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預料之中，但人民幣升值的宣布仍然來得太突然。雖然，與此前５％—１０％的市場預期相比，２％的升值只是人民幣進入浮動匯率機制的第壹步，但對於那些已經習慣了固定匯率的中國出口導向型企業而言，這個升值顯然已經影響到了他們。 ２％的溫和上漲對外貿影響有限 得知人民幣要升值這壹消息，浙江壹家紡織品外貿企業的老板就暗自打起了算盤，目前絕大多數外貿服裝訂單的毛利在０．５元人民幣，即出口１美元的產品，毛利在０．５元人民幣。人民幣對美元小幅升值２％，意味著外貿企業每出口１美元的產品，毛利將損失０．１５元人民幣。加上其他的運營成本，毛利跌破０．３５元，意味著幾乎無利可圖。 紡織行業因為這兩年利潤被壓得很低，所以受人民幣升值影響比較大。對於其它行業，壹般外貿企業的利潤率都在３—５％之間，人民幣升值也使之利潤空間受到壓縮。 “壹覺醒來，企業資產蒸發不少”，企業顯得措手不及，這是絕大多數外貿企業的反應。影響不僅表現在企業戶頭上的美金市值蒸發不少，另外，人民幣升值也將對於那些按原來的匯率來計算成本和收益，已出了貨還沒有回帳的企業，或是那些簽了訂單的企業而言，這種損失也許就更慘了。長遠的損失還表現在升值帶來的產品出口價格的提高，這將直接降低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優勢，對業績形成壹定的負面沖擊。 作為出口貿易大省，今年前５個月浙江實現出口２８０億美元，貿易順差１６１億美元，居全國首位。今年１至４月，浙江省外貿出口增幅為４０．２％，其中服裝類的增幅在２６％左右，紡織品類為３５％。歐美設限政策預計將導致三至四成的紡織品出口企業受影響，而此次人民幣升值，將再壹次使紡織品出口企業，尤其是依靠量的擴張來取勝的企業或小企業遭受較大打擊。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經營研究部研究員徐強接受記者采訪認為，２％的人民幣升值對外貿有壹些沖擊，但沖擊不是很大，並不會產生什麽實質性的影響。２％的幅度是壹個比較溫和的上漲，對經濟的影響十分有限，對相關行業企業不會產生沖擊。 “人民幣升值已經說了很久了，這已經成為壹個公***信息。正因為有了預期，理性的企業主體才對未來的人民升值有了準備，並做出了相應的戰略調整，即使有損失也會很小。”商務部研究院外資研究部主任金伯生這樣認為。 金伯生說，２％的升值是符合我國匯率改革的“可控性”原則的，也說明政府對市場是負責任的。至少從目前來看，２％的升值並未給中國的經濟帶來太大的震蕩。“壹點波動都沒有的市場是不利於企業的發展的。因此，匯率的浮動能讓許多中國企業得到鍛煉。”中國的企業要學會在競爭中成長，要能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遊泳。他認為，事實上，中國的企業習慣了安安穩穩地生存，在出現波動時已經開始出現不適應的狀況，這就更要求匯率機制的改革。 長期看有利於改善貿易結構 人民幣升值短期看來有“弊”，但從長遠和大處著眼，也不能回避小幅升值帶來的益處。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人民幣升值對外貿的影響幅度有限，企業還是有比較強的消化能力。從理論上講，人民幣升值肯定會對出口有些影響，但實際看來影響不是太大，因為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將會起到調整外貿出口結構的作用。人民幣升值能夠在壹定程度上達到優勝劣汰的資源配置。壹部分利潤很薄的中小企業受到的影響比較大，對於壹些有競爭力的產品生產企業，能夠承受升值帶來的成本上升影響。這將為中國整頓外貿出口企業魚龍混珠的問題、改善貿易結構帶來機遇。 “如今什麽人都在做外貿，不規範不正當的內耗降低了中國企業的對外競爭力，並使進口國家和進口商坐收漁利。”國家選擇在此時升值，有其深遠的考慮。７、８月份恰巧是服裝外貿企業出貨的淡季，此時升值，對紡織外貿企業而言可將損失降到最低。 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日前指出，要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跨越，就必須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人民幣匯率的浮動恰好給出口型企業提供了這個契機。目前我國雖然對外貿易所占的份額很大，但從貿易中賺到的利潤卻是微薄的，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適合中國這樣的經濟大國的發展了，經歷了２０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提高經濟質量遠比提高經濟數量更重要。 徐強也認為，與貿易制裁相比，升值顯然是壹個更優選擇。就今年上半年的中國與歐美紡織品爭端來看，盡管取消配額後中國出口數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同期利潤並沒有相應的增長，給美國提供了優質低價的產品，還受到質疑和制裁，國內企業的價格戰已經傷及自身。人民幣升值恰恰為國內企業提高產品出口價格提供了壹個契機。 壹些出口企業也紛紛表示，盡管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對他們的影響是負面居多，但從長遠來看，國家實行浮動匯率對於企業而言是壹次調整產品結構、提升產業層次的好機會。 在談到企業如何應對人民幣匯率變化時，金伯生表示，企業要提升自身實力，不能只看眼前。重要的是要大量投入研發，提高技術，為企業的日後長期發展打下基礎。企業也要學會使用金融保值手段，規避匯率風險。在學會規避匯率波動風險的同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轉向生產附加值高的產品，以獲取國際競爭力。隨著匯率的變化，企業肯定要在自己的產業戰略上做壹個調整。所謂企業家追求利潤最大化，他們都會有這種調整的意識。 人民幣升值：外貿業重負下前行
人民幣不斷升值成定局
匯改以來人民幣壹路高升，現在已累計升值超過3.78％。2006年12月29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兌人民幣7.8087元，突破7.81整數關口，再次創出匯改以來的新高。
人民幣不斷升值無疑給中國的各行各業帶了很大的影響，最為直接的要數外貿業。雖然從1994年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後，政府對人民幣的幹預程度降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已為業內人士所預見，並且不少企業還做了相應的準備，但是即便如此，此次人民幣的不斷升值還是對外貿企業造成很大的影響。 外貿企業影響幾何 從理論上講，貨幣升值實際上並不影響進出口商品本身的價值，而是通過改變它們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來削弱它們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人民幣升值3.78％，就相當於產品成本提高了3.78％，其出口的競爭力降低了3.78％。壹國貨幣升值後，通過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上升，外國對其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出口規模得以制約。 我國目前的出口產品主要以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較少，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以來料加工或進料加工為主的三資企業在全球化產業鏈中處於最低層的地位，利潤率低，自身增值能力不足。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的目的主要是看重中國的人力資源豐富、價格低廉。人民幣升值以後，無疑將會抵消人力資本所帶來的成本優勢，中國的產品出口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某生產出口燈飾的節日燈企業負責人無不憂心忡忡的說，該公司今年拿到900萬美元的訂單，已經完成訂單100萬美元，6月份買了300萬美元遠期結匯，還有500萬美元的訂單要損失3.78％，損失達18.9萬美元。 在人民幣升值之後遭受打擊的出口產業所受到的打擊嚴重程度不壹，享有外銷低利貸款，外銷退稅，甚至以內銷補貼外銷的產業較沒有受到此等優惠的產業，所受沖擊相對較輕。享受優惠者多為比較不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相關產業或地方政府為了爭取補貼收入，而極力維持生產，這些無競爭力的產業都可依靠補貼勉強存活。 同時，因為不少中國廠家出口的是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這些出口產品在生產過程中造成汙染，雖政府制定法律、規定加以防治，但不守法的業者，均沒有按規定進行防治汙染投資，而將造成的汙染推給社會承擔，因此，生產成本相對較低，在人民幣升值後，這些企業的產品仍然可以出口。反之，守法的廠商因負擔了汙染防治的處理成本，相對前者缺乏競爭力，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後，無力出口而被迫倒閉，形成守法者遭受淘汰，違法者持續生存的不公平現象。這無疑對於守法的外貿企業不利。 在進口方面，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後，進口增加，對當地產業產生沖擊，但受政府保護與未受保護的產業，所遭受的沖擊程度不同。進口有管制的產業，即受政府保護的產業，在政府控制之下，不會因人民幣升值而增加進口。因此，此類產業並未受到影響。受高關稅保護的產業，因有高關稅保護，此類產業仍相對有競爭力，所受影響相對也有限。本地產業受影響最大者，是那些沒有進口管制，亦無高關稅保護的產業，因進口大量增加，加之人民幣升值，進口商品價格相對較低，當地同類產業無法與之競爭而被擠跨。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後，低效率的當地產業依賴政策保護，受沖擊小或沒受沖擊而大多繼續生存；高效率的產業，因缺乏保護，受打擊大反而被淘汰。亦即出現劣幣驅除良幣，產業結構產生逆調整，整體產業效率相對下降，失業增加的現象，不利於這些地方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某經濟專家憂心忡忡的解釋。 人民幣升值以後，壹些外貿企業之所以無法承受這壹風險，業內人士認為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其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處於全球化的劣勢地位，產業固化難以升級，無法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勝。因此，人民幣升值再次為外貿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敲響了警鐘。 的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面臨著從大國到強國的挑戰，其實最關鍵的是中國整個生產技術水平，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來決定中國貿易的轉變過程。在亞洲國家中，韓國、日本都曾經歷過本幣升值的困難時期。尤其是日元在1985－1986年間升值達45％，這給以出口為導向的日本經濟沈重的打擊，日本經濟增長的速度在此期間從4.9％下降到2.5％。然而，日本通過產業結構改造，用幾年的時間逐步走出了本幣升值的陰影。日本銀行的投資調查顯示，出口業的萎縮使國內很大壹部分資金投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業。如計算機、通訊技術和電子產品等制造廠商不僅從出口市場轉向國內市場，而且從制造業轉向非制造業，因而使第三產業得到了加強。從日本的發展經歷可見貨幣升值具有雙重性，關鍵在於如何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人民幣升值事實上也為我國的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升級提供了有利因素。 "實現產業升級，就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惟有如此才可以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有助於外貿的健康發展。"業內專家也如是提醒說。 重負下的前行 無論如何，人民幣不斷升值已經成為定局，變壓力為動力以實現外貿業更為健康發展才是當前大計。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背景下，企業應該有風險意識，采取相關措施。如在浙江，為規避壹旦人民幣升值而導致收益減少的不可測因素，壹些企業的出口遠期外匯收入，正傾向於選擇與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合作。在繳納壹定銀行利息和費用後，企業將未來的人民幣收益鎖定，讓保險公司承擔壹旦人民幣升值而造成的貿易損失。 據浙江華天集團副總經理張青峰介紹，這種做法在紹興紡織出口企業中比較普遍。同樣，杉杉集團國際商務部部長朱素君也透露說，他們與外商在簽訂出口合同時，盡管還沒有為因人民幣升值而直接提高產品出口單價，但憑借雙方長期建立的信用關系，壹般都會在私下協商，壹旦人民幣升值造成企業損失，外商應考慮給予壹定的經濟補償。"人民幣升值已成為目前外貿簽約的重要考慮因素。"他也無奈的說。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黃先海認為，在出口企業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外商願意接受我國企業提高產品出口單價的要求，說明外商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值很高，對升值幅度的期望也很大，"企業4％左右的提價幅度，在外商對人民幣升值幅度預計範圍之內"。另外，受歐美對我國紡織品"特保"影響，我國對歐美的紡織出口量會明顯減少，壹般會促使我國紡織品海外市場價格上漲，這可能也是外商願意接受我國紡企提價要求的原因之壹。 而對於政府來說，業內專家建議，各級政府還要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桿，調節各項對外貿易，在WTO規則準許的範圍內輔之以多種經濟政策，如運用計劃、稅收、價格、財政、信貸、利率等各種經濟杠桿，通過經濟、法律、行政各種手段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例如通過關稅政策、配額政策，使應該受促進的產品出口得到更多的保護和鼓勵，而應該抑制的產品(非必需品)的進口受到更嚴格的管理和限制。在這壹點上就有人建議利用WTO 相關政策，在WTO 協議允許的範圍內給予相關的產品出口補貼或者提高出口退稅額以提高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以彌補人民幣升值所致的外貿行業收入的減少。從而達到既優化產品進出口結構，改善貿易收支，又達到減少匯率變動帶來的通貨膨漲效應的目的。 同時因為人民幣升值使得以相同的人民幣表示的投資量可以兌換成更多的外幣，相對減少了投資成木，有利於我國國內企業到海外投資，發展跨國經營。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美元強勢時期，日本在80年代後半期及90年代日元大幅升值期，都采用海外資本擴張的策略，在壹個全球化的時代，大量企業走出國門實現跨國經營，是壹個國家競爭力的充分體現，我國應借鑒美、日等國的成功經驗，鼓勵企業通過擴大海外生產規模的方式來回避風險和降低生產成本，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快海外投資的步伐。 然而，我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單純依靠出口導向戰略是相當危險的，極易受外部沖擊，從而使經濟的持續發展無法保持，甚至發生逆轉，為東亞經濟危機提供了佐證。對外依存度是衡量壹國經濟受外部經濟影響程度的壹個指標，這壹指標在不同國家，在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都有壹個適度的區間，並非越大越好。從外貿來看，外資企業進、出口已占我國外貿總額的壹半以上，其出口以加工貿易為主。結果，加工貿易成為我國出口迅速增長的主動力。因此，適當調整外資政策，減輕對外資的依賴。 當然，除了匯率可能影響中國外貿業以外，其它諸多因素也正對外貿業的發展構成嚴重的潛在威脅，這些或許更需引起註意，貿易界人士憂心忡忡的說。如面對市場的開放力度加大，進口產品的競爭力逐步增強，外國產品在取得平等貿易條件進入中國市場後，中國的產品會在價格、品種、質量及營銷手段而暴露出競爭劣勢，這些產品容易受到發達國家質量標準、技術性貿易壁壘、知識產權、反傾銷等方面限制與阻撓，產生種種爭端，這些爭端可能會涉及到數量限制、貿易政策、海關通關手續及程序、植物衛生檢疫標準、政府采購、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反傾銷與反補貼措施等等。如僅就技術性貿易壁壘而言，中國的產品出口貿易受其影響頗為嚴重。 因此，從根本上還是要加強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確定優勢產業，努力增加產品附加值，參照技術壁壘質量標準要求，了解產品進口國的最新技術標準、提高產品的技術水平、以及制訂新的技術標準和規則、爭取與國際標準接軌；同時切實提高產品質量、加強質量安全管理、探索有利於各個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