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爭得既富且強，出人頭地。人類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運用天賦特秉靈性創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個人、家庭、族群、集團以至社會、民族、國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壹言蔽之：“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論語：裏仁》）
古往今來，“大國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鋒（惡性）之大別，分屬兩類不同性質的歷史範疇。
其壹為難能可貴的循正道以行。
體現“萬物之靈”悟性覺醒和優化抉擇成功，遵循“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為天經地義的進取原動力（立足“個人本位”的人本主義。“仁者愛己”也。），善於領悟、培植和弘揚利他愛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調諧利己私心（“仁者愛人”；道德觀念的濫觴。），造就壹種“合作比不合作好”、視“利他”為極高明“利己”之道的“兩心調諧” 型“心態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愛己”），藉以防範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壞作用，產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社會性效應，人類天賦特秉的靈性創造能力得以順暢發揮，制度革新、科技發明紛至沓來，驅動社會持續發展進步，其壹流前衛發明創造成果理所當然地為廣大尋常百姓普天***享，而非特權統治階層所能壟斷；從而建成壹個相對公正、安定和諧、繁榮富強，影響力舉足輕重，澤惠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崛起大國”。
“當行之路”壹旦走通，成為可持續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寬，漸入佳境，前程似錦，堪以引導人類世界和平理性創新發展的歷史進步潮流，好望“大同”，“與天地三”焉。
上述“當行之路”並非憑空臆想生造，是基於人性，善用靈性，率性問道，優化選擇，領悟“兩心調諧”為極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識性結論，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間正道，可從孔子的“仁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基督教教義等得到解釋和印證。但是“中庸之難，難於上青天”，“大國崛起”循正道難，壹以貫之循正道更是難上加難。
其二：走偏鋒
所謂偏鋒，主要指利己私心趨於損人利己的自私極端，與人類天賦特秉靈性能力相結合，構成倫理意義上的犯罪傾向。回顧世界上漫長農業社會時期不同地域的大國崛起，幾乎都是這類偏鋒較量話本故事。
十九世紀中期達爾文提出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論”，接著出現了壹種將生物界叢林法則延伸至萬物之靈的人際關系的“社會進化論”或“社會達爾文主義”，視人類以強淩弱、侵略掠奪為天然合理、理所當然，成為近代史上支持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等肆無忌憚走偏鋒的返祖型自私極端意識形態。
另壹種表面上看來型態相反的偏鋒，奉行極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個人本位、標榜“大公無私”為能事，其實無我無私也就無愛無公，愛心或公心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烏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務” ，壹種假性理想主義，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結果壹方面社會成員的私心進取積極性被扼殺，或畸變，靈性創造能力無法循正道順暢發揮；另壹方面，特權統治階層借虛矯偽善的極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奪惡性犯罪為害尤烈。豪情萬丈的空泛口號，擋不住社會性道德淪喪、活力不繼、對抗性矛盾深化。這種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強，總是徒有其表、外強中幹、畫虎不成。
借用現代慣用政治術語，這兩種偏鋒形式分別叫做極右或極左，但“形左”而“實右”也。
偏鋒“崛起”，無論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慚，甚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某些歪打正著的副作用，可為史家反復玩味、津津樂道，本質上總是返祖獸性叢林法則的延伸，弱肉強食慘烈決勝的結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權統治階層利益的少數群體，到頭來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脫歷史的無情懲罰和諷刺。君不見西秦贏政虎狼之國、亞歷山大的馬其頓王國、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國、希特勒的大日爾曼第三帝國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鋒佼佼者，窮兵黷武，叱咤風雲，輝煌崛起，擴張版圖，廣聚財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煙飛灰滅，而今安在哉？這類“崛起”此起彼落，總是不可持續、預後不良的惡性、平面型“功業”，壹番番褻瀆著“人之所以為人”的良知，沒有為人類生活帶來什麽進步，卻把壹部世界史塗抹成了腥風血雨的“相砍書” ，概屬“史前史”而非真正人類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論語：裏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處歐洲南端，難於置喙分羹陸上，遂致力海外開發，拓展海上航路，促進了地理大發現，成為橫跨新舊大陸的空前規模殖民大國，威風了百余年。但因不脫自私掠奪偏鋒的歷史局限性，終至壹蹶不振，躋身西歐後進末座。
九國中得成正果的，當屬美利堅合眾國、大英帝國以及小小荷蘭。它們在歷史性的探索中，曾經不同程度地陷於自私掠奪型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窠臼，甚至走得很遠，但終於轉進正道，沿著“當行之路”發展不止。它們以史無前例的創造力帶動人類社會飛躍發展，由農業社會轉進第壹次工業化（蒸汽動力）、第二次工業化（電氣化），第三次工業化（自動化），以至當今訊息化社會，成為引領世界進步潮流的主導。它們的成功，是人間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極高明的鑒證，大不同於走偏鋒崛起的“盛極必衰”宿命，其穩定性、持續性和旺盛創造活力已讓許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歷史預言家大跌眼鏡不止。
法國、德國、日本走了很多彎路；特別是壹度成為法西斯軸心的德國和日本，其崛起給人類世界帶來了大災難，也招致自身蒙受嚴懲。二次大戰後，它們壹起轉進“當行之路”的軌道，實現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甚囂塵上，工業化西方列強紛紛偏離中道，走上自私掠奪型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道路，魚肉弱勢勞苦大眾，瓜分全球勢力範圍，幾將世界推進自我毀滅的戰禍深淵。
1917年，俄羅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會主義蘇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試圖建立壹種理想化的公正社會，領導國際***產主義運動，推行武裝革命，造成雷霆萬鈞般的政治壓力，迫使西方列強主流良性演變回歸“中道”，是壹場前無古人扭轉乾坤的的偉大成功實踐。
以俄羅斯為主的蘇聯的崛起，曾被期許為人間正道的至善楷模。蘇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取得巨大成就，與主要競爭對手美國並列為超級大國。可惜執政黨壹開始選擇了絕對權力和極左偏鋒相結合的不歸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進體制僵化和絕對腐化的泥淖。半個多世紀冷戰對峙的結果，蘇聯及其追隨國家普遍經濟發展停滯、社會矛盾日深、民心喪失殆盡，政權合法性不繼，終於分崩離析，脫胎換骨，重歸“中道”。可以說，蘇聯的興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蘇聯的覆亡、轉型，為絕對權力導向偏鋒的悲劇性惡果提供了又壹鐵證，也反證了“中道”無與倫比的優化抉擇特性。
下壹步讓我們聚焦三個得成正果的大國，看看憑什麽得天獨厚，能夠循正道以進，走在進步人類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壹個人類。壹切正常人的“硬件”是壹樣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壹樣的；人類生存在同壹個星球上，面對的自然環境考驗也大同小異。那麽為什麽各自的發展道路會有極大差別？有的混混噩噩，怎麽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燦爛，可是稍縱即逝，壹蹶不振，淪為平庸末流，或開除球籍、消失無蹤；有的居然幸運地找對了“當行之路”，萬變不離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異，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麽秘密？
“大國崛起”是政治、經濟、教育、人文、科技、軍事和價值觀等多方面成就的綜合體現，也與外部歷史時機和環境條件息息相關；但無論如何，本國的內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內因，根本要素有二：
壹，具備壹種基於“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的社會性思想信仰，成為指導人生的***同價值觀。
“心態文化”的核心內容是“為人之道”或“人際相處之道”，說到底就是關於利己私心和利他愛心（公心）這壹雙操控天賦特秉靈性活動的“無形的手”的協同關系了。“兩心調諧”、“兩心相悅”的“當行之路”，壹旦成為社會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導人生的***同價值觀，可以造就偉大國家的偉大人民必備的高素質“軟實力”，成為民族、國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國人對於導向“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本來不陌生。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導儒家學說，就是這番見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學”超前了民智未開的上古時代，既難普及大眾，也走不通上層路線，“知其不可而為之”罷了。
孔子以後五百年，西方誕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義、始祖犯罪、因信稱義、愛心金律、末日審判等救贖之道引導世人走上“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藉基督獻身、復活、升天，和種種靈異奇跡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國說”激發的私心動力，循草根群眾路線由下而上發展起來，披荊斬棘征服了羅馬帝國，在上古社會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層路線不能企及的真性勝利。
羅馬政治中心東遷後，基督教分為東西兩大派。東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稱為東正教。東部地區壹開始就是皇權高於教權，教會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幹預和掌控教會事務，以至有權任免教會牧首，召開主教會議批準宗教會議決定、解釋教義。正如馬克思所說，“東正教不同於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國家與教會，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混為壹體。”沒有象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所起過的那種獨立於王權的作用。東部基督教在帝國君權的控制下，實際上陷入了“政教合壹”的窠臼，成為服務帝國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兩心調諧”精神在君主專制政治的壓抑下不覺轉入隱性狀態。東正教地區的封建化過程進行得十分緩慢，整個社會死氣沈沈，長期處於滯進狀態。
西部基督教稱為天主教，政教之間不是合而為壹，而是互相制衡的關系，極大地有利於發揮“心態文化”的引導作用，促進了蠻族國家的文明進步。但羅馬教廷“神權”無限膨脹，專橫跋扈、腐化墮落、箝制思想，背離基督教“兩心調諧”本義，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壹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區於精神蒙昧狀態，幾乎中斷了社會發展進步的勢頭。
西部基督教地區不同於“政教合壹”的東正教地區以及偽儒當道的神州中華，14－16世紀出現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新教崛起、舊教革新，帶動了“心態文化”返本開新的偉大轉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義精神，救贖“原罪”的愛心教義，經歷羅馬教會的反人性扭曲變形之餘，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與時俱進，調諧“兩心”，驅使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跟上了時代進步的需要。
八國中最為成功，引領潮流的美國、英國，加上佳境常在的荷蘭，皆以新教為主，世稱新教國家。德國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發源地，法國是新教重要教派加爾文宗（Calvinists）的故鄉，但舊教勢力較大；這兩個國家走了不少荊棘路，直到戰後才跟了上來。葡萄牙、西班牙，堅守舊教陣容，自外於宗教改革，不免讓出領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東正教的俄國長期拉在後面，上世紀闖新路，立功勛，摔跟鬥，繞了個大彎子，現在還沒有緩過氣來。這壹切難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對於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形成，有壹種怎麽樣的促成作用呢？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稱為人文主義社會學的鼻祖。他富有創見地詮釋了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和中國社會發展停滯的文化、信仰深層原因，在社會學研究領域有巨大建樹。
韋伯精辟地指出，某種社會精神氣質（Ethos）或“精神杠桿”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尤其是對於它的起源是至關重要的。他以為新教教義的精神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壹致性，關鍵在於宗教原則與適合於資本主義要求的現世活動之間建立了壹種新的關系，也就是說，主觀上按新教倫理所采取的價值觀在客觀上符合資本主義職業觀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統的入世觀念——“道成肉身”主義獲得了新的生命。韋伯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壹書稱賞基督教新教中產生的這種以宗教熱忱改造現實生活的心理轉變，他寫道：正因為這種從“離世修行”轉到“現實生活實踐”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會才能發展成功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社會。
有人指稱韋伯理論為“文化決定論”，其實不然。韋伯和馬克思壹樣以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韋伯強調指出：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路軌上的“轉轍器”壹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仍是利益的動力推動著行為。
這樣的觀念暗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動力觀，但又“彌補”了經濟動力觀鞭長莫及之端，對於詮釋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抉擇”，自有發蒙振聵的意義。
韋伯在回答“為什麽中國不能自力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時，認為只憑借物質上的因素，不足以說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應為偽儒——作者註）的生活態度這項變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釋其如此演變的進程。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同韋伯想到了壹起，壹直在批判傳統思想抑制社會發展進步的負面作用。只是“千古第壹奇冤－真假孔子雙包案”傳世糊塗帳，至今撲朔迷離，雲霧繚繞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壞，“權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經濟動力。有了正道***識的“轉轍器”導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自私加靈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誘惑無處不在。人們壹旦擁有為所欲為的決策權力，很容易走上損人利己的偏鋒邪道。歷史證明，權力導致腐化，無制衡的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為不可顛破的人世鐵律。
防範權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組織形式，就是對付國家政權機關的嚴格和周密的“權力制衡”了。
權力只能用權力來約束。“權力制衡”本身必須是壹種“權力”，具有強行制止其認為不妥的決策或行為的功能。
“權力制衡”是人性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愛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後守護神。在充斥“原罪”沖動的社會實踐中，有了可靠的“權力制衡”機制，人類歷史進程就大大減少了因為人性“原罪”或認識範疇的錯誤壹發難收、壹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復的後顧之憂。
統觀世界歷史，王權國家如果不存在某種形式的“權力制衡”功能，那領導壹切的絕對權力可以把善願、決心、戒律，以至巨細無遺的法規制度，包括看去強大嚴密的自我監督官僚系統，壹概踩在腳下，視同糞土。這樣的政權壹個個越過了自己輝煌的頂峰，宿命地衰落了，滅絕了，絕無例外切中了當年商王太甲的傳世讖語：“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尚書：太甲中》
如果說歐洲西部基督教地區形成神權與王權互相制衡的格局出於誰也想不到的歷史偶然性，那麽十三世紀英國世俗政權歷經反復，得以“大憲章”限制君權，形成互相可以說“不”的雛形“權力制衡”機制，就是萬物之靈由自發到自覺，實現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紀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響的英國，進而實行具有***和性質的現代“君主立憲”制度；當時擁有選舉權的主要是少數貴族和有錢繳稅的上層階層，還說不上什麽民主，但有了明確的分權制衡制度。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為弘揚以新教倫理為代表的先進“心態文化”提供了廣闊空間，催生了空前有利於人類靈性創造性思維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社會大環境。
英國由壹個後進蕞爾島國，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晉身世界先進前列，作為“君主立憲“先驅和工業革命策源地，帶頭開創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學技術進步新紀元，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發達社會，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時間內穩居世界第壹超強，決非歷史的偶然。英國君主和各界誌士仁人當年帶頭發展形成“權力制衡”體系跨出的壹小步，其實是英國和整個人類歷史開始突飛猛進的了不起的壹大步。
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中，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法國進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權分立型“權力制衡”理論和設計，對現代國家民主***和政治體制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青出於藍的美國，在1787年通過了第壹部憲法，“權力制衡”是它的重點。美國第壹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在給友人的壹封信中說：“憲法中規定的防範暴政的鉗制辦法比人類迄今為止所制訂的任何體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質來說，也更難逾越，這至少是這部擬議中的憲法的重大優點。”這恐怕是是美國終於發展成為民主典範和第壹超強的必要因素。
在“權力制衡”機制的保障下，壹種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發揮“轉轍器”的導向作用，引領人類社會在經濟動力驅使下循正道發展進步，產生民主***和、自由平等、人權法治、公平競爭等合理化政治經濟制度，建立啟人心智、確鑿有效的教育體系，導致科技發明創造碩果累累，發揮增進人生福祉的實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綜上所述，“兩心調諧”型***同價值觀和具有“權力制衡”內涵的政治制度，是國家循正道崛起的兩大決定性內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紀攸關民生的二十項重大實用發明創造，包括電氣化、自動化、電子化、航空、航天、現代供水系統、無線電和電視、電話、電腦、激光和光纖、照相、農業機械化、空調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聯網、家用電器、醫療技術、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幾乎全在美國創始和發揚光大。
根據歷年來諾貝爾獎獲得者名單，1985到2005年的20年間：52位物理學獎獲得者中，有34位為美國人或在美國居住者，占64％；47位化學獎獲得者中有28位為美國人或在美國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國人，占46％；33位經濟學獎獲得者中，有23.5位美國人（其中壹人為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占71.2％。美國人不但“壟斷”了近20年來的諾貝爾獎，而且進入21世紀以來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醫學獎為兩名澳大利亞學者分享之外，其他歷年所有獎項中，都有美國人分享或獨享。2006年的諾貝爾科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又全部被美國人包攬。應當說，任何不帶政治偏見的人都不會否認，這個奇跡般的事實無可置疑地印證了美國的超強科技實力。
科技進步，是循正道“大國崛起”成功的第壹實證，沒有這個第壹實證，不論怎樣大話連篇，總是鏡花水月，自欺欺人罷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國，決策絕非當然正確，常有錯誤發生，有時會犯大錯誤，但是它的“權力制衡”機制，提供了“自動”糾正的能力。
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特別高明嗎？非也。關鍵在於這些國家形成了壹種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盡管難免走彎路，犯錯誤，但這種機制具有的良性反饋調整能力，能夠及時發現和制止錯誤傾向，進行優化選擇、自我完善，回歸“中道”。
美國作為當今循正道“大國崛起”之最、世界唯壹超強，常被指責為霸權，但其本質迥異於往日偏鋒崛起的惡霸。美國認定自身安全和繁榮的最大保障，絕非武力征服和占領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同循正道發展進步的全球化大趨勢之上；因此不是打壓、消滅自己的競爭對手，卻樂於提攜後進甚至昨天戰場上落敗的敵人***存***榮、正道崛起。二戰以後美國實行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支持日本重建繁榮，樂見德國統壹重光，主導、參與各種國際援助、開發、排難解紛計劃，壹以貫之，堪以為證。
美國責無旁貸擔起了維護國際安全秩序，特別是防範偏鋒崛起的重任，充當著非常不易討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領導全球反恐鬥爭，運用“先發制人”打擊手段，公開譴責和施壓“流氓國家”，特別是2003年3月未經聯合國授權發動倒薩戰爭以來，顯然犯了許多決策錯誤，並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無良策、進退兩難的困境。2006年美國中期選舉，改變了參眾兩院的兩黨陣容格局，已然出現了政策大幅檢討和調整的態勢，盡管不免將為此付出重大代價。
美國有理由抵制中國崛起嗎？
就人文關懷而言，美國對於中國的善意，不會亞於對日本、德國；但是美國斷然擔憂世界第壹人口大國走偏鋒崛起。擔憂的根據來自壹黨主政的絕對權力體制，因為絕對權力體制從來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卻是偏鋒惡性崛起的溫床；而非因為這個國家是“中國”。
由於中國當局“韜光養晦”、避免同美國對抗的外交策略極為成功，這種擔憂已在對話和合作中得到緩解；說現時中美關系處於大半個世紀以來的最好時期，當不為過。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構建和諧社會，承諾永不稱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諧世界理念等作為，固有助改善國際觀瞻，但並不意味著絕對權力體制的危險性質變得無關緊要了。
事實上，正是由於美國為代表的強大“中道”勢力，及其主導下的國際安全秩序，為世界各國追求發展進步，包括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曠古未有的優越機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勢；否則根本不可想象戰後歐洲、日本、四小龍以及許多原殖民地國家的巨大成功，前蘇聯及其東方集團和平順利轉型，以至中國今天獲得的經濟騰飛奇跡。
21世紀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兩類不同性質“大國崛起” 的較量。由於美國為代表的強大“中道”實力，及其主導下的國際安全秩序體系的存在，任何國家走偏鋒崛起越來越難實現，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暢通寬廣。可以說，中國遇上了有史以來循正道崛起最為有利的外部條件。
中國改革開放大見成效，就總體經濟實力而言，國民生產總值、進出口總額等已居世界前列，外匯儲備世界第壹，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引擎，並且繼續維持強勁增長的勢頭；在國際事務中的責任、義務和影響力相應地與日俱增。無疑中國已經處於整體意義上的“大國崛起”路口，但是中國迄今具備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兩大必要的內部條件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中國面臨嚴重道德衰敗、社會不公、兩極分化、貪瀆腐敗、假冒偽劣，以及種種爆發性潛在危機。其中制度性官場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幾乎藥石罔效；經濟發展仍然極大地依賴外貿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貿易壁壘政策，市場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遙遠；自主創新能力欲振乏力，先進科技不脫“拿來主義”格局，以廉價勞動力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業升級轉型也難；軍事現代化談何容易。問題的深層根源在於缺乏上述兩大必要內部條件。
21世紀中國循正道崛起，關鍵在於落實創造自身兩大必要條件。如果見不及此，怕是難逃偏鋒致命吸引力的誘惑，民族主義擡頭攪和，走火入魔，事與願違；福兮禍之所伏焉。
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同價值觀，中國現代社會不可能開歷史倒車重復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載體的舊路。實際上現代西方社會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機（911事件起了緩解西方信仰危機的副作用），面對神性信仰的歷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適當的理性思想體系支持。
中國得天獨厚，本來擁有人類思想庫中有關“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的至珍至貴理性大全寶典――真版孔子儒家學說。夫子當年“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無奈，應為今日高科技訊息化時代“知其大可而為之”的大覺醒取代。壹旦分清真假孔子，撥亂反正、重新解說、與時俱進、發揚光大，應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馬克思主義、基督教教義和壹切具有真理內涵的人類思想精華，構建基於傳統、超越傳統、適合國情、接軌國際、擁抱現代、歷久彌堅的“兩心調諧”型***同價值觀；不僅在母國中華神州發揚光大，並因其“普世倫理”性質，將能成為整個人類大家庭享用不盡的優化理性“心態文化”系統。
建立“權力制衡”機制，是中國改革大業的當務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為朝野***識，但為何遲遲吾行，舉步維艱呢？最大難度該在於壹黨主政與“權力制衡”交集之難。
中國經濟發展輝煌成果來之不易，和諧穩定、漸進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發達國家的三權分立、多黨競爭、雙議會制、普遍選舉等貫徹“權力制衡”的傳統制度，可能引發政權更替、國勢動亂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國政治與“權力制衡”冰炭不容，無計可施了。勇於挑戰“哥德巴赫猜想”、“龐加萊猜想”的中國人，何不大膽“猜想”、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最大限度集思廣益，嘗試設計推出中國特色安全受控型“權力制衡”方案，爭取突破既得利益階層的重重阻抗，在壹黨主政的大環境中，進行試點，開辟新途，與時俱進，尋求實效；而非長期躊躇躑躅，蹉跎似水流年，誤了天緣佳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