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龐大的外匯儲備和國際貿易爭端將迫使央行更加關註人民幣匯率，未來匯率升值速度可能會適當加快。但是，將利率政策邊緣化甚至取代利率政策成為抑制通脹的主要手段是不可取的。理論上，壹國的商品分為可貿易商品和不可貿易商品，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可貿易商品，進而影響不可貿易部門，最終對整個國民經濟起到調節作用。但這是基於市場機制完善，市場處於充分競爭狀態的理想結論。目前我國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勞動者要價能力低、工資“買方剛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上述傳導鏈條脫節，大大降低了匯率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基於以下考慮，我們認為利率政策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目前，在世界範圍內，資本流動已經成為影響壹國匯率的重要因素。根據匯率決定理論的資產模型提供的結論，利率的變動確實可以影響壹國貨幣的匯率。根據費雪方程，名義利率=實際利率+預期通脹率。可見，利率的變化是由實際利率和預期通貨膨脹率引起的。如果利率的上升是由實際利率的上升引起的，那麽本幣就會升值。如果利率的上升是由預期的通貨膨脹率引起的，那麽當地貨幣就會貶值。
筆者認為加息不會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原因有三:第壹，國內利率的提高是預期通脹率提高導致的，所以理論上人民幣應該有貶值趨勢；第二，上述經典理論是以資本自由流動為前提的，而中國目前資本管制的現實顯然無法滿足這壹理論的條件；第三，當前國際熱錢的流入並不完全是因為人民幣升值，而主要是因為國內資產價格上漲，這是國內利率長期偏低造成的。所以，筆者認為，只要國內資產泡沫不消除，熱錢流入就不會停止。通過加息，資產價格回歸理性，可以在壹定程度上抑制熱錢流入。因此，加息並不是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主要原因，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市場預期和中國大量的貿易順差。
目前，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已達65%，出口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壹。由於我國商品貿易以加工貿易為主，這種貿易商品附加值極低，相關企業利潤微薄。目前央行之前的匯率政策有兩個思路:壹是人民幣升值壹步到位，然後固定在這個點上；第二，慢慢升值，但加大匯率的波動幅度。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顯然會直接導致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剛性上漲，出口數量大幅下降。在內需不足的現實下，中國無法消化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這些部分出口下降，這可能會使中國經濟由通脹轉為通縮，危及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如果采用第二種思路，無疑是目前較好的選擇，但目前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滯後，企業規避匯率波動風險的工具缺乏多樣性，企業出口匯率風險增加，增加了企業的套期保值成本。因此，央行單壹的匯率政策雖然起到了減少貿易順差的作用，但卻給當前國內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無法替代利率政策來履行調節職能。
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有序的改革有利於我國形成良好的資金分配機制，從而促進實體經濟更加健康的發展。根據今年相關機構的調查，利率市場化被評為經濟學家認為急需改革的領域，勝率達到74.36%。如果央行采用匯率政策來邊緣化利率政策，顯然不利於利率市場化的有序改革。筆者擔心，匯率政策取代利率政策後，人民幣匯率對外是彈性的，對內是剛性的。在資本管制和外匯產品缺乏的條件下，顯然無助於中國金融機構的創新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退壹步說，如果利率市場化給金融機構帶來大規模危機，政府仍有能力控制國內利率，而匯率涉及國際因素，政府回旋余地不大。因此，央行在選擇替代的利率政策之前應該三思。
目前，中國正面臨著內外經濟失衡的復雜局面。內部失衡主要表現為過熱部門和過冷部門並存、結構性通脹、結構性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泡沫、社會財富分配“集中化”等。外部失衡主要表現為持續的雙順差、僵化的匯率機制和加劇的國際貿易摩擦。面對這種復雜的經濟形勢，運用單壹的貨幣政策或匯率政策很難避免陷入“米德沖突”的尷尬境地。
作為壹個開放的經濟體和貿易大國，央行應該充分發揮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協調作用，而不是用壹種調節手段代替另壹種調節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面對國內居高不下的CPI，適時加息有助於抑制通脹帶來的收入分配負面效應，穩定通脹預期。同時，要發揮財政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作用。因此，未來宏觀調控的手段應該更加多樣化，采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機結合和綜合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