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上述改革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有了較大提升，但仍存在以下主要問題，如外匯供求關系“失真”。“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管理”的外匯管理制度，使得外匯市場供求關系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市場主體對外匯的供求關系；匯率靈活性和彈性不夠。受匯率波動區間較窄的限制，匯率的靈活性和彈性受到較大制約；“常態式”外匯幹預使得匯率水平在壹定程度上“失真”。從匯率實際運行看，匯率水平主要還是受到美元走勢的影響，參考壹籃子貨幣因素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等等。
央行行長周小川此前曾指出，匯率的浮動更加依靠於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以及人民幣更多地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是壹個長期的進程。盡管過去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個過程還沒有走完，所以今後還會繼續向前推進。
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筆者認為，下壹步深化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力：
壹是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周小川行長指出，人民幣波幅的擴大並不是當前最緊要的事情。但擴大匯率浮動區間是個信號，表明匯改會向前邁壹步。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應根據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和改革的實際情況，有步驟分階段地加以擴大，以增加匯率靈活性和彈性。可先考慮將人民幣對美元的浮動區間從目前2.0%擴大到3.0%，待市場參與者逐漸適應後，再漸進地擴大匯率浮動區間。
二是逐步放松外匯管理，外匯市場供求更全面地反映真實需求狀況。正如周小川行長之前指出的“外匯管制條件下的匯率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場均衡匯率”。筆者認為，繼續鞏固經常項目可兌換基礎上，要逐步放松資本項下外匯管理，更好地滿足市場主體在資本項下的投融資外匯需求，同時，逐步放松個人資本項下外匯管理，滿足個人境外投融資需求，使得外匯市場供求關系能全面真實地反映市場主體的外匯需求；取消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的限制，允許銀行根據其自身資產負債的情況，自主地進入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增加境內外匯市場主體，允許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集團直接參與外匯市場交易，讓市場參與者真正成為外匯市場的造市者。
三是進壹步改進和完善人民幣匯率“雙錨機制”。8.11匯改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實行“美元+壹籃子貨幣的雙錨機制”。從匯率實際運行看，當美元貶值時，人民幣主要是盯著壹籃子貨幣，反之，則主要是盯住美元。兩者所傳導的信息和關註面有所不同。人民幣盯著美元，可以向市場傳達更為清晰的匯率變動信息，這與我國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外債幣種結構以及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是密切相關的；而盯著壹籃子貨幣則主要是在政策和執行層面的意義更大。盡管盯著壹籃子貨幣所傳遞的信息有時是比較模糊的，但已逐漸被市場尤其是機構投資者接受和認可。
理論上，盯住壹籃子貨幣有助於避免交叉匯率的不穩定，但實踐中，很難實現預想的目標。短期看，“軟”盯住美元，並將壹籃子貨幣作為匯率調節的參照系，應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壹種比較理想的選擇。通過上述機制，使得人民幣對單壹貨幣有升有貶雙向浮動，整體上應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礎上保持基本穩定。
四是克服“害怕浮動”的觀念。保持匯率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人民幣匯率的主基調，但並不意味著匯率將是固定不變的，或在壹個較小的區間內窄幅波動。從匯率市場化改革和匯率實際運行看，人民幣匯率有升有貶的雙向波動將會是“常態化”，人民幣匯率不再會出現以往年度持續的、單向的大幅貶值，也難以出現持續的、單向的大幅升值態勢。市場參與者應該充分意識到匯率是浮動的，會根據外匯市場供求狀況出現升值或貶值，為此，市場參與者要克服“害怕浮動”的觀念，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積極主動地運用好規避匯率風險的工具和產品，將匯率變化的不確定性相應地變為可確定性，以鎖定匯率風險，降低成本，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同時，要增加外匯市場交易品種，積極發展多元化的規避匯率風險的工具，豐富外匯產品，如外匯掉期、期權交易等，以滿足市場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需求。
此外，要構建壹個經濟金融良好的金融經濟生態環境。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進壹步促進完善和健全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建設，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