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擴大並優化國內投資，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內因
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目前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讓老百姓能夠充分享受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福利，這需要將國內投資從“外部需求導向型”轉變為“內部需求導向型”，以增加國內就業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進而實現擴大消費、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目的。從1993年開始，我國投資率長期低於儲蓄率，並且缺口有擴大趨勢，因此我國投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最重要的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水平還較低，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產業結構不盡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經濟發展還存在諸多問題，這些都需要擴大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予以實現。
要特別註意扶持民間資本的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對國內外資本采取的是“外弛內張”策略，即通過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不遺余力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對國內的民間資本則制定了嚴格的管制措施，進行嚴厲限制，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十分有限。當前，必須給予民間資本以國民待遇，平等對待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和境外資本，放寬對國內民間資本投資領域的限制，拓寬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
(二)改變現有招商引資政策，改善引進外資的質量和結構
引進外資的戰略必須服從於國內的基本戰略、服從中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的取向。在引進外資的策略上，不僅要調整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和效益，而且還要優化引資結構。
首先，要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徹底摒棄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引資模式。要做到引入的外資能夠帶來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手段，引導其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上來，使其能夠帶動國內整體產業價值鏈的提升。取消對國內供過於求產業的外商投資優惠政策，貫徹落實統壹的企業所得稅法，逐步消除特殊經濟區域內外資企業差別管理的政策，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調整各地引進外資的政策，逐步取消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在控制外資流入數量的同時，提高外資流入的質量。
其次，要優化外資結構，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壹是要制定合理的產業導向政策，使引入的外資發揮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導外資更多地流向第壹、三產業、基礎設施、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急需要重點發展的行業和領域，優化產業結構。二是要合理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的投向，沿海地區應充分發展自身的區位優勢，吸引外資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並逐步將壹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開發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但是對於資源利用率低、環境破壞大的外資企業或者國家明令禁止或者限期淘汰的項目、行業必須排除在中西部地區外資稅收優惠體系之外。
(三)改變獎入限出的出口導向政策和引入外資的戰略，實行大進大出、進出平衡的外貿政策
獎入限出的出口導向政策和引入外資的戰略決策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特定的經濟條件和歷史情況下做出的。現在，我國經濟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之初的情況已經不適用於現今：我們的外匯不再短缺，相反，巨額的外匯儲備為宏觀經濟管理提出了考驗；資本由數量短缺轉為對結構和質量優化的需要；國民收入已經大大提高，國內資源價格不斷上漲。長期持續的“雙順差”也已經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了壹系列的問題。因此，應該調整獎入限出的出口導向政策和單純引進外資的策略，壹方面要鼓勵進口，不僅要擴大進口數量，更要鼓勵對關鍵技術、戰略資源的引進，以加快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整體規模的擴大。另壹方面要有針對性地加強海外投資，在強調引進來的同時，也要強調走出去。要選擇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有重要影響的行業和地區等進行戰略性海外投資，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基礎。
(四)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應該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的作用，不能把匯率簡單地看成價格杠桿，過分強調匯率制度在調節國際收支中的作用。匯率其實是壹種價值尺度，主要起價值標準的作用。國際收支的調節職能在穩定的匯率標尺下主要是通過貿易商品完全成本核算和靈活的價格機制去實現。目前中國貿易商品的部分競爭優勢源自成本核算的不完全，沒有充分考慮勞動力成本、土地稀缺成本、勞工保護成本和環境汙染成本，這種現象無法依靠匯率調整去解決。因此，在正確認識匯率作用的基礎上，要充分重視匯率作為價值尺度的職能內在要求穩定的特性，強調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重要性。通過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可以減弱對外貿易中的匯率風險，減少企業的損失；同時，避免由於匯率波動帶來的投機需求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壹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同時，可以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金融危機更加使人們意識到美元“壹幣獨大”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以及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性。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於我國對外貿易回歸到“以真金白銀換真金白銀”的本質狀態，從而避免美元結算制度下用出口換取外匯帶來的資產貶值等損失。因此，從根本上講，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對建立壹個更加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是十分有益的，因為這會使世界其他國家也意識到，“美國印錢——其他國家生產——美國消費”這樣的模式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從而以壹種更加務實的態度來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也有助於世界經濟均衡重新回歸到壹種較為理性的路徑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