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定量關系
對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已經有很多，所以本書將不再重復已有的研究，僅把壹些有代表性的研究結果羅列出來，作為本書研究的例證。這些研究用不同方法、從不同側面得到了很有價值的結論。如表2-1所示。
由表2-1中的各研究結果發現，資本投入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基本上都大於50%(EK的值)，說明了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還是以傳統的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為主帶動的，技術進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這就為我們判斷現階段農地非農化的變化趨勢，以及預測其未來的發展趨勢奠定了基礎:因為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高度相關，只要判斷固定資產投資與農地非農化的關系，就可以判斷經濟增長與農地非農化的關系。
表2-1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及增長因素的實證研究結果比較表
註:GY、GK、GL、GA分別為國內生產總值、資本投入量、勞動投入量和綜合要素生產率(TEP)的年均增長率，EA、EK、EL分別為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資本投入增長和勞動投入增長對產出的貢獻份額。(據靳濤(2006)資料匯總)
(二)農地非農化與固定資產投資的定量關系
與農地非農化直接相關的是非農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所以在考察固定資產投資的回歸方程中還要加入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自變量進行估計。具體的方程形式如式(2-1)所示:
農地保護層次論
式中，INV表示的是總的固定資產投資，FLANDCOV表示的是農地非農化數量，PMYINV表示的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a、b是系數，C是常數項。通過估計系數a，以及某時段固定資產投資的變化率和農地非農化的變化率，將能夠計算該時段農地非農化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份額，通過這個貢獻份額可以判斷樣本期內農地非農化對投資重要程度的變化。在掌握經濟增長過程中投資變化趨勢的前提下，農地非農化的規律將能夠得以判斷。
現階段關於土地的數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就農地非農化的數據看，分省的數據只有1989年至今的數據，全國的數據也只是從1979年開始。為此，本書將研究期劃分為1979～1988年、1989～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3年。1979～1988年將使用全國的數據進行估計，其余三段時間將通過分省的面板數據進行估計以達到增加樣本提高估計精度的目的。建設占用農地的數據，1979～1988年來源於陳江龍(2005)，1989～2004年來自原國家土地管理局編寫的《全國土地管理統計資料》(1989～1995年)、《中國土地年鑒》(1994～1997年)、國土資源部編寫的《國土資源綜合統計年報》(1999～2003年)，1997年、1998年數據來源於國土資源部未公布數據，其他經濟屬性數據均來自對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1990～2004年)。
在估計1979～1988年的時間序列時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在估計其他時段面板數據時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同時進行橫截面省份加權，部分模型在自變量中加入壹階自回歸項AR(1)。具體的模型設定和回歸結果如表2-2所示，模型實現了對固定資產投資與農地非農化關系的模擬，估計的結果很顯著。
根據模型的設定，各階段農地非農化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份額計算結果如表2-3所示。農地非農化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貢獻份額從改革開放到1993年壹直都在15%～20%，這說明該階段的農地非農化為固定資產投資提供了重要的支撐作用。1994～1999年之間經歷了國家對農地非農化的嚴格控制階段，尤其是1997年5月中***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的11號文件，凍結農地非農化1年多，直到1998年新土地管理法頒布為止。所以，這個階段的固定資產投資明顯受到政策的影響，造成該階段農地非農化貢獻份額的下降，僅為3.4%。在2000年以後，隨著國家政策的解凍，農地非農化的貢獻份額還是逐漸升高，達到了7.3%。從趨勢上看，農地非農化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有繼續升高的趨勢。所以，從現階段到可預見的將來，只要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還是以投資為主要驅動方式，農地非農化將繼續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變化而變化，其對投資的貢獻份額的範圍大致在10%～20%。
表2-2 固定資產投資(INV)模型估計結果表
註：*表示1%顯著範圍。
表2-3 1979～2003年不同階段中國農地非農化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貢獻份額表單位:%
註:增長率的計算方法為階段投入的總額與第壹年的比較。貢獻份額的計算方法為農地非農化增長率×農地非農化回歸系數÷投資增長率。
(三)經濟增長過程中農地非農化規律的判斷
上述分析得到的直接結果是，只要經濟增長方式還是以傳統的資本投入型為主(即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超過50%)，農地非農化對投資的貢獻份額將維持在10%～20%，這也就間接導致了經濟增長對農地非農化的持續需求。當然，如果政府采取宏觀調控措施來控制農地非農化的數量，農地非農化將隨著政策的力度而發生相應的波動。
這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以犧牲農地資源生態價值為代價來實現資本積累的方式在1993年達到高峰(對應農地非農化對資本的貢獻份額也達到了高峰)。當時，全國各地通過土地低價出讓吸引投資和大規模設立各式各樣的開發區，造成了農地資源被大量非農化。1993年後至20世紀末，國家逐步實施了強硬的“地根”緊縮政策，農地的過度非農化得到了壹定程度的控制，此期間農地非農化增長率大幅度降低，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麽農地非農化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份額在此期間降到了低谷(3.4%)。本世紀初，隨著國家調控農地非農化的政策逐漸完善，農地非農化也逐漸趨於平穩，雖然其貢獻率仍低於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但與上世紀末相比正在逐漸反彈。可以預計，如果未來經濟增長方式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的持續增長將進壹步增加對農地非農化的需求，最終維持在壹定的水平。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即使是被譽為“後發經濟”典範的東亞“四小龍”，其經濟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最快也都在20年左右，其他的發達國家壹般都經歷了更長的時間。所以，中國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過程至少還需要10～20年。如果此間經濟依舊持續高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也必然將持續增長，同時，只要國家對農地非農化的政策不再有劇烈改變，則可以判定未來10～20年農地非農化增長率依然保持繼續增加到壹定水平的趨勢，從而會造成農地非農化總量的逐年增加。
當中國完成了工業化，經濟的增長方式擺脫了傳統的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的束縛，轉變為以信息技術等新知識經濟階段的時候，經濟的增長可以不再依賴於固定資產投資，此時，農地非農化的資本積累功能也將可以退出歷史舞臺。農地非農化的增長率將伴隨著經濟增長逐漸下降，甚至為負。當然，農地非農化因其具有承載等功能還會繼續存在。
根據上面的分析，中國現階段的農地非農化主要受到城市化和固定資產投資兩個因素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是聯系農地非農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紐帶。只要經濟增長方式還是傳統的資本投入型，農地非農化對投資的貢獻份額將維持在10%～20%，這也就間接導致了經濟增長對農地非農化的持續需求。
上述的農地非農化與經濟增長關系規律的描述，也為協調經濟增長和農地保護提供了壹個思路———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從依賴固定資本投入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為以信息、技術為主要促進力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夠緩解經濟增長對農地非農化的壓力，從而減少對土地資源損耗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