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關稅保護，即對最終消費品進口征收高關稅，對生產最終消費品所需的資本貨物和中間產品征收低關稅或免除關稅。二是進口配額，即限制各種商品的進口數量，以減少非必需品的進口，保證國家支持的工業企業能夠獲得進口的資本品和中間產品，降低其生產成本。
第三，讓本國貨幣升值，以降低進口商品的成本，緩解外匯不足的壓力。其中，關稅和配額是進口替代戰略中最重要的保護措施。
與出口相比
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支持者壹定會問:那妳怎麽解釋制成品出口增長帶動的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跡？是特殊時期、特殊國家和地區的特殊現象，不能照搬到所有國家和地區。
壹個最明顯的事實是，在人均生產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國家越小，其外貿依存度必然越高。像德國這麽大的國家，外貿總額占GDP的50%以上，但與歐盟國家的貿易占外貿總額的50%以上。這樣，如果以歐盟為單位計算EU-對非歐盟貿易占整個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外貿依存度將降至僅20%以上。這壹事實說明，國家越小，經濟對外依存度越高，經濟越外向型，外向型經濟發展效率越高。
然而，這個事實也是反過來的。像“東亞四小龍”這樣的小國和地區可以通過出口實現經濟發展，但整個中國不壹定能通過同樣的方法實現經濟高速發展。其實國家越大，完成工業化的時候越內向。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出口導向度高於19年底美國趕超英國時的出口導向度。第壹個原因是美國比英國大得多。美國仍然是發達國家中外貿依存度最低的國家之壹。過去20年，美國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大大提高，現在只有25%左右(中國會接近50%)。更重要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通過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戰後最初幾十年特殊的國際經濟環境。二戰末期，西方國家達成了國際貿易自由化的諒解，各國大大降低了彼此之間的貿易壁壘。這種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沖擊，使得國際貿易快速增長，25年的增長速度遠遠快於世界經濟。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整個世界經濟總需求相對充足。在這種國際環境下，落後國家更容易增加出口，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比進口替代戰略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在當時沒有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中，確實有壹些做了蠢事，失去了機會。
時代變了，國際經濟環境與當時大不相同。目前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相當低，降低的空間不大。貿易壁壘的前沿指向發展中國家。西方經濟大國受困於嚴重的財政和社會支出赤字，害怕引起通貨膨脹，不敢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擴大總需求。這兩者都使得發展中國家不再擁有可以輕易大幅增加出口的國際環境。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陷入危機，這其實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最深層次原因。
與出口導向戰略相比，現在實行進口替代的好處肯定比過去大得多。然而，像中國這麽大的國家不可能靠出口來實現經濟發展。更何況，在中國無法替代進口的產品不可能有任何出口競爭力，這意味著壹定程度的進口替代甚至是出口導向型增長的前提。在這種情況下，不及時轉向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