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儲備對基礎貨幣的影響機理
壹般情況下，由國際收支順差引起的外匯儲備上升並不壹定會導致基礎貨幣的擴張，只有當中央銀行收購外匯形成外匯占款時，才構成基礎貨幣的投放有促使其增加的動力。另外，如果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的比例不大，外匯儲備增加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也很容易通過收縮國內信貸等方式沖銷。而我國自1994年以來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除境外法人和自然人持有的外匯可以在指定銀行開設現匯賬戶外，國內企事業單位的外匯收入必須按當日外匯牌價賣給指定銀行，而外匯指定銀行由於受外匯頭寸的限制，多余頭寸必須在外匯市場上再賣出。而中央銀行充當銀行間外匯市場唯壹的做市商。雖然2003年允許中資企業在指定銀行開設外匯結算賬戶，但也僅只能保持在壹定的限額之內。外匯結售制度下企業的外匯收入要賣給外匯指定銀行，如果企業的外匯收入為A(以美元計價)，當時的匯率為f(直接標價法)，外匯指定銀行則動用存放在中央銀行的超額準備金購匯，但由於外匯頭寸的限制，外匯指定銀行也只能持有k×A(0<k<1)外匯，其它的(1-k)×A外匯也只能由央行在外匯市場上收購，這樣央行又新投放了(1-k)×A×f的基礎貨幣，使得基礎貨幣達到：B*=B (1 -k)×A×f。這樣的結果是，外匯儲備被動集中到國家手中，外匯儲備的增加直接引起外匯占款乃至基礎貨幣投放的增加，銀行和企業、居民等微觀主體持有的外匯由於政策的制約具有剛性，並沒有同步增長，中央銀行外匯儲備和民間持有外匯所占的比例差距日益增大。而隨著外匯儲備規模增加並向國家集中，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以沖銷操作維持合理貨幣供應量的余地越來越小，外匯儲備增加引起的基礎貨幣增加的壓力轉化為基礎貨幣的現實增加，並導致貨幣供給量的擴張。本文對我國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關系的研究就是建立在這種制度約束基礎上的。
正常情況下，商業銀行和企業、居民等微觀主體持有的外匯可以起到外匯蓄水池的作用。這種作用有助於平抑貨幣供應量的過度波動。具體而言，如果外匯儲備政策對民間持匯沒有限制，在經濟上升時期，微觀主體外匯需求上升，民間持匯會增加，從而減輕中央銀行外匯占款的壓力；在經濟蕭條時，進口需求下降，微觀主體的外匯需求隨之下降，民間持有外匯的意願下降，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外匯市場買入外匯，增加從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應量，有效地配合擴張性貨幣政策。而我國由於結售匯制度的實施，中央銀行被動地集中外匯儲備，民間持匯受到限制，其平抑經濟周期的蓄水池作用得不到發揮，反而使外匯儲備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更為直接，兩者的相關性相當之大，外匯占款增量與央行資產運用增量之比1995年最高達到75.2%，只是1997年以後，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人民幣不貶值使我國出口增長下降，外匯儲備減少，外匯占款才有所減少。2000年外匯占款增加了753億元，占全年央行資產運用增加額26.1%。但到了2002年隨著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的好轉，我國新增外匯占款占新增基礎貨幣的比重又上升到61.6%。