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1年以來，新加坡實行參照壹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新元匯率參照主要貿易夥伴和競爭者的貨幣進行管理，籃子貨幣權重不對外公布；貿易加權的匯率可在壹定區間內波動，匯率水平和爬行浮動每半年公布壹次。新加坡定期對匯率區間進行評估和調整，使匯率能夠爬行變動，防止出現對均衡匯率的較大偏離。從1980年底到2004年上半年更長的時間段來看，新元名義有效匯率升值了73％。由於國內通脹率比其貿易夥伴低，新元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12％。實證研究表明，新元實際有效匯率與其均衡匯率基本上是貼近的(MacDonald 2004)，不存在明顯的匯率失調(misalign— ment)。這說明，新元匯率具有壹定的彈性，反映了新加坡國民經濟和勞動生產率增長較快、國民儲蓄率高等經濟基本面因素。
新元匯率管理是新加坡貨幣政策操作的核心，新元的名義有效匯率就是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通常情況下，匯率主要參考籃子貨幣進行調整，1998年以來的大多數時間就是如此(Anderson 2005)。但壹定時期內，為了實現物價穩定，貨幣當局加大了匯率調控的力度。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新元匯率有幾次明顯的政策性調整：1981— 1985年和1988—1997年，在經濟增長較快、勞動力市場趨緊的情況下，貨幣當局讓新元名義有效匯率升值；20世紀80年代中期和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新加坡經濟增長明顯放慢，貨幣當局於是通過名義有效匯率貶值推動經濟復蘇。對新加坡貨幣反應函數的分析表明，當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1個百分點，新元名義有效匯率就升值1.89％，即實際有效匯率升值0.89％(Parrado 2004)。
近二十多年來，新加坡的消費物價指數漲幅明顯低於其主要貿易夥伴的平均水平，表明新加坡通過名義有效匯率的調整，較好地實現了維持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目標。我國與新加坡的顯著差異
Williamson曾指出，新加坡是實行BBC制度的成功典範。值得關註的是，世界上真正參考籃子貨幣調節匯率的經濟體比實行釘住單壹貨幣的經濟體少得多，而且宣稱釘住籃子貨幣的經濟體往往難以實現其匯率調控目標。事實上，新加坡}E率制度的成功需要多方面的條件，在相當壹段時期內，我國並不具備這些條件。
第壹，新加坡經濟規模小，不透明的匯率制度引起的國際壓力相對較小。不公布籃子貨幣的構成、權重、匯率波幅等重要信息，有利於防範和化解對匯率制度的投機性攻擊，但也容易給外界以匯率操控的口實。新加坡經濟規模小，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也小，不容易因匯率機制不透明而受到較大的國際壓力。
我國經濟規模龐大，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大，且對美國有巨額貿易順差。如果我國長期實行透明度較低的BBC制度，人民幣匯率升值步伐緩慢，美國等國家還會以匯率操縱為由，對我施加種種壓力，導致貿易摩擦和跨境資金大量流動，加大匯率制度的脆弱性。
第二，新加坡容易根據經濟發展和國際收支靈活地調整匯率，減少匯率失調(misalignment)。盡管新元匯率根據籃子貨幣和波動區間進行管理，但也具有壹定的彈性。新加坡市場化程度高，金融市場尤其是外匯市場發達，經濟基本面和國際收支的變化很容易反映到外匯市場上，貨幣當局能夠準確地據此調整匯率，減少其對均衡水平的偏離。此外，新加坡不存在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現象，降低了匯率調整的壓力。如1994年以來，盡管經常項目持續較大順差，但資本和金融項下資金大量凈流出.
在我國，匯率調整缺乏準確依據，匯率失調問題可能難以得到解決。由於經濟處於持續的結構調整之中，宏觀經濟主要變量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增加了均衡匯率估算的難度。目前經濟市場化程度還有待提高，金融市場尤其是外匯市場不發達，外匯供求信息存在壹定程度的失真，難以據此對匯率進行合理調整。特別是在不透明的BBC制度下，央行管理匯率的自由度和隨意性較大，處理不好，匯率失調問題可能很難得到根本解決。預計未來相當壹段時期內，我國仍將維持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較大“雙順差”的格局，對匯率形成持續的升值壓力。如果匯率調整緩慢或不當，就會導致資源配置扭曲，影響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均衡發展。
第三，新加坡經濟基本面和金融市場狀況良好，有利於保持匯率制度穩定。國際經驗表明，參考籃子貨幣進行調整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操作復雜，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其能否順利運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市場對這種制度的信心。Eiehengreen(2002)曾指出，新加坡的匯率制度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不在於匯率機制的設計，而是其他壹系列因素，其中包括：壹是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新加坡財政約束較強，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財政持續盈余，貨幣當局因無需為政府融資而得以專註於物價穩定目標。二是金融監管得力，銀行體系較穩健，資本市場發達，有助於抑制跨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防範投機性攻擊，維護金融安全。三是國際收支風險較小。新加坡公***部門沒有外債；由於國內利率相對較低，企業和銀行通常較少借用外幣債務。同時，國際收支經常項目持續大額順差，外匯儲備充裕，增強了對外支付能力和市場對新元匯率的信心。四是國內產品和要素市場富有彈性，能夠對匯率大幅波動、貿易條件惡化等沖擊及時作出調整，維護宏觀經濟穩定。
相比之下，近期我國在宏觀調控、金融監管、市場發展、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穩健性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中長期內，更是面臨資源瓶頸約束突出，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比重偏高，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歷史欠賬較大等問題，可能影響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和資本管制的進壹步放松，未來資本流動和國際收支狀況將存在壹定的脆弱性。如果不能較好地穩定投資者的信心和市場預期，BBC制度將難以維持，我國的經濟金融穩定也會受到較大沖擊。
第四，新元匯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大，國內利率作用較小。新加坡出口額、進口額都遠超GDP，其中出口約占總需求的2／3。因此，新元有效匯率的變動對國內物價水平和產出都有很大的影響。模擬分析表明，新元貿易加權匯率指數壹次性升值1％，GDP、非石油的出口和國內消費物價指數將分別下降 0.3、0.14和0.15個百分點。而利率壹次性提高1個百分點，上述三個指標分別只下降0.17、0.05和 0.07個百分點(Ee et al 2004)。總之，新加坡不存在國內利率政策，利率對經濟的影響較小。通過有效地管理匯率，就可以實現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目標。
在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比新加坡小得多，匯率對物價、進出口等方面的影響也相對較小。例如，盡管我國貿易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對GDP的比率)高達70％以上，但壹半以上的進出口是加工貿易，對匯率不是很敏感。整體來看，我國貿易進出口與人民幣匯率有壹定的相關性，但更多是受國內外需求、國內儲蓄投資關系等因素的影響。又如，我國CPI商品籃子中包括近40％的非貿易品，其中許多公***事業價格受到人為控制，影響了匯率與物價的相關性。事實上，人民幣實際雙邊匯率和貿易加權平均匯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都遠不如實際利率和信貸增長的影響大。因此，作為壹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應主要通過利率而非匯率管理進行貨幣政策操作。在實行BBC匯率制度的情況下，很可能為了避免匯率的較大波動而使國內利率的決定受制於人，最終得不償失。
第五，新加坡事實上實行釘住通脹的貨幣政策，減少匯率名義錨作用受到削弱的不利影響。在單壹釘住美元的情況下，匯率可以作為“名義錨”(nominal anchor)，穩定市場參與者的預期，有利於治理通貨膨脹。轉為實行不透明的BBC制度後，市場參與者很難準確判斷匯率政策取向和匯率、國內價格走勢，因而難以形成穩定的預期，匯率的名義錨作用受到很大削弱。長期以來，新加坡貨幣政策的核心是保持物價穩定，根據預期通脹率與通脹目標可能的偏離調整名義有效匯率。盡管沒有公開宣布，但新加坡的貨幣操作具有明顯的釘住通脹(inflation targeting)的特征。這早已得到市場的廣泛認同，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很高，成功地穩定了市場參與者的預期，解決了匯率名義錨作用削弱帶來的問題。無獨有偶，波蘭、智利等國在轉向釘住籃子貨幣之前或同時，也實行了通脹目標制。
我國實行新的匯率制度後，市場供求和籃子貨幣何者為人民幣匯率調控的主要依據，尚有待時間的檢驗。這增加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削弱了匯率名義錨的作用。盡管目前人民幣對美元的日波幅不超過中心匯率上下0.3％，央行仍希望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基本穩定，但隨著匯率波幅的放寬和中心匯率的調整，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將增大。在相當壹段時期內，我國實行通脹目標制還有很大的難度。主要原因在於：央行還不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其維護物價穩定的信譽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企業、金融機構的預算約束和風險約束還有待加強，其對價格信號的反應還不是很靈敏，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進壹步完善；我國仍處於持續的結構調整過程中，要素市場不發達，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不穩定，不利於央行根據形勢的變化靈活地調控經濟，等等。因此，我國還很難通過實行通脹目標制，應對BBC制度下匯率名義錨缺失帶來的挑戰。
結論及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我國與新加坡的經濟金融狀況存在巨大差異，實行類似新加坡的BBC匯率制度，可能導致壹系列問題：匯率調整緩慢、失調問題長期存在；匯率名義錨作用缺失，貨幣政策操作受到較大制約；匯率制度不穩定，易受投機性攻擊；易給人以匯率操縱的口實，惡化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等等。因此，長期來看，我國不宜實行 BBC制度，並將籃子匯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但近期內，人民幣軟釘住籃子貨幣，既可讓匯率動起來，同時央行可以靈活地進行調整，防止匯率出現大的波動。由於人民幣只是壹次性升值2％，市場普遍預期人民幣還會繼續升值，大量套利資金流人將影響貨幣政策操作。減弱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最有效辦法，是盡可能用較為市場化的、符合國際慣例的辦法，使匯率雙向波動，同時避免給外界以匯率操縱的印象。
中期內，為了增加國內利率決定的自主性，防止匯率失衡和資源配置扭曲，應大力發展外匯市場，不斷增加匯率彈性。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弱化和外匯市場趨穩，就應及時擴大匯率波動區間，更多地讓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市場供求決定匯率水平。此時不必再參考籃子貨幣進行調整，而是大體確定人民幣對美元的爬行區間。針對匯率彈性增加以後名義錨作用削弱的問題，應進壹步完善貨幣政策操作，如構建貨幣條件指數，根據利率、有效匯率、信貸增長等綜合狀況，采取前瞻性的貨幣政策；加強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協調，避免為了保持匯率基本穩定而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物價穩定的目標；加強對國際收支和宏觀經濟的監測、統計和分析，為實行釘住通脹的貨幣政策做好技術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