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對現在社會經濟的影響？

三十年風雨滄桑。改革開放將中國經濟和全球市場緊密聯系在壹起。放眼環顧，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收益體，中國已與世界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互動階段。與之伴隨的是，全球市場的波動和逆轉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這表現為我國的實際經濟變量（進出口額、投資總額、貨幣總量、國內生產總值、就業水平等）和名義經濟變量（通貨膨脹、資產價格、貨幣匯率等）受到由全球市場影響甚至決定。迄今為止，中國遭受了兩次比較大的外部沖擊，第壹次是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第二次是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在世界市場的邊緣地區，對東南亞以出口為主的經濟體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因為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開放，在危機期間，國外直接投資放緩，我國GDP增長速度降低，但進出口仍呈順差，外匯儲備增加；在壹定程度上，東南亞出口的下降被我國替代。雖然這是我國經濟受到的第壹次較大外部沖擊，但經濟基本面並未受損，對社會的影響也不顯著。當時我國就業壓力主要來自內部，即國企改造帶來的城鎮職工下工崗問題。1998年我國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發國債/金融債，用於基礎設施、公***工程建設投資。這使得我國的基礎設施得到大規模的改善。但是，投資行業的產業關聯較小，其擴張難以較快帶動整體經濟發展，並且，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對民間投資和社會公眾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並不明顯。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對外貿易的大幅度擴張。在國民收入中，凈出口的比例在20%以上，而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例在60-70%之間，在大國經濟體中這壹比例高居前列。這種過度依賴海外市場的狀況表明，世界經濟形勢的逆轉不可避免地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產生極大的負面作用。經濟危機最大的破壞性是失業人數急劇增加，民眾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與亞洲金融危機不同，這次危機對我國社會影響面很大，特別是對三大經濟主體——農民工、中小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的影響最為巨大。這次危機發生在世界市場的中心地帶，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通過國際貿易效應波及中國的出口型加工制造業。從2008年初開始，我國的國際貿易與去年同期相比，開始大幅降低。這對我國就業、特別是農民工就業帶來巨大影響。由於工廠倒閉或者歇工，以百萬計的農民工提前返鄉。不過，嚴重的農民工就業問題將在今年春節過後凸現。我國1.4億農民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力軍”。在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全部從業人員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68%，在建築業中接近80%；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農民工占到52%以上。為了驗證世界市場中心地區經濟衰退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我們對1997-2007年中國出口和美國GDP、歐盟GDP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美國GDP對中國出口有顯著正向影響；歐盟GDP與中國出口之間存在不顯著的正向關系。這說明與美國經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遠大於歐盟經濟體。我們的實證分析進壹步說明：美國GDP的增長率提高（降低）1%，中國出口將增長（下降）6.23%。由此可以推論：如果2009年美國GDP降低2%~3%，中國的出口將降低12%~18%。假設雇工與出口品生產量的比例（L/Q）不變，對雇工的需求將按同比例下降，對農民工的需求將會下降500~800萬。此外，實證分析還表明，國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影響的彈性系數在0.6-0.9之間。如果國外直接投資下降10-20%，其產品三分之二外銷，則我國的出口就會下降6-15%。由此關聯到的農民工失業就會在300-700萬左右。上述實證分析僅考慮到美國GDP下降和國外直接投資下降，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就達到800-1500萬人。若考慮全部國際貿易乘數和國際資本乘數的雙重影響，制造業農民工失業總數的影響可能達到2000~2500萬人，即為農民工在制造業就業人數的40-50%，占農民工總數的14~17%。在我國制造業受到打擊的同時，建築業也正處於蕭條狀態。近十年來，全國房地產竣工面積達40億平方米, 總投資超過10萬億元。未來幾年內房地產市場主要是消化存量資產，將處於低迷時期。建築業減少30-40%的就業崗位，就意味著上千萬農民工失去工作機會。由於我國制造業吸納了三分之壹農民工就業, 建築業吸納了20%的農民工, 這兩個行業的停滯將使就業形勢更顯嚴峻，今年失去城鎮工作崗位的農民工可能達到4000-5000萬人，甚至更高。農民工大量失業帶來的後果十分嚴重。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我國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務工收入數倍於務農收入；相當部分外出農民工的承包土地已經被征為非農用地，或被經營性公司租用，回鄉後亦無地可種；失業對農民工的心理沖擊很大，農民工眼界已經開闊，組織能力較強，未來預期已然不同；對此稍有處置不當會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反彈。因此，農民工大批失業隱含著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稍有不當，將可能引起社會動蕩。此外，我國有900多萬戶規模以下的各類中小企業，大多集中在制造業領域。這些企業不僅提供了稅收，而且更重要的是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國際貿易失速導致市場萎縮、信用違約、流動性缺失，使相當部分這類企業面臨生存危機。我國還有近3000萬個體工商戶，主要集聚在零售領域和低端服務業。這些經濟單位在外部環境逆轉時受到的打擊遠大於其他社會群體。 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及時地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政策目標從抑制通貨膨脹轉為保持經濟增長。這壹次擴大內需的政府支出中，民生開支與環境保護占26%，這是與亞洲金融危機時財政支出相比最顯著的差異。地方政府也相繼提出了以基礎設施為中心的:18萬億元投資計劃。這些開支對於防止GDP增長的下滑有壹定作用，但對就業的拉動可能並不明顯。GDP增長與就業的增加並不必然有壹壹對應關系。由於財政開支方向主要用於資本密集型的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崗位的創造有限。目前，各地政府已經針對農民工失業問題出臺了壹些相關政策與方法，但全局性的公***政策尚未明晰。並且，現有的公***政策尚未將幫助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渡過難關納入中心視野。總體而言，全球經濟衰退帶來的農民工大規模失業難以避免。解決這壹問題不僅取決於我國的努力，而且還取決於世界經濟的回升。如果全球經濟能夠在2010年全面復蘇，我國出口導向的型制造業也可望較快恢復，在經歷了不太長的經濟周期波動後，重新提供上千萬的就業崗位。但是，如果美國經濟日本化或世界經濟陷入新的滯脹時期，我國農民工再就業則很難在短期內緩解。這將是我國經濟與社會面臨的壹個長期問題，必須有較長期的準備。在後兩種情況下，創造農民工就業崗位將取決於我國真正轉變為內外部需求平衡的經濟體的程度與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