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 2008北京奧運效應及其旅遊影響分析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年 梁留科,孫淑英,劉英
來源文章摘要：自第壹屆奧運會以來,每屆奧運會的舉辦都為舉辦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根據奧運會的影響作用,我們提出了"奧運效應"的概念,以此來分析奧運效應對舉辦國旅遊業的作用,特別是對2008'北京奧運所帶來的效應進行了探討,在此基礎上,提出了2008年北京奧運旅遊最大化的開發戰略。
擠出效應∶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利率上升，從而擠出私人投資，進而對國民收入的增加產生壹定程度的抵消作用，這種現象成為擠出效應。或者具體地說就是政府和企業都在投資，在投資項目壹定的條件下，政府投的多就把企業擠出去了，這就是擠出效應。
社會財富的總量是壹定的，政府這邊占用的資金過多，又會使私人部門可占用資金減少，經濟學將這種情況稱為財政的“擠出效應”：政府通過向公眾（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或非政府部門）支出減少，從而使財政支出的擴張部分或全部被抵消。民間支出的減少主要是民間投資的減少，但也有消費支出和凈出口的減少（F·S·米什金，1998，P544）。
影響擠出效應的主要因素
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是影響擠出效應大小的主要因素。根據IS-LM模型的理論，影響擠出效應的因素有：支出乘數的大小、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貨幣需求對產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以及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等。其中，支出乘數、貨幣需求對產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及投資需求時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與擠出效應成正比，而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則與擠出效應成反比。在這四因素中，支出乘數主要決定於邊際消費傾向，而邊際消費傾向壹般較穩定，貨幣需求對產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主要取決於支付習慣，也較穩定，因而，影響擠出效應的決定性因素是貨幣需求及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
1.支出乘數的大小
政府支出增加會使利率上升，乘數越大，利率提高使投資減少所引起的國民收入減少也越多，擠出效應越大。
2.貨幣需求對產出水平的敏感程度
貨幣需求函數L=ky-hr中k的大小，k越大，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壹定量產出水平增加所導致的對貨幣的交易需求增加越大，使利率上升的越多，擠出效應越大。
3.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
即貨幣需求函數中h的大小，h越小，貨幣需求稍有所變動，就會引起利率的大幅度變動，因此當政府支出增加引起貨幣需求增加所導致的利率上升就越多，因而擠占效應越多；反之，h越大，擠出效應越小。
4.投資需求對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
敏感程度越高，壹定量利率水平的變動對投資水平的影響就越大，因而擠出效應就越大；反之越小；
這四個因素中，支出乘數主要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而它壹般被認為是穩定的；貨幣需求對產出水平的敏感程度k取決於支付習慣和制度，壹般認為也較穩定，因而擠出效應的決定性因素為貨幣需求及投資需求對利率敏感程度。
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況下，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動的彈性無限大，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為0，因而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為0，財政政策效果極大；在流動性陷阱中運行。
在古典主義極端情況下，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動的彈性為0，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極大，因而財政政策毫無效果。
擠出效應的發生機制
對擠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有兩種解釋。壹種解釋是：財政支出擴張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民間支出，特別是抑制民間投資。另壹種解釋是：政府向公眾借款引起政府和民間部門在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減少了對民間部門的資金供應。
擠出效應兩種不同的意見
對於擠出效應問題，西方經濟學家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反對國家幹預的經濟學家認為，擠出效應是無可否認的。因為公***支出的錢不論來自私人納稅或是私人借貸，如果貨幣供應量不變或增加很少，則由於公***支出的增加，會造成貨幣需求壓力，迫使利率上升，從而會減少私人投資。因此，擠出效應不會使總需求發生變化。主張國家幹預的凱恩斯主義者則認為：(1)公***支出的擠出效應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壹般來說，只有達到充分就業後才會存在擠出效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條件下，不存在蕭條時期公***支出排擠私人投資的問題。(2)影響私人投資的，除了利息率水平，還有預期利潤率因素。如果增加公***支出能提高預期利潤率，那麽公***支出對私人投資不是“擠出”而是“擠入”。另外，即使公***支出影響利潤率水平，但由於私人投資者對預期利潤率變動的敏感程度大於對利息率變動的敏感程度，所以公***支出也不可能“擠出”相等的私人投資。因此，增加公***支出仍然能使總需求增加。
國債的擠出效應
簡單的說，國債的擠出效應也就是說國債的信用風險很小，在市場上很受歡迎，很多投資者喜好這種投資工具，因而大量購買，導致資金用於非生產而導致企業用於非生產的資金減少，造成企業與政府爭資金的情況。如果政府將用國債所湊集的資金用於彌補財政赤字，那麽這種國債的擠出效應就非常明顯，是有有害於生產的，所以，基於這個原因，很多古典經濟學家提出國債有害論。當國債所籌集的資金完全是遊余資金，即處於遊離狀態的資金，並且用於國家項目投資而不是用於彌補財政赤字（即用於社會生產的話），這種擠出效應的不利之出便被減到最小。
擠出效應的理論模型
宏觀經濟學認為：短期決定國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會總需求。在壹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社會總需求由三部分組成，即：居民消費、企業投資和政府支出。在國民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個人消費和私人投資有不斷下降的趨勢，總需求與社會生產能力之間出現缺口，國民經濟增長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膨脹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但是在貨幣供給量保持穩定的情形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水平上升，從而擠出私人投資，政府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應下降。這就是擠出效應的壹般理論模型。為了克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應當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場利率水平保持穩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的理論模型表明，政府在對經濟增長進行調控時，壹定要註意政策的壹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減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大小，決定於市場經濟中的多種因素，如用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決定於IS和LM曲線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場經濟中私人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映程度。由於投資是利率水平的減函數，投資對利率的變動十分敏感，通常所講的投資利率的彈性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大；投資利率的彈性小，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小。如利率不變，即在凱恩斯陷阱區域，擠出效應為零。如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區域，擠出效應將無限大，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等於零。在壹個完全由政府配置資源的市場，擠出效應問題不存在，因為政府支出的變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響。
擠出效應也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考察。從總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擴大投資需求，壹定會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資下降，這就減弱了政府支出的擴張效應。我們可以把這種擠出效應界定為需求型擠出效應。從總供給的角度看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有擠出效應。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為應對社會總需求的不足，短期內大幅度增加政府開支。如果產出效率很低，必會引起社會物價總水平上升，在名義貨幣供給不變的情形下，實際貨幣供給減少，實際利率水平上升，個人投資需求減少，積極的財政效應減弱。如果社會產出率高，供給型的擠出效應可能不存在。
擠出效應在我國市場經濟中的轉型
在第壹部分討論的擠出效應僅僅是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講的。實際上擠出效應在我國目前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出現了轉型。宏觀經濟學上講的擠出效應並不明顯，但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擠出私人投資需求、政府與民爭利、弱化積極政策效應的傾向確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長期觀察供給型的擠出效應在我國表現的將會更為明顯，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擠出效應的轉型問題。
第壹，由於我國目前的利率並沒有完全市場化，政府支出的增長並沒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間投資的成本沒有增加。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擠出效應不會出現。事實上，從1995年起，在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市場的貨幣供給量不斷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斷下降的趨勢。
第二，由於在我國每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個體和私人經濟投資占的比重仍比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對總體的投資規模影響也不大。實際上從1996年起，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大體上保持穩定。
第三，從另外壹個角度看，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又確實存在著擠出效應。從1995年開始，政府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積極的貨幣政策，連續地降低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不斷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但個體經濟的投資比重並沒有增加，說明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產生了壹定的擠出效應。
第四，由於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占絕大比重，因此國有經濟投資的效率、國有經濟投資的產出率是決定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給型擠出效應是否出現的關鍵。
政府投資重點是公***基礎設施和部分國有企業新建和改建項目。這些投資項目逐漸到位以後，壹定會拉動社會需求的增長。但由於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還沒有到位，長期制約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壹些深層次問題壹時難以解決，這就制約了政府投資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會總供給量的擴大。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不斷實施，社會總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供給不能乘數地增加，通貨緊縮就會轉化成通貨膨脹。積極的財政政策就達不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這就是目前擴張性財政政策中的壹個令人憂慮的、獨特的“擠出效應”。根據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總資產額度及外匯儲備數量，近期內即使出現了私人投資熱潮，市場利率也不會波動太大。宏觀經濟學上的擠出效應也不會太明顯。因此防範由於投資效率太低而出現的供給型擠出效應是我們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特別應當註意的問題，而且是壹個需要長期註意的問題。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表現
雖然近幾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壹定的效果，特別是在周邊的國家和地區經濟普遍出現蕭條的情況下，我國經濟仍保持了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雖不明顯，在壹定程度上卻又是存在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1995年以來，我國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說明了政府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努力擴大投資的過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資增長率的下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是明顯的。根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1995年個體經濟的固定投資增長率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為11.3%，1997年為5.5%，1998年為8.9%，1999年下降為3.5%.80年代以來，壹直到1995年，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高於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但從1995年以後，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低於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這說明了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確實存在著擠出效應。
第二，關於積極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國內的許多學者認為：由於我國目前利率尚未市場化，政府增發國債，擴大投資的舉措，不會影響利率水平，不會增加私人投資成本，因而沒有擠出效應。同時我國商業銀行具有充分的資金供給能力，增發國債不會導致資金供應緊張，從而也不會存在與民爭奪投資資金的問題。筆者認為僅憑上面幾點就斷定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目前無擠出效應的論斷是不全面的。從市場利率來看，雖然我國利率仍未市場化，但從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率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目前在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以及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已經市場化，國債招標發行方法中利率的確定也已市場化。這樣隨著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等有價證券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國債發行的規模及國債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會影響到同業拆借市場和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水平，影響到私人的投資成本，影響個體經濟的投資規模。以上的分析說明，以大量增發國債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擠出效應。實際上1995年以來個體經濟投資增長率的下降就是例證。
第三，擴張性財政政策方向的不壹致，即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屬於擴張性的，但同時有些政策又是緊縮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擴張財政政策與民爭利的情況，是目前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又壹獨特表現。
如1998年，政府在增發1000億國債的同時，當年稅收卻增加了約1000億元。可能從加強稅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發國債的擴張性政策應在很大程度上被緊縮性的增加稅收政策所抵消了。對於非國有企業，緊縮性的政策效應甚至大於擴張性的政策效應。又比如，政府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不斷鼓勵居民增加消費需求，但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又出臺了許多增加居民負擔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擴大消費而又不敢消費。特別是城市下崗人員的增加，農民收入增加的減緩，都弱化了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證券市場上，盲目地推出了高價減持國有股以補充社會保障基金的方案，導致深滬股市全面下跌（該方案目前雖已停止執行，但受到重創的深滬股市仍處於低迷狀態），籌集到的社保基金不足百億元，股價市值卻蒸發了好幾千億元，90%多的股民虧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況下，居民怎麽能擴大消費需求呢？
第四，至於擴張性財政政策供給型擠出效應，它的表現是壹個長期的過程。出現的原因就是國有投資的低效率，如果國有投資的效率提高了，這種擠出效應就不會出現。在此不再贅述。
弱化擠出效應的對策
宏觀經濟學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為了財政政策效應的最大化，擬提出以下對策。
第壹，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要壹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內耗和效應的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壹方面要求擴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現為發行國債），同時要求政府減稅，並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要求減少政府支出，同時增加政府的稅收。這個基本的政策組合不能顛倒。
第二，政府應努力避免與民爭利、與民爭投資。應通過經濟的持續增長，不斷擴大經濟總量來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強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期，要增強居民的收入預期。保證政府在擴大支出的同時，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經濟體制改革的舉措要有靈活性，在經濟緊縮時期，增加居民負擔的改革項目要暫緩，使他們不斷地擴大消費需求。
第四，長期看，解決供給型擠出效應的最有利措施，同時也是目前刺激需求的最好措施，就是大力鼓勵民間投資，擴大民間投資的規模和範圍。這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發展以及通過產權改革使民間投資滲透到國有企業中去，增加民間投資在國有企業中的比例，使國有投資效率得以提高。民間投資能不能擴大，社會投資效率能否提高，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成功的關鍵，也是政府新的宏觀經濟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
目前關於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是繼續加強還是淡出的討論（雖然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但和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多少有關），壹定要和財政政策的效應聯系起來分析。如果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沒有引起過高的通貨膨脹，並且擠出效應不明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就不應淡出，恐怕還要加強。如果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並且擠出效應十分明顯，不管出於何種考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必須淡出，或者改變政策組合的方向和力度。
基金擠出效應的作用機制
基金對股市的擠出效應這壹概念是對西方經濟學“擠出”概念的仿效，即：壹種投資主體的增加投入導致其它投資主體投資風格的轉變直至逐步退出。筆者試圖以此來解釋當前證券市場中普遍存在著的機構博弈狀況以及結局。
自1998年首家新基金成立以來，基金隊伍蓬勃發展，其在證券市場中的地位也日漸增強，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資產規模。至2002年8月，59家基金凈值總值已經超過1029億，占二級市場流通總市值的8%。
投資理念演變。其間，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1999年至《基金黑幕》文章發表前，在牛市背景下，采取集中投資、長線運作、連續拉升的投資策略；第二階段，自2001年初至2002年中，從集中投資轉向分散投資、組合投資，小量持有的個股品種明顯增多。逐漸強調流動性風險、資產比例配置，同時強調“積小勝為大勝”、增強型主動投資。各基金的投資風格日漸趨同。
對行情與個股的主導性影響。通過對基金上半年交易行為研究發現，機構博弈已成為市場上常見的現象，甚至成為決定階段行情、個股價格的主導因素。
主要博弈對象。在眾多的“好股票”中壹般都有基金身影，但對於價格定位卻存在根本上的觀點分歧，反映在壹段時期內某家基金對某壹只股票大舉減倉，而另壹家基金則對該只股票默默吸納。壹兩家基金管理公司尚且如此，其它數不清的機構投資者之間的博弈關系就更復雜，分歧的種類、差異程度也更廣了。
在這壹背景下，基金逐漸產生了對其它投資主體的擠出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對同樣以投資組合為主要投資特征的投資主體的擠出，二是對投機性資金主體的擠出。
2000年，以《基金黑幕》文章發表為標誌，特別是銀廣夏事件暴露出的基金流動性風險以來，基金的投資理念和“盈利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開始著力強調安全性與資產的流動性。通過對2002年基金半年報的統計，52家基金期末的平均持股數量是123只。按照這個數量來推算，目前60家基金壹***持有7380“人次”股票，平均每“人次”持有金額為1500萬元。考慮到基金實際操作中的原則，我們把市場中虧損股、微利股、問題股、強莊股、大漲幅股剔除掉以後，也就剩700多只“好股票”。這些被基金看得上眼的股票，平均每只股票被10家基金持有，平均被基金持有金額1.5億元。這樣壹來，只要是基本面尚可的股票，就平均埋伏著10家基金，埋伏著1.5億的坐轎子資金。這是什麽概念呢？現在股票的平均流通市值9.4億元，等於這些股票16%的流通股握在坐轎子的基金手裏。
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由於基金是分散組合投資，壹般來說，當前基金很少會按照1999年的做法或仿效“莊家”過度控制股價。而由於基金本身並沒有資金利息成本，股價的正常波動與周期的延長也不會把基金“洗”出去，也就是說，基金在資金運作上由於成本低也就顧慮不多。
說多不多，壹只基金買壹百到兩百只股票，每只股票僅僅幾十萬股，說少不少，市場上近壹半的股票都有基金染指，六十只基金買下來，基金的持股組合亦非小量。以2002年6·24行情為例，由於行情爆發的突然性，基金選擇介入的品種有雷同現象，像次新股、大盤股這些易於建倉、歷史套牢盤少的個股成為首選。在井噴之後，這些個股的操作成為基金經理“頭疼”的問題。因為在機構博弈模型中，機構在互相知道了底牌後，任何人都不願意再度增倉，為別人接盤或者擡轎。而如果壹部分機構先減倉，後減倉的機構則要受到損失，如果大家爭先恐後地減倉，那麽要壹起承受重倉股大幅下跌的損失。這就是機構博弈所帶來的“囚徒”困境。
以上持股困境在弱市中直接導致了“三毛錢現象”的產生。2001年的大跌，引起機構投資者尤其是基金對流動性風險的極大關註。無論是“價值型”、“成長型”、“平衡型”、“優化指數型”，還是其它類型的基金，2002年普遍開始在回避流動性風險的基礎上，追求與指數持平或者比指數稍強的分散型投資。相應的操作手法也轉換為以高拋低吸為特點的波段操作。有人戲稱之為“三毛現象”，即股票上漲兩、三毛，拋單即急劇增大。當市場上最大膽的散戶也習慣了小漲即拋，大漲不碰的手法以後，實際宣告了通過控制股價漲跌的盈利模式(做莊)的消亡。以前散戶的資金相對比例比較大，機構可以用“主導性投資”來誘導中小散戶跟風，再乘機拋出手中的股票。現在非主力性資金在市場中的比例減小了，也習慣了“三、兩毛”行情，不大那麽容易為機構所利用，而主力要想誘導其它機構就更難了。
根據對業績較好的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和華夏2002年上半年交易量換手情況，可以發現兩家基金公司管理的11只基金的平均股票換手率是203%，而上半年滬深A股平均換手率是126%，前者遠高於後者。再用市場上半年整體交易量1404億股和總流通股本期初期末平均值1315億股的比值，計算出市場整體換手率為107%，這要比126%還要低。基金的這種高換手率反映了基金經理長期持有股票的意願不強，換言之，每隔3個月基金手上的股票就進出了壹遍。
結果市場上的“黑馬”日漸趨少，多數股票來回搖擺，投機價值縮減。長此以往，壹些“願意承擔壹定風險並獲取相應收益”的活躍資金必然要被基金從股票市場上擠出去，另外尋找其它的投資、投機機會，這部分資金絕不是少數。擠出效應顯示，市場的參與資金減少，總市值縮水，股票價格向投資價值靠攏。
基金對於其它投資主體，特別是投機性投資主體的擠出效應還表現在：基金所運用的資金沒有本息增值硬性要求，業績評價與收費脫節，導致其在投資行為上可以承擔比其它投資主體更大的資金成本和時間周期。根據有關統計，目前證券市場中70%以上的投資者目的不是為了追求和指數同樣的收益，也不是以比大盤指數少虧多少為目的，因此，正如其它投資領域中，當壹方的投資成本明顯低於另壹方時，後者多半的選擇是撤離。
於是，在當前市場中我們發現了這樣的壹根鏈條：
前壹個時期，基金壹個接壹個發行，市場卻仍然持續低迷不振，這似乎比較矛盾。其中壹種解釋即是：基金的大擴容替代了中小投資者入市，即集散戶之力為“大散戶”。但是他們的這種投資戰略，同時還起到了壹種“擠出效應”，就是把其它願意承擔壹定風險來獲取壹定利潤，不願意跟隨指數收益的資金從二級市場擠出去了。
以此看，基金在加快股市投資主組格局變化的同時，本身也要承受這種變化所帶來的資金“擠出”的結果。
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和“擠出效應”
當前，財政政策日益成為世界各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杠之壹。由於現行經濟學教材對IS-LM模型理論的大規模普及，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副作用“擠出效應”似乎有著較為充分的認識，而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正面效應———“擠進效應”則往往容易被忽視。因此，本文對財政政策的兩大效應理論的含義及其形成機理重新作出分析和甄別，並結合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的實踐提出壹些相應的對策和建議將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