資本外流現象引起了廣泛的關註。近幾天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更加深了人們對資本外逃的憂慮。
雖然中國資本賬戶尚未完全放開，絕對自由兌換外幣尚未實現。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賬戶開放進程加深，資本大量外逃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極端情況下，如果中國1.09億中等收入人群使用每人每年5萬美元的換匯額度，亦可造成5.5萬億美元的巨額資本外流。5.5萬億美元可逐步消耗掉3.3萬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雖然這只是壹個極端情況，但是政策上我們最好也要做到未雨綢繆。關於應對資本外逃，有兩大措施。壹是資本賬戶管制，二是利率扭轉操作。
壹、資本賬戶管制
資本賬戶管制可采取的方式包括，減少個人兌換外匯的額度、在已經開放資本賬戶的情況下重新關閉資本賬戶等。這種方法看似易於操作，簡單有效，但是與市場化的大趨勢逆向而行。並且，使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市場開放的進程出現倒退，長期來看並不是行之有效的辦法，原因如下：
首先，操作成本過大。2015年，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市場開放方面取得了兩項巨大的成就：壹是美國國會批準了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由此，中國將成為IMF第三大成員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份額上升。二是IMF正式批準人民幣加入SDR，新的貨幣籃子將於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兩個事件***同提升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穩定和自由使用是IMF對與SDR籃子貨幣的要求。資本市場的開放根據經濟形勢雖然可以放緩甚至暫停，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出現倒退。壹旦出現改革的倒退，將對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信用造成嚴重的甚至是永久的傷害，幾十年對內對外的經濟改革和努力可能毀於壹旦。
其二，資本外逃的手段多樣、防不勝防，資本管制未必能夠有效地阻止資本流出。國際經驗表明，資本賬戶管制很難成功。以巴西為例，上世紀90年代巴西政府對資本流動采取了多種政策管制，但是由於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投資者和投機者總能找到政策的漏洞，因此巴西政府被迫不斷采取新措施以堵塞原有的漏洞，但最終管制政策的效果並不明顯。
其三，即使嚴格的資本管制壹時防止了大量資本的外逃，也是治標不治本，政策和經濟的不確定性可能醞釀更大的危機。市場參與者與政府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非線性導致了有多種均衡局面的存在，如果政策得當會使經濟向好的均衡發展，處置不當會轉向“自我實現”的貨幣危機。於是政府的相機抉擇行為在整個危機過程中占據主要地位。即使在沒有貨幣長期貶值預期的經濟環境下，如果政府采取不當的政策應對短期的資本外流，也有可能引起投資者信心喪失進而導致市場預期的傳遞。最終，匯率市場的短期波動變成自我實現的恐慌和貨幣危機。
因此，利用行政手段強行關閉資本流動的通道，並不是最優應對措施。
二、利率扭轉操作
在中國保持穩定經濟增長條件下，降低長期利率提升短期利率扭轉操作可行性更高也更加有效。
首先，中國經濟即使放緩，每年也仍將至少6%的增長率，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因此，只要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穩定，在中國進行長期的投資對發達國家的資本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因此，壹旦明確了政策目標，就可對癥下藥。既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對短期利差更為敏感，那麽我們可提高短期利率，提供跨境資本需要的短期利差，並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同步增長。有了利差，國際資本就沒有出逃的動力，資本外逃的問題很可能迎刃而解。
當然，提高短期利率對宏觀經濟有負面的影響。宏觀經濟目前處於下行階段，貨幣政策應該適當放寬而並非緊縮。如此壹來，在刺激宏觀經濟和防止資本外逃上貨幣政策出現了兩難的局面。壹般來說，壹個小國開放經濟會面臨“三元悖論”，也就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但對於壹個開放經濟大國，尤其像中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而言，“三元悖論”就未必成立。開放經濟大國同時具有自給自足經濟和大國開放經濟的特點，完全的資本流動對於大國來說並不存在。因此，大國開放經濟是可以通過內部政策的調整來同時達到穩定外匯市場和國內經濟的目標。而且，我們的貨幣政策工具是多樣的，並不是只有單壹的調節短期利率，我們在運用短期利率工具解決資本外逃問題的同時，可以采用其他工具來彌補短期利率升高對宏觀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譬如下調存款準備金。
我們國家的存款準備金率高達20.5%，有很大的下調空間。央行可以在提高短期利率的同時降低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如此操作既保證了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也給了銀行更多的發展空間。其實，在上壹個十年的經濟擴張周期，央行也是采取了提高存款準備金的方法來沖銷大量海外資本流入。
另壹方面，央行還可以使用長期借款便利，或者大量購買國債和2015年置換後的省級地方債，來進行扭轉操作從而降低長期利率。扭轉操作始於1961年，當時美國處於經濟危機環境中。由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約束，美聯儲無法降低短期利率刺激經濟。在此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和美聯儲合作推行了扭轉操作——美聯儲購買長期債券的同時，財政部發行更多的短期國債來壓低長期利率。更近的壹次扭轉操作為2010到2013年美聯儲實行的QE2和QE3。當時，在短期聯邦基金率達到零利率下界的時候，美聯儲通過購買長期國債降低長期利率，平滑收益率曲線，刺激投資。
除了短期的套利資本以外，經濟中絕大多數的資本決策還是以長期利率作為主要考量因素。長期利率的降低非常有利於刺激個人和廠商的消費和長期投資行為，並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的長期增長。而長期增長才是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核心所在。另外，降低長期利率在刺激實體經濟的同時，也有助於人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形成穩定利好的長期預期。良好長期預期可減少因為看空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而外流的資本，並同時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在中國進行長期投資。
因此，提高短期利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降低長期利率的扭轉操作，能夠穩定匯率市場和國際資本流動的同時也有利於實體經濟的長期發展。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和資本市場的開放，國際資本的跨境流動必然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這同時需要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做好充分的準備來應對各種潛在的風險與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